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文峰转自自由亚洲
“‘反右’运动”五十五周年说“反右”
2012.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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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右’运动”五十五周年回顾“反右”*
今年是中国的“‘反右’运动”五十五周年。五十五年前的1957年发生在中国大陆的“‘反右派’斗争”，简称“反右”，是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之后几次大规模政治运动之一。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还常常可以听到有人说起某某人曾经被打成过“右派”，有过一段沉重的人生经历……
在以前的“心灵之旅”节目中，我也采访过一些当年曾经被打成过“右派”的人士，请他们谈是怎样被打成“右派”的，以及被打成“右派”后人生的坎坷跌宕。在今后的“心灵之旅”节目中，还将继续播出“‘右派’沉浮录”，听更多人讲述亲身经历，见证这段历史。
五十年前的“反右”，是一场什么样的运动？当年究竟有多少人被打成“右派”、划入另册？直到现在，来自中国官方和独立研究人士的说法仍然很不相同。
* 丁抒博士：被打成“右派”、划入“另册”者一百二十万 *
现在在美国一所大学任教的“反右”运动和中国当代史研究专家丁抒博士是“反右”专著《阳谋》一书的作者。
关于“‘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划入另册的人数，丁抒先生认为：“到底‘右派’有多少人，我查了相当多的资料。 毛泽东一直认为是四十多万，中共中央一直认为是‘四十五万’、‘四十六万’，他们从来就不知道他们打了多少‘右派’。就这个‘四十五万’、‘四十六万’的数字，中共用了二十年。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胡耀邦、邓小平他们做了一件很大功德的事情，决定给‘右派’所谓‘改正’，但他们不愿意说‘平反’，这时候才统计，是五十五万多。从此以后，所有资料书就把这‘五十五万多’，作为正式打‘右派’的数字。”
主持人：“您认为这个统计数字对不对？”
丁抒：“我说不对。”
主持人：“您根据什么？”
丁抒：“第一，根据戴煌先生的调查。戴煌先生是个大‘右派’啦，他说，当时说‘五十五万右派’，都是一些上了名册、拿工资的。大学生之类不在数，不拿工资的不在数。
第二，还有一批人被当作‘右派’处理了，实际上没有进‘右派’花名册，或者基层单位把他打成了‘右派’，报到上级，上级并没有批复下来，但是下级单位就把他按照‘右派’处理了，送去劳改、劳教、开除等等。事后发现，他们根本就不是‘右派’，所以‘平反’（改正）也没有他们的份。这样的例子也很多。
还有一个很重要——当初打‘右派’的时候，分类很多，有‘极右派’、‘右派’、还有‘中右分子’，也是毛泽东亲自点的，而‘中右分子’，按中共党史专家廖盖隆先生的说法，也是按敌我矛盾处理了。
据我的调查了解，全国‘中右分子’大概有四十万左右。另外还有些人，说他们有‘右派言论’，叫‘右言分子’。另外由于中共中央的文件中提出来‘疑似右派’，所以全国又抓了一大批‘疑似右派’。”
主持人：“这些一共有多少人？”
丁抒：“根据我的统计，我是作了一些抽样调查，‘右言’、‘中右’、‘疑似右派’加起来大概也是六十万。
所以，按理说全国‘反右’当中被戴上‘帽子’的，是一百二十万。
中国在这点上是不诚实的。你当初抓‘右派’的时候，‘极右派’、‘右派’和‘中右’你是一起抓的，处分也是一起处分的。为什么一到要‘改正’的时候，‘中右分子’你不算了？那四十万人，你就抹掉了，根本就不提，好像这四十万‘中右分子’从来没有存在过！很多‘中右分子’也是被送去劳改、劳教的，也送到‘北大荒’去劳改的。当然这个所谓‘劳改’是‘劳教（名义）’，但是也到了劳改农场。”
* 丁抒博士：至今仍未获改正的“右派”约不到一万 *
