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5月25日讯】文革初期，毛泽东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后，将斗争矛头转向被发动起来的普通群众。历史今日，1968年5月25日，中共发出《转发毛主席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的通知》，发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中共高层直接掌控的各地的“军管会”、“军宣队”，以及由军人控制的各地“革委会”，是这场“清阶”运动的直接领导者；运动波及全国城市和农村，涵盖从科技文化知识份子到工人和农民的社会各阶层。“清阶”运动，比文革初期红卫兵抄家、打死“狗崽子”的“红色恐怖”时期更加打击面大、更加阴暗恐怖、更加凶狠残酷、更加旷日持久，全国各地大屠杀触目惊心、比比皆是，并出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第三波自杀高峰。

“清阶”是文革一个主要部分，是文革中持续最久的运动，运动中有三千万人被揪斗，致五十万人死亡。作家及文革研究专家丁抒在《文革中的“清理阶级队”运动》一文中详细记录了这一血腥大屠杀运动。以下为文章内容节选，有删减。

毛打倒刘邓后 发动“清阶”运动

一九六六年，毛泽东为了扳倒其党内的“敌人”刘少奇、邓小平，发动了红卫兵和学生运动。毛泽东从中也看到了允许人民结社成立组织的后果。到了一九六七年一月，毛泽东对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已经有了十分把握，“民意”这张牌，他就要收回了。他开始转移斗争矛头。一月二日，毛泽东指示：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重点是北京、上海、天津、东北。一月三十日，他在一份关于阶级斗争情况的报告上写了个批示：“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

这是文革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毛没提“当权派”，而只讲“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而且他所谓的“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点明了不是指共产党干部、当权派，而是在文化革命中的积极分子。从那之后，一般老百姓、普通人不再安全了，运动的矛头就要对准他们了。一月夺权，各地造反派把权夺到手里，以为可以掌权了。殊不知毛泽东另有安排，请军队出来把权接过去。他设想的是：支持群众组织夺权，但不让群众组织掌权，全国实行军事管制。二月实行军事管制后，全国大肆“镇压反革命”，抓捕造反派，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运动中自己跳出来”的积极分子。六月，毛泽东派其警卫部队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到北京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等几家工厂，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会”执掌权力后即开展所谓“对敌斗争”。此外，斗争的另一个主要对象就是所谓“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

新华印刷厂军管会进厂不到两个月，就揪出了十个“反革命分子”。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三日，姚文元将新华印刷厂军管会的文章《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送毛泽东批阅。5月19日，毛泽东作出批示说：“文元同志：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转发毛主席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的通知》。从此“清理阶级队伍”即在全国展开。

“清阶”是文革一个主要部分

毛泽东在一九六八年十月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这场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我们讲，要搞到底。什么叫搞到底？这是一个问题。估计三年差不多。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包括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兵简政、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现在正搞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这件事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于是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发布公报，说：“必须继续在工厂、人民公社、机关、学校、一切企业事业单位、街道等各个方面，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把躲在广大群众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挖出来。”

此后“清阶”即成文革的主要内容。而文化革命起先的斗争目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倒不是“清阶”的主要对象。共产党所有的派系联合起来，对人民实行专政。毛泽东依靠的还是原来刘少奇和周恩来的党和政府机构的系统。他本身就是那个系统的一员，没有那个系统的正常运作，他在中南海一天也坐不住。毛泽东依靠党组织和军队控制社会。一切都是旧的。唯一的新东西是“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工人阶级宣传队”。各地的“军管会”、“军宣队”，以及由军人控制的各地“革委会”，是这场“清阶”运动的直接领导者。

文化革命的重点本来是揪“走资派”，但除非被冠以“叛徒”或“特务”，走资派却不是“清理阶级队伍”的主要目标。按毛泽东的说法，“清理阶级队伍要搞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革命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曾下达《关于城市（镇）街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指明任务是：“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他们在各省、市（镇）的代理人”，“揭露打击社会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以及隐藏的各种敌特分子。”这已表明打击的重点实际还是传统的“阶级敌人”。“清阶”时各地被“清理”的对象不尽相同，但“地、富、反、坏、右”这五类分子是不可少的。他们是所谓“老运动员”，斗争这些人已不新鲜，新鲜的是各地因地制宜归纳的“ｘｘ类人”。被归于“ｘｘ类人”的五花八门，形形色色：“反动资本家”、“政治骗子”、“国民党嫌疑”、“阶级异己分子”、“反动会道徒”……

