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环转自观察者
导言：中国走向世界
理解新时期的公平、正义观念和现实，需要放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这个大背景下。中国正在重新回到世界舞台的中心，在这个宏大的历史进程中，我们社会内部产生了不少有关公平、正义的思想和实践困惑。而实践层面、政策层面的困惑很可能源于思想观念上的模糊不清。
我们已经初步实现了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对世界各国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的海外投资遍布亚非拉、欧洲和北美地区，高铁战略已经成为“一带一路”的一个重要支撑，并为沿线国家所瞩目。随着中国的和平复兴，我们正在被动或主动地重新参与到世界秩序主导权的竞争当中。作为“世界工厂”，世界制造业的超级大国，我们的出口已经不是以纺织、服装、鞋帽为主了，机电设备等中高端产品也已行销世界。美国标榜自由，但却“Made in China”，也就是说，世界上很多国家已经离不开中国的生产力了。很多欧美普通家庭如果没有中国的商品，无法维持正常的生活。中国正在走向世界，商品出口、能源输入、资本输出的重要通道的战略意义愈加凸显。如果没有这些通道，我们就无法顺畅的行走世界。英国和美国在自己主导世界进程的时代，同样离不开这些通道，这就会出现中国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之间的竞争。这是我们今天讨论“全球化时代的公正观”的一个新起点。
不同的公正观
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公正观，这和我们今天的世界影响力以及与其他国家的互动密切相关。在中国走向世界的“通道珍珠链”中，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是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比雷埃夫斯港对于我们今天讨论公正问题有什么意义呢？首先，比雷埃夫斯港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是通往地中海各口岸的重要支点，而今天已经主要是由中国企业在运营。其次，比雷埃夫斯港在西方文明史上具有神圣性。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精神源头，美国这样的“新罗马帝国”常常把自己的制度、文明追溯到希腊，而比雷埃夫斯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西方文明的一个发源地。在柏拉图对话体著作《理想国》中，苏格拉底和他的学生以及同胞之间的对话，就是在比雷埃夫斯港展开的。这场影响至今的对话从“什么是正义”开始，进而反复追问什么是好的生活、好的共同体、好的政治。
我们可以从中提炼出第一种公正观，即基于德性的公正观。这种公正观主张各司其职、各尽其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分配机制是由城邦当中最有德性、最有智慧的人，既是哲学家又是政治家的人来设定，由士兵充当护卫者、农民工匠充当生产者，由此建立一个好的社会秩序。这是西方社会第一种重要的公正观，即基于德性的公正观。这种公正观的启示意义在于，每个人在现实生活中都可能看到很多不公平、不正义的现象，那我们每个人还要不要坚守美德，坚持正义，持之以恒地过一种正义的生活。
比雷埃夫斯港
第二种公正观是基于福利的公正观。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兴起以后，英国大搞圈地运动，导致了非常严重的贫富分化现象。1795年5月6日，两个英国地方法官在一家旅馆制定了一部影响了英国资本主义文明进程的法律，即，斯品汉姆兰法。它从来没有经过国会的批准，也不是普通法传统中的法官通过先例造法，实际上没有发生相应案件，完全是两位法官“制定了这部法律”。但它却的确在英国全境被执行了，从1795年开始，一直到1834年被废止。
在这部法律中，两位法官出于父爱般地家长式保守主义，人道而仁慈地，将面包价格与工人工资挂钩，明确保障工人个人有权获得足以维持其温饱状态的合理工资；不仅如此，他的妻子、子女也有权获得温饱保障，所需费用都根据面包价格计算。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工人的工资不足以维持其自身以及家人的温饱，就可以获得额外补助。这在英国历史第一次创造了工资外的补助保障制度，并使工人的工资变成了最低生存工资，同时也成为最低家庭生存工资。看上去，没有什么比这更能体现家长式的父爱主义治理原则了。
那么，谁为这样一种法律买单呢？很简单，两位法官给了两个选项：一个是工人及其家人的劳动所得，一个是来自济贫税的政府补助。前者是对雇主说的，不是必须的；后者是对政府说的，是必须的。因此，结果就是，雇主可以用任何价格来雇佣劳动者，因为政府负责补贴工资的不足部分；劳动者也可以终日“磨洋工”，因为不干活也可以获得补贴。
因此，这部法律实际上是将济贫税补贴不恰当地嵌入了劳资关系，看上去是补贴劳动者，实质上是补贴雇主。一场致命的脱嵌运动随之展开。劳动生产率很快就下降至赤贫工人的生产力水平，雇主又借此拒绝提高工资；工人的工资可以无限低，而且也必然无限低，从而导致大众“一旦依赖救济，就永远依赖救济”。最终，本来是用来阻止资本主义对英国社会结构的破坏作用，用来延缓普通工人的无产化的斯品汉姆兰法，却导致了大众的赤贫化。他们在脱嵌运动中向着马太效应的底端无限降低，最后甚至失去了“人形”；而雇主们则又一次处于托嵌运动的顶端，他们朝向马太效应云端的迅速前进，没有受到任何约束，反而受到了嵌入机制的错误鼓励。
