杨海明摘自独立中文笔会
没想到在今天网上见到乔忠令的消息，我认识乔，但是乔并不认识我。1966年6月，发生了文革，乔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四年级（三班）的毕业生，而我是华师大二附中初三5班的毕业生。文革开始，我们无法毕业就留校参加文革至1968年六月离校。文革改变了任何一个中国人的命运。原先校方通知我可以升学本校的高中部。
1964年的春天，一个上午约十时，我们正在上班主任的数学课，所有教室的广播喇叭突然被打开，学校副校长王鸿仁兼校民兵团团长在广播中宣布，美国飞机已经轰炸到越南首都河内。全校沸腾了，大家冲出教室举行校内游行，要求参军参战。那年我还未满上十四岁，报名参加解放军无线电学校或空军滑翔员预备员学校，因人员有限，我自然没被批准。
后经考核，我身高1.7的瘦中等个的广东人，适合到法国海军学院学潜艇测量。当年的中国与美国、欧洲强国没有外交关系，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关系几乎跌倒零点。1964年，一声春雷，中国与法国建交了，于是中国紧急向法国派留学生。
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毛泽东，首先要考虑如何渡过台湾海峡。计划经济的思维，我们要轮到到高中毕业时，直飞法国学海军舰艇的测量。我的家庭出身不是很好，但在当年的上海市重点中学，要找个出身好、学习好、身体好、视力好、体重和身高都不超标准的男生，几乎很难。我得益于广东人种，个不高体不重。
文革开始后的1966年9月1日-9月2日，在上海华师大校长办公楼前发生了第一次学生静坐，我和乔都参加了，我刚满16岁，而乔比我大6岁的大学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乔在静坐现场发表了反对静坐的演讲，普通话标准极了，而我是支持静坐的，是当时参加静坐学生中属年龄最小的几个。当时不同观点人之间很文明，静听对方的演讲后，拍手鼓掌，没有哄闹。因我属年龄最小参加静坐的几个二附中的学生，被大学生护着，特别是被几个大学女生护者，以免受到伤害。我们坐在静坐人员的中间，男大学生坐在外圈，有的当纠察。
当年能被重点大学录取的学生，家庭经济比较好，文化层次较高，许多是资本家、教授、华侨的家庭。所以当时护着我们这些中学生的大多是有钱人家中学历很高的大小姐。文革后，各自的命运不同，但是后来许多都出了国。
马医生七○后一代人。曾在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学医，又在政法大学学法律，做过律师。后在上海民政第一精神卫生中心做医生。2009年由内科转精神科。2014年8月三病区的王慧医生告诉他，有一个被公安送来的病人。几天后，马医生见到病人乔忠令，听他诉说从文革到写作自传三部曲的冤屈，并出示他手边的文件资料及手稿。马带回资料看了几天，并根据他的观察，乔忠令在医院生活正常，资料真实，无精神病症状。完全是一个「不同政见者」。
上海精神病医院有一种按照「强制单」送来的患者，无需经过医疗诊断。护送者通常是公安机构。他们在单上签名后，医院不得拒绝接受。乔忠令2010年世博前被公安与居委会押送长宁区精神病院，后又转松江区华阳桥精神病院，2014年2月转送闵行区「上海民政第一精神卫生中心」。即马 医生上班的单位。乔忠令在这三家医院被不断加大剂量的服用精神病药物。这些药物可令大脑受损，丧失记忆和思维能力，还影响心脏与血管的正常运作。马医生和 乔忠令交谈时，意识虽然清楚，但手与嘴唇在不断抖动。公安指称根据乔忠令的着作，他要推翻共产党已是一个「被迫害妄想症」患者。
青年医生见义勇为营救乔忠令
马医生说，根据他的专业判断和信仰主耶稣的同情心，决定要营救乔忠令。当他将此计划告诉乔时，乔感动异常，连道谢谢。马医生反说，是我应该感谢你才对，你为国家的民主进步牺牲了一生，我们晚辈什麽也没有做。他们这样折磨你很不公平。马医生告诉我他採取三个营救的行动：
一、打电话询问医院医务科骆慧燕，乔忠令的医疗费是谁付的？骆质问他：你关心这个事干吗？挂断电话。马再找医院高慧副院长。高明说，乔是公安强制单送来的，医院必须接受。错了也不怕。乔忠令的「精神病」帽子谁也摘不了。高劝马医生不要插手这件事。
二、找到乔的主治医生沉怡。要求对乔忠令停止服药，乔没有 精神病。沉怡说，这事他不能作主，病区负责人邵斌元可以作决定。马医生致电邵。邵回答说：下星期一再说。到了週一早上，高院长来电话，要马医生马上到他办 公室去。马去了。期待有新的说法。结果只有一句话：警告马医生再不要插手乔忠令的事！
三、要求停药失败。马医生转而要求「减药」，以减少乔忠令的痛苦。他找到盛佳玲主任。她是医院在专业上最资深也是有最高信誉的医生，已经60岁。 马希望得到她哪怕是有限的支持。他告诉这位长者：对乔忠令的诊断很可疑，没有足够的临床依据。不料，盛主任以一副长辈的关照口气反过来说服他：今天在我们 这个时代，反对共产党，那是精神有问题的人才会反共。她举例一个同学的父亲，划了右派后，再也不去关心政治，一头搞专业，很有成就……
三 条路都走不通。马医生想，乔忠令迟早一天要被他们毁掉！他救不了他。只有一个办法：让这个迫害人权的桉子在海外曝光，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声援，他知道是 有先例可援的。但这样做，会不会带来更大的迫害？他和乔忠令商量。乔说，他已经是古代的义士一样，他的问题、他的要求早已公开，官方也知道。他无所谓了。 倒是担心你的安全。马医生回家和太太商量，终于夫妻俩一条心——
选择去美国！
为此，他做了相关的准备。利用每週一下班可以见面的机会为乔忠令拍了视频，包括书稿。乔写了亲笔信。他为乔买了好多食品，分给同室共居的两名年轻病人，盼他们以后不要欺负乔先生。他先于去年十月到洛杉矶一游，查看环境，印象很好。便于今年4月20日带着在一家大型超市任职的太太和幼女，从上海浦东飞往芝加哥，随即向移民局提出要求政治庇护。
马 医生对我说：无论从医学或信仰的角度，他都不可能再留在大陆，留在上海精神病院和他们同流合污，不能再以医生治病救人的高尚的名义，做政治迫害的事。他 说，乔忠令不仅对历史做了贡献，而且是一个优秀的人才，在一个正常的国家，他起码是一个大学教授。他为人正派，有道德。长期忍受着每月200元的清贫生活。马医生说为乔忠令的健康和自由做点事是值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