“清阶”持续一年多，是文革中持续最久的阶段。“清阶”使毛泽东批判的刘少奇一九六六年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为相形见绌。这一年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一年，五十万人死亡。除了战争年代和一九六○年毛泽东制造的大饥馑外，从没有这么多无辜的老百姓死于非命。在“清阶”中被整死的人数，远多于武斗和文革初的红色恐怖。譬如上海宝山县，文革初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非正常死亡为七十多人，而“全县清队中非正常死亡人数达三三四人。”这是一场在中共中央统一指挥下的对人民大规模政治迫害。各地运动的成绩是按“挖出”各种“敌人”的数目衡量的，所以敌人们或是“反动资本家”，或是“政治骗子”，或是“国民党嫌疑”。有的叫“历史反革命”，有的叫“阶级异己分子”，有的叫“反动会道徒”，五花八门，形形色色。

掌权的军人是指挥者 

执掌各省、市党、政、军大权的军人是这场运动的指挥者。几乎每个省、市都是他们在主持这种大规模迫害运动。他们控制了“新生的”革委会，接过红卫兵的“红色恐怖”口号，改成“刮红色台风”：“十二级台风”、“二十四级台风”。他们经过权力斗争的洗礼，以巩固权力为第一要务。他们需要靠“红色台风”产生威慑力量，压制曾经对自己的权力有过威胁的反对派，恫吓可能更反对派走的普通老百姓，藉以巩固政权。

譬如大庆油田自一九六七年三月起实行军管，革委会成立时由陆军第十六军副军长诸传禹担任主任。六八年初开始“清阶”，“自杀、打死人的现象不断发生，并逐渐增多，一至四月份自杀十五人，五至六月份自杀三十六人，打死七人。”“支左”的军队干部把天津市塘沽碱面厂的八个工程师定为特务，施加种种酷刑，结果八位工程师全部打死。

辽宁省新金县武装部副政委王立龙是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标兵。一九六八年四月，他带了两名助手到下面公社去寻找阶级斗争的新情况。当他一听说有个大队党支部书记同一个姑娘许连荣有染时，马上断定“这就是新形势下的阶级斗争！”是敌人向共产党干部施行了美人计。因为许连荣长得比较漂亮，而且“家庭有问题”。其实许家的唯一“问题”是许的哥哥在中学念书时，曾被诬蔑参加“反动组织”判过三年管制。许连荣被严刑拷打，被打得死去活来不得不“招供”，“按指印”后被放回家。当天晚上，许氏一家，老夫妇、两个儿子及三个女儿，七口人一起上吊死。事后，人们看到他家墙上写了两个大字：“屈死”。许连荣腰间别着一份遗书，要求对她的尸体进行检查。检验结果是：她还是个处女。

一九六八年，甘肃省革委会主任、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提出要在农村“刮十二级台风”，“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办农业”。如何办？一利用民兵举办“劳改班”。譬如庆阳地区关押了七千多人，施用酷刑几十种。二以“大干社会主义”为名，不论炎夏寒冬，强迫农民每天干活十几个小时。三在“专政”的口号下，农村干部打人骂人罚人成风。有的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甚至扬言“打出了高产就受奖励”、“学大寨还不死几个人！”后来国务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赴甘肃联合调查，写了一个报告，说：“普遍侵犯农民人身权利的县，在甘肃不会少于二十个！”“估计全省直接被迫害致死的农民不少于万人，冤案如山。”

江西大屠杀 

江西掌权的革命委员会主任军人程世清。该省的口号是“三查”：查叛徒、查特务、查现行反革命。“群众办案、群众定性、群众判刑。”所谓“群众”，当然就是在各基层单位掌了权的人。程世清说：“杀死一个阶级敌人，就节省了我们一颗子弹。”武宁县黄沙大队已在“三查”中用酷刑打死了三个人。大队负责人到县里去听了“燃起三查万把火”的报告后，回去传达“上头说了，打死个把反革命分子，还节约几颗子弹。”武宁县的“三查”，有个特殊的刑罚，割耳朵。“耳朵割下来往地上一丢，狗就衔着跑了。”回到大队，他马上召开大会，将早已斗争、拷打过几十次的“反共救国军”小队会计郑家树祖父是地主，父亲曾在国民党时期做过乡长揪去斗争，由他的弟弟动手，割了他的右耳。郑昏倒后，被人抬回家。大队派人对他下了通令：“明夜到大队交待问题，再不交待，命都不留你。”为寻活路，他不得不出逃，隐姓埋名流浪了十一年。