中共当局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为中国大陆五十五万“右派”履行了所谓“改正”手续，宣布他们是被“错划”成“右派”的。当年被打成“右派”，正式戴过“右派”帽子的人中，也有些至今没有被“改正”。这样的人究竟有多少呢？”
丁抒先生说：“不到一万人”。
在这不到一万至今没有得到“改正”的“右派”中，比较知名的有罗隆基、章伯钧、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林希翎。其中；林希翎女士于2009年9月21日在巴黎病逝，享年74岁，是最后一位离世者。至此，以上几位全部离世。
*林希翎女士：没有“‘反右’运动”，后来也不会发展成“文化大革命”*
林希翎女士生前在“心灵之旅”节目中多次接受过我的采访。
1957年林希翎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四年级学生，1957年因发表“中国实行的是封建的社会主义”、“胡风不是反革命”等言论被打成“右派”，第二年入狱，坐牢十五年，1983年移居法国。
林希翎说：“新中国成立以后，到了像‘反胡风运动’……”
林希翎女士这里所说的“反胡风运动”，是1955年毛泽东发动的所谓“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胡风先生是著名的评论家、诗人和翻译家。胡风后来被监禁二十多年，1979年出狱，后来得到“平反”。
林希翎说：“‘反胡风运动’就已经开始政治上肃反扩大化，对一部分人已经开始造成灾难，但是这么大规模进行全国性公开的政治运动，那就是从这个‘反右’开始。没有‘反右’运动，后来也不会发展成‘文化大革命’”。
* 朱正先生：毛泽东的“匈牙利情结”*
原湖南人民出版社编辑，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朱正先生1957年在《新湖南报》社工作期间，被打成“右派”，当时26岁。四十一年后的1998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关于“反右运动”的专著《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谈到‘反右’运动为什么会发生，朱正先生说：“简单地说，‘反右派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知识分子的矛盾长期积累的一次猛烈的爆发。是执政党和党外的政治力量，就是以‘民盟’为代表的民主党派长期矛盾的一个猛烈的爆发。
毛泽东是带着他的‘匈牙利情结’进入1957年的。因为‘匈牙利事件’是1956年10月底到11月初发生的，‘匈牙利事件’刚刚被苏军的坦克平息下来以后，中共举行了八届二中全会，主要议题就是谈‘匈牙利事件’。毛泽东当然极不希望在中国也发生‘匈牙利事件’，他对于当时中国知识界对‘匈牙利事件’、对波兰政局的变化表示的热情非常反感。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里可以看到很多。
所以，毛泽东在6月8写的党内指示谈到，要把‘匈牙利事件’分割开来，要‘变成一些小匈牙利事件’再去处理。在他这个指示之下，马上就出现了一大冤案，就是湖北汉阳县第一中学在六月十几日因为中学生升学率上街游行，结果就说，这是一次‘民盟’策划的‘小匈牙利事件’，学校的副校长，还有两个人被枪毙，制造了极大的冤案。直到1985年湖北省委经过中共中央批准，才给那个冤案‘平反’。
对于很普通的学生闹事，他把它说成是‘小匈牙利事件’，所以就说明他这个梦魇、这个‘匈牙利情结’在毛泽东思想中的影响。”
*丁抒博士：1957年5月的一张时间表 *
1957年上半年，毛泽东先是号召“整风”、“鸣放”，后又在《人民日报》发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开始“反右派斗争”。
现在看看丁抒博士提供的“反右”早期一些大事的时间表。
丁抒：“毛泽东写所谓的‘反右的新号令’这篇文章叫《事情正在变化》，是5月15日就写完了，可这个时候，全国‘鸣放’其实还没有开始，只是零星在报上登了一些党外，或各民主党派给共产党提的意见，陆陆续续的，意见都比较温和，并没有很激烈的。 真正比较激烈的‘鸣放’运动是在大学生介入以后。
可以看一张时间表――5月19日，北京大学出现第一张大字报。