这部看上去符合福利主义的法律及其所蕴含的公正观念，实际上并没有缓解反倒激化了贫富分化，大量劳动者并没有真正得到补贴。但是，这种基于福利的公正观毕竟开启了理解公正问题的一个新方向，一个由政府来承担社会保障责任的新方向，这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思想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起源。
第三种公正观是基于自由或者权利的公正观。这种公正观实际上也是在英国圈地运动以来的原始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它的创造者包括很多著名的西方思想家，杰里米·边沁就是其中一位。边沁去世以后被做成了木乃伊，存放在英国伦敦大学学院。伦敦大学学院把他认作创校董事，每次开董事会需要表决的时候，就把这个木乃伊抬到会议室，实际上边沁并没有创立这个学校，校方只是由此表达对其思想成就的尊重。假如10个董事出现5：5的表决僵局，就假设边沁投赞成票，他是永远投赞成票的。如果已经产生了多数，就不用他投票了，但每次开会都会把他抬出来放在那，这件事听起来当然是非常怪异的。
那么，边沁为什么这样被英国人尊重呢？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提出了基于自由或权利的公正观，也就是功利自由主义，这种观点认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利”，听起来是非常高贵、非常美好、非常人道的。但是，边沁提出这种基于自由或权利的公正观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又是如何解决问题的呢？首先，与基于福利的公正观一样，这种基于自由或权利的公正观也是为了解决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严峻的贫富分化。其次，他用了什么方式来实践这套理论呢？他发明了一种新的社会控制机制——圆形敞视监狱。监狱看守处在面向所有囚室的中心位置，可以监视所有囚犯的活动，这些犯人因此就会自觉约束自己的行动，自觉遵守监狱规则。而且，这并不仅仅是一种思想实验，边沁还有个兄弟，把他的想法付诸了实践，设计并建造了一种圆形敞视工厂，把一些有劳动能力的穷人、流浪汉、乞丐等放在里面做工，最大限度地利用他们的劳动能力。而且按照英国当时的法律，他雇佣这些人还可以拿补贴。浪费这些人的劳动能力，被视为是一种犯罪。显然，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利，落在实践层面就很不高贵、很不美好、很不人道了。边沁的思想又为后人进一步发展，自由和权利背后有个核心的假设，即每个人都是自身最佳利益的最佳判断者，而且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种个人主义的观念，本质上是排斥一切外在限制的，无论这种限制是来自政府、来自法律还是来自他人。所以，这种观念在安顿人心、维系社会、存续文化上常常捉襟见肘。
边沁
我们讲生存权、发展权是人类社会整体和每个人个体的基本权利。那么，生态环保是不是一种基本权利？福利是不是？上网是不是？在城市化过程中，拆迁户获得公平补偿是一种权利，如果钉子户要求巨额补偿是不是一种正当的权利？个人主义的自由观或者权利观念，在现实中往往倾向于基于市场交换的经济自由主义，其极端版本更是把商品交换逻辑适用于非经济领域，没有什么不可以买卖。因为“我”是自主的，“我”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事务，自己可以管理自己。如果你对“我”征税，你就侵犯了“我”的财产权；如果你强迫“我”劳动，你就侵犯了“我”的劳动权，你就可能把“我”变成奴隶——这个奴隶不是美国历史上黑人那种种族奴隶，是一种职业上的奴隶，也就是“工资奴隶”。所以，基于自由和权利的公正观强调政府不能够干预市场，政府不能随意征税，政府在绝大多数场合下不能侵犯公民的权利，尤其是财产权。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问题都可以书是这种观念的产物。比如，更接近于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放任主义就主张一切都是由市场说了算，一切都可以由买方和卖方通过交换完成。可以看出，基于自由的公正观对于政府和市场各自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的主张，是和基于福利的公正观非常不同的。
第四种公正观是基于需要的公正观。亚当·斯密写了一本《国富论》，被公认为西方经济学的创始人。中国最早引入西方政治经济思想也可以说是从《国富论》开始的，严复把它翻译为《原富》。有一张漫画把亚当·斯密称为资本主义之父，把马克思称为社会主义之父，描绘了马克思在天堂遇到亚当·斯密的场景。亚当·斯密说：“卡尔，你的唯物辩证法很深刻，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概括非常精辟，你的资本论吓到了很多资本家。”马克思回答说：“哪里，哪里，我只是在揭示、批判社会的不公正现象，尽我自己的责任。”马克思对社会不公的批判实际上是基于人之为人的全面需要。每个人都有一系列基本需求，社会学家马斯洛把它概括成几个层次：一是生理的需要，比如衣食住行；二是安全的需要，防止自己的生命受到危害、威胁；三是社会交往的需要；四是获得他人尊重的需要。最高的一层，说的是自我实现。获得尊重可能有很多方式，比如有人希望通过外在的物质获得别人的尊重，有人希望通过内在的修养获得别人的尊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我们今天讲中国梦，每个人对于中国梦都会有自己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