江西在“三查”中疯狂杀害所谓的“阶级敌人”。兴国县杀了二百七十多人，瑞金县杀死了三百多人，于都县杀了五百多。怎么杀的呢？瑞金县有个小理发店，有三个剃头师傅。其中两个说自己是革命群众，而另一个是“现行反革命”。这两个人就成立了一个“革命群众法庭”，拿起《毛主席语录》，对另一个说：“根据《毛主席语录》第几页第几条，现在判处你死刑，立即执行。”这两个人就把他给杀死了。杀死以后，还在理发店门口张贴了一张布告。有一个人民公社，把揪出来的各种“分子”集中起来，要他们到山上去挖树洞，分散开，见不到彼此。谁报告说“挖好了”，还不等他说完，看押的贫、下中农就一顿铁锄，把他打死，埋在那个“树洞”里。各种“分子”的子女也杀。有一个公社，把十几名五类分子的子女抓到公社的院子里，一个个捆在树上。正在这时，县委来通知，因为杀得太多了，要求各公社停止。这个公社的负责人说：“反正明天就不杀了，今天还是杀了吧。”这十几名五类分子的孩子就这样被杀害了。

“政治、经济大扫除”

湖南凤凰县把所有的“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集中到由民兵看守的指定地点，然后逐户翻箱倒柜搜查，称是“政治大搜查”。六八年九月，湖南攸县在全县“横扫政治垃圾”，抄家五千多户，拘捕了九千余人。地主富农的财产在“土地改革”时已被没收，近二十年来，他们只剩下一两间陋屋遮遮风雨，已过了十七年的赤贫生活。如今又革命再次光临，云南省革委会主任谭甫仁却提出：“对地主富农进行第二次革命”。于是全省没收地富的所谓“多余财产”。“地、富、反、坏、右”再次任人宰割。

甘肃正宁县革命委员会认为一九六六年的“破四旧”不够彻底，宣布进行“政治、经济大扫除”。他们派出清查小组在全县范围内对地、富、反、坏、右及少数农户，强行索要和搜查黄金、白银、银元。“全县清扫出白银二千五百八十五两，银一万五千两……”江西丰城县泉港公社，四月间成立革命委员会，五月里就以“揪斗牛鬼蛇神”的名义行动起来，“没收一大批黄金、白银和银元，折合人民币二八七，八八五元。没收地富房屋九十二幢。”江苏如东县大刮“红色台风”，仅三千户人家的掘港镇就有六十人被关押，一百八十三户被封门抄家。工厂、城市的“红色台风”也不弱。山东小城市枣庄在“清阶”中被抄家的就有五千○十四户。江西洪都机械厂是一间大型飞机制造厂。四百多人被抄家，造成十人死亡。

一九六六年全国大抄家时没抄尽的黄金、银元，这次基本搜罗干净，甚至连家俱也在查抄之列。经过这场“大扫除”，中国民间的黄金及银元才算大致搜罗殆尽。
各类“特务”遍布全国

由于中共中央文件中指明要清查“隐藏的各种敌特分子”，凡与外国有点瓜葛的人都成了“审查”、揪斗对象。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傅其芳、姜永宁都因为是从香港回来的而被怀疑是特务，相继悬梁自尽。一九五九年为中国挣得第一个世界冠军称号的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也是从香港回来的。一九五七年他归国时才十九岁，可是也是“特务”嫌犯。六月二十日，写下了“不要怀疑我是敌人”的遗书，他像教练傅其芳一样，用一根绳子将自己吊在一棵槐树上，告别了曾经为他的胜利而沸腾、把他视为英雄的祖国人民，年仅三十岁。

苏联、外蒙古、朝鲜都“修了”，所以还要抓这三个老修的特务。从一九三八年起，中共东北抗日联军中有十几个人被苏联红军挑选到边防部队当侦察员，潜回中国，侦察日军边防设施、工事，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归国。安徽大学政治部副主任李东光是其中之一。清阶时，他被指为“苏修特务”，投入监狱关了五年。他的战友们“关的关，坐牢的坐牢，死的死……”