章伯钧是5月21日提出‘设计院’的设想。
龙云所谓发表的‘反苏言论’是5月22日。罗隆基提议设立‘平反委员会’，处理以前‘肃反’和历次运动当中的冤假错案，也是在5月22日。
著名的中国人民大学女学生‘右派’林希翎，抨击中共‘实行封建社会主义’，是在5月23日。
清华大学的学生贴出大字报要求开辟‘民主墙’，是5月24日。
上海华东师大第一张大字报《向北大同学学习》，是在5月28日。
储安平的所谓‘党天下’更晚了，那是6月1日。
后来所谓‘最猖狂的右派言论’统统都是在5月15日毛泽东写《事情正在起变化》以后才‘放’出来的。
这个时候，中共在党内已经在布置要‘反右’了，可是他们这些人根本就什么也不知道。”
*丁抒博士：共产党小范围给被认为可靠的知识分子透底，他们没出来提意见*
丁抒：“当然，共产党只是在小范围内把他们认为一些可靠的知识分子个别私下作了通知，这些人就没有出来‘鸣放’，没有出来发言，没有给共产党提意见。
举个例子就是北京大学教授熊伟（音）说，他是被彭真接到北京城里去和其他一些教授，他也没有点明是哪些人，告诉他们党的整风鸣放，给他们透一点底，所以他们（后来）就没有说话。但是他事后也比较内疚，没有把他得到的信息告诉他们（别人），结果他们不知道中共有‘引蛇出洞’这么一个安排。”
* 朱正先生：“反右”中颠倒是非、影响深远长久 *
朱正先生提醒人们注意，在‘反右’运动中，一些被划为“右派”的人所提的意见，在很多年之后，被证明是正确的。
朱正：“比如当年法学界批判‘无罪推定’，批判‘独立审判’，这些在现在已经被接受了。像当年经济学界批判北京大学教授陈振汉，批判上海高方，把他们‘引进外资’等主张作为一种错误观点批判，说是‘卖国’……现在看，事实上也纠正这些了。
当时批判的许多东西，假如当时不是批判它，而是仔细考虑或接受它的话，那中国的建设、现代化的程度、民主化的程度要大进一步。
所以，实际上当时是颠倒了是非，把一些正确的东西当作错误的东西来批，造成的影响是很深远、很长久的。”
* 朱正先生：“反右”——干部队伍的逆向淘汰，历史影响极坏至今*
主持人：“据您看，‘反右’运动对中国社会还有哪些方面的影响？”
朱正：“‘反右派斗争’实行了言者治罪的原则，对提意见的人，马上就把他打成‘右派’分子，给他戴上帽子，轻的批斗，重的送去劳动教养，没有人敢再说话。接着来的‘大跃进’，就可以毫无批评地展开。
毛泽东和周恩来很多文章也都承认，不过他们是用一种意识形态的词汇说的，说‘如果没有政治战线、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就不会有大跃进’。这个说法完全对，不过把‘反右派斗争’称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把他们这种话翻译成普通人的语言，就是如果没有‘反右派斗争’，就不会有‘大跃进’。‘大跃进’这个事情在历史上起的破坏作用，是大家谁都看得清楚的，这就是‘反右派斗争’的直接结果。
‘反右派斗争’极大地败坏了社会道德，把一些正直的人、敢于坚持原则、敢于讲真话的人加以打击；对那些说假话、趋炎附势、告密卖友的小人加以表扬、鼓励、提拔……所以，有人说这是干部队伍的一次极大的逆向淘汰，把好的淘汰掉，坏的提上来。对于整个干部队伍平均的业务水平、道德水平都是个极大的破坏。
所以，我觉得‘反右派斗争’在历史上起了极坏的作用，有些一直到今天都还没有能够恢复过来。”
* 林希翎女士：回顾“‘反右’运动”，非常必要*
林希翎女士特别强调回顾“‘反右’运动”的必要性。她说：“我觉得对这段历史作回顾是非常必要的。特别对于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看了对我的一些采访，一些有关资料，觉得都好像天方夜谭似的，但是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是存在着这个时期。”
像林希翎女士一样接受过“心灵之旅”节目采访、现在已经离世的曾经被打成“右派”的人还有很多。他们留下的声音已成绝响。
*李梧龄先生：“反右”无法无天而且残酷，要消灭舆论，实行愚民政策*
李梧龄先生是《泣血年华》一书的作者，2002年12月13日病逝，享年67岁。李梧龄先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当时不满22岁，是上海复旦大学因成绩优异提前毕业留校的新教师。成为“右派”后，他被送去劳教、劳改，一共被关押二十五年。他在获得“改正”后，在上海同济大学任教。