黑龙江省黑河地区地处与苏联接壤，黑龙江省革委会主任潘复生说：“黑河地区特务如毛。”所以重点是抓“日本特务、苏联特务、国民党特务”。嘉荫县“私设监所六十五处，关押人，共用刑罚种样；致死七人，致残一百九十二人。”望奎县重点在“深挖”苏联、外蒙古和朝鲜“特务”。“许多人以莫须有的罪名被看管、批斗，造成一千八百八十三人的冤、假、错案，五十五人非正常死亡。”

“国民党特务”冤狱遍地

由于毛泽东说过文化革命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各地“清阶”中大抓“国民党特务”，一时间“国特”冤狱遍地。辽宁凌源县，仅子虚乌有的“国民党反共救国团”一案便揪了九百十三人，“致死二十五人，致残五十一人。”从菲律宾归国的干部二百多人被打成“美蒋特务集团”，关押批斗，致死十多人。

一九三八年，周恩来到武汉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工作，以郭沫若名下的“政治部第三厅”为招牌，将共产党领导的文艺工作者组织成几支抗敌演剧队，到各战区演出，宣传抗日。各队均有中共的支部秘密领导，直到抗战结束。如今被打都成“反革命别动队”。“据不完全统计，仅抗敌演剧队成员被迫害致死的就有十四人之多。其中在北京、江苏、浙江、湖南、广东、云南等地共死七人，上海一地就死七人。”抗战时期的首都重庆，电影制片厂实行军队编制。女演员舒绣文也得了个校级的军衔。现在就成了“反动军官”。一九六八年在监狱中自杀身亡。

陈伯达亲抵邯郸市对清查“国民党案”作了指示后，隶属邯郸的邱县运动愈搞愈烈。教育局局长刘雷也成了“国民党员”。他被关押后，很快在刑讯拷打时死去。他的手指被斩下，泡在防腐液里。想要揪谁，就写一份说谁是国民党员的“揭发材料”，把刘雷的手指取出，按上红指印，算是人证。就这样，五十多个人先后成为“国民党员”。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康生指控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是叛徒，并凭空捏造了一个“国民党云南特务组”。他下令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当场逮捕赵之后，整个云南便抓起“执行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的分子来。仅此一案，云南省一百三十八万人被牵连，一万七千余人被打死、逼死，六万一千多人被打残。仅昆明地区就死了一千四百七十三人，打残九千六百六十一人。

前所未有的农村“阶级斗争” 

山东广饶县大王桥村出了两位国民党将领。李延年是与日寇血战台儿庄的将军，驻防徐州时，老百姓捐资修建“延年桥”，调防时各店铺门口都放水一盆镜子一面，为其送行。李玉堂为国民党海南岛守军司令，一九四九年与中共叶剑英部联络，决定率部起义，因事泄未成。李在台湾被枪决。一九六八年春，李尚未被中共追认为烈士，凡与李家有一点联系的就统统揪出来。谁为李家牵过马、挑过夫？谁的爷爷给李延年的奶妈祝过寿？谁的父亲到李府喝过酒？五百户的庄子，揪出了二百多人。入夜，二百多人的扫街队在村子的胡同里都摆不开。

早已离开农村的前地主富农被揪回去斗争。漫画家、主持《漫画》杂志十年的米谷四岁丧父，由寡母一手拉扯大。他成“反动学术权威”、被批斗后送静海县团泊洼农场。一九六八年九月，留在北京家中的母亲被故乡浙江海宁来的人揪走，按“地主婆”之罪日夜批斗。月底，老母自缢身亡。

全国被揪斗者近三千万

一九六八年“清阶”时的“红色台风”，更甚于六六年八九月份的“红色恐怖”。

一般一个县揪斗的人都在万人以上。譬如刘少奇的老家湖南宁乡县，一场“清阶”就“新挖出阶级敌人9835个”。广东和平县，“全县被揪斗一万二千余人。”陕西西乡县“大打清队人民战争”，揪斗了一万多人。安康县，清理“阶级敌人”一万一千多名，其中八千五百多被定为“敌我矛盾”。四川新津县，“被揪斗的在万人以上。”甚邡县“审查”、斗争了一万多人之后，宣布清理出两千六百多个各类“分子”。

六月，河南新安县召开“深挖叛徒、特务，清理阶级队伍誓师大会”，将各类分子挂牌游街示众后，将一万多人送进了“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浙江淳安县，清理出各类“阶级敌人”一万一千多人。武义县，九月“掀起‘清阶’运动，有11471人被审查批斗。”

江苏昆山县总共四十六万人，各类“分子”天天被挂上写明“分子”种类的牌子，押上街游行。“至年底，全县共揪斗一万八千余人。”高邮县，“有一万三千三百二十六人被当作地、富、反、坏、右和叛徒、特务、反动会道徒而审查”。如东县六月初开始“大打对敌斗争的人民战争”，揪斗一万五千余人，其中八千四百余人被定为“敌我矛盾”。高邮县军管会从七月开始搞“清阶”，有一万三千多人被当作当作各类分子“审查”。武进县革委会的口号是“刮二十四级红色台风”。五月间，先将县一级的现成的“牛鬼蛇神”一百多人挂上牌子、大会批斗，满城游街。于是上行下效，各级革委会揪出一万四千六百多人批斗。

只有人口较少的小县，揪斗人数才不到一万。譬如内蒙古伊金霍洛旗，至一九六九年二月，全旗“挖出”“阶级敌人”六千六百多人。……当时死亡十七人，严重伤残久治无效后期死亡二十人。致残三十人。”广西大新县，人口共二十万，“揪出”了三千多人。仅十二万人口的安徽祁门县，揪斗了2,648人。仅3.25万人的陕西甘泉县，清出“阶级敌人”1155名，八人自杀。

全国两千余县，被揪斗者超过两千万，加上数百大中小城市，共有三千万人在“清阶”中被批斗迫害。

重划阶级成分

当时盛行一个词，叫“漏网”的什么分子，用得最多的是“漏网右派”。你本来是右派，当时没把你打成右派，因为你漏网了。这一次把你补上。在全国的清理阶级队伍中，把所谓“漏网”的分子们补上也是一大内容。

内蒙古伊金霍洛旗，在农村牧区搞重划阶级成分运动，“错划成分480户，错误批斗683人，受株连2118人。当时死亡十七人，严重伤残久治无效后期死亡二十人。致残三十人。”

江西景德镇在“清阶”中，“新挖出敌对阶级分子九百七十二人”，“其中地主156人，富农145人，资本家464人，叛徒、特务、反革命、坏份子207人。”此外，还有三百八十个“怀疑对像”，现在先说“怀疑”你，下次再来什么运动时他们就将是新的“漏网地主”……。

二十年前中共搞“土改”时，地主、富农的财产已被全部剥夺。他们现在也是人民公社社员，也靠劳动吃饭，而且在贫、下中农监督下，还得比别人劳动得更多。可是他们一入另册，今生今世便永远是“四类分子”，其子女甚至孙子、孙女都是贱民。

六八年秋，江苏高邮县一个村子的“贫协主席”郭金贵找到本村的四类分子王世昌，对他说：“你要不挨斗，就把女儿给周家，我就给你把帽子摘掉。不然，挨斗的日子还在后头呢！”王屈服了，他的女儿王家娟却不肯如此嫁人，周家送来订婚礼之后决以死抗婚。获救后，母亲哀求她：“要成全父亲，否则你父亲的帽子永远摘不掉。你们做子女的也就要背一辈子黑锅。”就这样，一个二十年前的地主的女儿被带到周家，做了二十年前的贫农的儿子的老婆。

“群众专政指挥部” 

毛泽东说：“专政是群众的专政”。也就是所谓“革命群众”有权对所谓“反革命”、“国民党”实行专政。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各地都层层建立了“群众专政指挥部”。以江西万年县为例，八月，根据省、地革委会的指示，召开“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向阶级敌人展开决战誓师大会”，总共二十一万人，一下子抓出八千一百○七个“阶级敌人”，全部押往农村“劳动改造”。“凡被‘深挖细找’出来的‘阶级敌人’，无不惨遭毒刑，诬陷逼供，屈打成招。”“群众专政指挥部”采用的“刑罚种类有捆绑、吊打、压杠子、占凳头、跪瓦片、坐老虎凳、作喷气式、电触、红铁烙、灌吃大粪、开水浇头、大热天反穿羊皮大衣晒太阳等数十种。大黄公社一位女医生被诬为‘现行反革命’，揪出来用电触奶头，用开水浇阴道，当场昏死，目不忍睹。据公安局统计，全县被打死或被迫害至死的有二百一十四人。”

一九六八年五月，山西乡宁县“群众专政指挥部”“乱捕乱斗、挂牌游街、殴打干部群众一千二百多人次，其中打死二十六人，打伤打残五十多人。”六月，抓捕一批中学生，刑讯逼供，又打死三人，打伤打残十多人。