李梧龄先生在人生最后一段时间接受我的采访，谈他对“‘反右’运动”的看法。
李梧龄：“我认为这个‘反右运动’是共产党所发动的数不清的运动当中的一个环节，而且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我们如果从什么‘湖南农民运动’、江西的‘反AB团’，实际上后来我们知道这个‘AB团’根本不存在，‘延安整风’、以及‘土改’啊，建政以后的‘思想改造’啊，‘反《武训传》’啊，大学当中的、文艺界的种种运动来看，运动多得不得了。但是可以说所有运动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无法无天。不讲法律，而且非常残酷。
当然从局部方面来讲，你想想‘土改’那么残酷，当场随便开个群众大会就杀人了，比起‘反右运动’要残酷得多，但是规模来讲，‘反右派’要大。毛泽东他‘打天下、坐天下’，他自己公开讲他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他深知道，要做到无法无天，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舆论消灭掉，要把新闻自由消灭掉，要实行愚民政策。所以他嘲笑秦始皇，说秦始皇焚书坑儒才坑了四百一十六个，他的规模要大得多了。他当时讲这个话的时候，说他‘肃反’杀了几十万人。可那个‘肃反’还不是‘坑儒’，对真正的‘儒’，也就是对知识界的行为是从‘反右’运动开始。”
*刘宾雁先生：“反右”造成的影响前所未有，社会邪气压倒正气的大逆转*
著名作家刘宾雁先生1957年在《中国青年报》任记者时被打成“右派”，开除共产党党籍。1979年“改正”以后，到《人民日报》社工作，1987年在“反自由化运动”中再次被开除党籍。后来流亡美国。
回顾“反右”前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刘宾雁先生说：“毛泽东时代无论‘反右派运动’以前，还是以后，中国的作家、知识分子是没有自由的。那时候甚至没有沉默的自由，必须按照党的要求去说话、去写文章。”
主持人：“请问您怎么看‘反右运动’的发生？”
刘宾雁：“‘反右’运动当然是从1949，1950年以后毛泽东以打击知识分子为目标的运动的一个继续。它不是开始，但是一个高峰。”
主持人：“您认为‘反右运动’对中国当代社会产生了什么影响？”
刘宾雁：“它造成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应该说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像这样子以文人……以有文化、有知识、有思想的人为对象的这样一种扫荡、打击恐怕是前所未有的。它同时还带来一些其它后果。我认为中国社会邪气压倒正气的情况，我看是从‘反右运动’以后开始的。”
主持人：“您为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
刘宾雁：“因为在‘反右’中被打击的不仅是党外的人，还有很多党内的。我当时也是个共产党员。是毛泽东自己决定的，党内照样要搞‘反右派’的，照样打‘右派’，而且打了‘右派’一定会开除党籍。这已经是个常识了。
在1956、1957年敢于出来说话，敢于写文章主持公道、批评当时社会问题的……应该说都是社会最优秀的人，在党内也是这样。而在‘反右’中间那些打手，按照党的号召，当然也有个人的目的，在里面作了出色的表现，‘在火线上立了功’的人，有的不是党员就入了党，有的原来是党员的就提升，可以叫作‘党内的新左派势力’吧，大批这样的血液就输送到共产党里面来。所以共产党的变质应该说也是从反‘右派’运动之后加快了步伐。把‘反右派运动’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逆转，一个大逆转，还是恰如其分的。”
主持人：“您认为是大逆转，转成了什么样？”
刘宾雁：“‘反右’之后，确实出现了万马齐喑的局面。造成社会的各个层次、各个阶层普遍的恐惧，觉得不能随便说话了。因为被打成‘右派’的人不仅仅是在政治上提出一点不同意见的人，在一个小小的小学里给校长提点意见；在人民大学给党支部书记提点意见……都打成‘右派’了。何况还有很多被诬陷的。”
2005年12月5日，刘宾雁先生病逝于美国，享年80岁。
*茅于轼先生：“反右”颠倒是非，对“反右”和“文革”历史研究非常不够*
中国著名学者茅于轼先生当年也被划为“右派”，那年他28岁。从上海交大机械系毕业的茅于轼先生当时在北京的铁道研究院作研究工作。多年前已经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退休的茅于轼先生，现在北京任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于轼先生也着力探讨“反右运动”发生的原因，并且强调回顾这段历史的必要。
茅于轼：“为什么能做成这么一件事呢？有几方面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共产党‘解放了全中国’，所以大家对共产党抱了巨大的希望，而且共产党进城时表现为很有纪律、很有效率。毛泽东的文章、他的言论……这个时候大家对共产党是深信不疑的。所以，虽然他说了很多大家很难接受的话，可是大家都以为‘是不是我自己错了，还是共产党对呀？’没有把握来作判断。
第二个原因当然是共产党手里有政权嘛，不听话就镇压你嘛！人们不敢说不同意见。少数人敢说，境况就是很悲惨了。
所以，由于这样两个原因就使得这样一个完全是颠倒是非的一件事，居然能够做得成。
为什么说现在我们需要反思？需要总结？其实人类社会一直有这样的事情。回顾‘反右’这段历史，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是非常不够的。就好象‘文革’历史的研究也是非常不够的。这个问题迟早要解决。现在可惜就是年轻人离开这一、两段历史越来越远。现在讲给他们听，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所以为什么要学历史呢，用处就在这儿。
这段历史其实并不远嘛。现在还有很多人、很多事情、很多资料还存在，所以需要认真地来研究它。有关的人说了什么话？前后的时间是怎么样的？因果关系是什么？各人说这些话的出发点、立场是什么？这些都缺乏研究。
趁我们现在人还在，需要研究它，防止以后再次发生。”
*茅于轼先生：“反右”过程无耻、真理遭巨大扭曲，毛泽东所做最无耻的事*
茅于轼先生回忆‘反右运动’是如何开始的。
茅于轼：“开始的时候大概是2月份，毛泽东作了几次‘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这个报告听上去好像是真心诚意向党内外人士征求意见，这个时候就轰轰烈烈开展了‘鸣放’。这么一直到了6月份吧，忽然之间他就决定要开始‘反右’了。于是就在《人民日报》好几个报纸的社论上发表他的文章。然后把过去批评党的一些人都说成是‘右派’，这个故事就是这么发生的。
这是一个最无耻的过程，毛泽东一辈子做了好多事，这是最无耻的一件，自己还说是‘阳谋’。以后他做的很多事证明他这是一贯的。他不仅仅是发动了‘反右’，以后发动‘文革’，把刘少奇、贺龙、彭德怀一个个搞下去。普遍的是迫害。用各种方式侮辱你、甚至打你、关起来、长时间的妻离子散，不许做自己的工作，失掉自己对社会贡献的机会，不断地叫你‘交心’、‘思想改造’、不断地施加压力，用谎言和无耻的言论来侮辱别人……。这不是他一个人干的，是一大群人干的。”
主持人：“您说的这一大群是些什么人？”
茅于轼：“这些人中间我不敢说有多少人，心地不正吧，整人的人很多。整人的人有的以为他是正确的，有的自己有不可告人的动机……各种原因凑在一起，就是所谓把人内心里最肮脏、见不得人的东西抖露出来。毛泽东挑动人跟人去斗，这就是他干的事。”
主持人：“请问您怎么看现在人们对‘反右运动’的回顾？”
茅于轼：“我觉得非常必要。因为这是真理受到巨大扭曲的故事，其实这样的故事在人类历史上是多次出现，当然是不同的名词，它们有共同的地方——就是把非常明显的一个道理说成是错误的。”
*朱正先生：成书甘苦，一部书稿两地出版书名、内容有别，希望读者边看边想*
我对《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一书的作者朱正先生作专访时，请他谈谈这本书的成书经过。
朱正先生说：“这书有两个本子，一个是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的， 书名就是《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其实我这本书的手稿书名就是《两家争鸣》，河南出版社的编辑把书名就改成《1957年的夏季》就报批了，我不喜欢这个书名，就和他们社里一位先生说起，我说‘我这《两家争鸣》的书名好一些’，他说‘已经报批了，不好改回来’，就加了个很长的副题‘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这书是1993年写好，1998年才印出来，我就等联系出版社。中间我又补充了一些材料。有一位朋友把我最初的手稿带到外面去了。2001年在台北允晨文化公司出的书名《两家争鸣》，我原来的书名、最初的手稿。
在大陆犯忌讳的一些话，大陆版都删掉了，台北版都保留下来，我原来怎么写就怎么印了。后来这几年增加的新材料也没有能够增补进去。这两本就不完全一样了，两本加在一块儿才完整些。
后来我又有个修订稿，BOOKOO网把我的修订稿出了。现在有些网自己拿去根据河南人民出版社的本子录入的，那个不好，错字很多。出版过程简单说就是这样。”
主持人：“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想写这样一本书？写书过程中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以后怎样动笔写？”
朱正：“因为我自己就是‘反右派斗争’当事人，1957年我是被打成‘右派’的，所以这段历史我是刻骨铭心记得很清楚的。所以有些读者看了我的书就说‘你这么多资料，一定作了很多记录、很多卡片什么的’，我说‘根本没有做卡片’，我不需要做这些准备。我回忆一下大概当时在什么报纸上有篇什么文章，结果一找就找到了，对这段历史我太熟悉了。
实际上我是从1957年以后就时常想做这个题目。具体引起来就是那次在邵燕祥先生家，他把他的手稿给我看，那篇文章叫《1957中国的梦魇》，后来发在花城出版社出版的邵燕祥著《非神话》，他的杂文集，见216页。我那天到他家，他给我看刚写完的手稿，我觉得写得很好。我说‘这个题目太大了，你这一万字左右只能说点观点，真要把这题目做好，观点和材料都要有’。我说了这个想法，他很支持我，而且给我提供了资料的援助。
我这本书主要有三个材料来源。一个就是当年出版的《新华半月刊》，现在叫《新华月报》，就是把半个月中间报纸上的一些最重要的文章选编进去的文摘性刊物。我把1957年、1958年的《新华半月刊》从图书馆里借来，这是个最重要的来源。所以我书上引的《人民日报》哪篇哪篇都是从《新华半月刊》上翻来的。
第二，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得到一部书，就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时候，中国人民大学为了‘反右派’，自己编印了一部书《社会主义教育阅读材料选编》，就是把当时那些‘右派’的言论和批判右派的文章一共印了四本。这本书给我提供了很重要的帮助。比方说，像那些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像陈振汉的那些论文这里面就有，是作为批判材料因在里边的。它是从当时的报刊上找来的，我没有可能把当时所有这些报刊都找齐。
还有一个材料来源就是《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后来倒是更多了，文献出版社出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一共出了十三本。但我开始写的时候，没有利用这个材料。还有就是有些人的回忆文章，比如薄一波的、李维汉的……这些都是公开出版物，他们谈到这一历史事件的材料我也尽量利用了。”
朱正先生说：“我觉得‘反右派斗争’在历史上起了极坏的作用，造成的影响，长远的有些一直到今天，都还没有恢复过来。
叶圣陶的儿子叶至善先生对我说‘我看你这本书看得很吃力。有些书，就这么看下去了，我看你这书的时候，一面看一面还得想’。我就笑了，说‘我不就是最想读者都像你这样吗？一面看我这书一面想，不就对了吗？”
以上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