有的地方不叫“群众专政指挥部”，名称变种，干的事与“群众专政指挥部”无异。譬如五月一日浙江武义县建立革命委员会后，即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该指挥部并未指挥武斗，却先后关押了6425人，“其中打成重伤的181人，被打死、谋害和自杀的59人。”

“广西大屠杀”

广西宾阳县革委会发动“向阶级敌人进攻”后，全县开始疯狂打人。县医院院长以及内科主任、外科主任，三人被活活打死。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六日，上林县三里区革委会召开群众大会，将“二十三种人”，各种“分子”，以及“出身不好的”、“社会关系复杂的”，“犯过错误的”，还有他们的亲属子女，全部拉到会场批斗，当场活活打死一百六十七人！据新编《上林县志》说，这仅仅是该县“成批杀人事件”中的一起事件。该县在“清阶”中被打死者至少在五百以上！

这只是个别的屠杀行为。一九六七年底中共中央任命韦国清为广西革委会筹备委员会主任韦国清后，支持伍晋南的“四•二二”派继续与支持韦国清的“联指”派斗争。韦国清为控制全自治区，从一九六八年六月开始对“四•二二”实行屠杀。这场由广西军区组织，各县人武部具体执行的大屠杀，使全国文革期间任何一场杀戮都相形见绌。因官方承认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所以先在全自治区张贴破获受台湾支持的“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布告，号召全区人民缉捕“反共救国团”成员，继而以毛泽东“群众专政”为根据，由“联指”派成员执行屠杀任务。即捕即杀，法律程序一概免去。

武鸣县的一个公社，在赶集时将六十多人押到墟场，一字排开，用铁锤逐一砸开脑门。相邻一个公社，将四十多名“反”字号押到集上，全部用乱棍打死。宾阳县“联指”凭恃县武装部的支持，在乡镇墟市上见到“四•二二”的人就乱棍打死，街上摆满了死人。杀完了对立面，再杀五类分子，当地最有名的医生是地主出身，也被杀害。武鸣县华侨农场有两三万人，部分是农民部分是华侨，因华侨一般是“四•二二”派成员，死了一百多人，多为活活打死的。驻扎当地的野战军有些部队支持“四•二二”，派了一个连去县武装部，不得不缴了武装部的械才止住屠杀。

为图省事，往往将“四•二二”押到江边，打死后推入江中。一天，武宣县畜牧场场长在柳江钓鱼，见到从柳州方向飘来尸体，十分钟内数了九具。作家秦牧说广西“大量尸体被绑在木排上，从梧州一直飘流到广东的肇庆等地”，正是如此。

各县解决后，广西军区便对南宁、柳州、桂林等市的“四•二二”的据点实行总攻。枪炮、坦克、水火一齐上。因据守南宁展览馆的“四•二二”躲进地道，当局采用水攻，下游水库关闸，上游水库放水，一直淹到该城最高点火车站。地道里的“四•二二”死了多少，已无人知晓。

消灭“四•二二”、残杀“四•二二”俘虏的同时，“联指”内的愚昧民众将“四•二二”方面的人及其家属捕而食之。为了表示其吃人是正义的革命行动，他们顺便将每次运动都要挨一次斗的“地、富、反、坏、右”和他们的家属收罗出来，吃掉，彻底解决问题。

到七月底自治区革委会筹委会下令禁止乱杀时，全区的“四•二二”已不剩多少，不需要再杀了。总共杀了多少？仅桂平矿务局被杀的就多达数百名。全区被杀者至少五万，很可能接近十万。

造反派被“清理”

其实，文革中无论哪一派，包括红卫兵、造反派、保守派，都没有造共产党反的企图。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构不成威胁。即便怕造反派尾大不掉，也只需缴他们的械，不必置他们于死地。可是执掌大权的各省、市“革命委员会”的首脑们对参加了失败了的那一派的人，以及运动初期斗争过党的干部的人，无例外地利用“清阶”予以清算、镇压。

一九六七年二月，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下达后被捕、《十条命令》下达后获释的人，这时大多又成了“清阶”的对象。这一来，再也没有中央军委《十条命令》来搭救他们了。湖南宁乡县，一千多人被扣以“打砸抢抄抓分子”、“造反派坏头头”罪名关押，“自此造反派组织解体。”

云南省“清阶”的主要内容是“划线”。在两派斗争时“站队”站错了线的都是审查对象。“一时间，昆明街头上贴满了‘枪毙’的布告。有的人被活活打死，补上告示了事。”“据一九七五年的统计数字，受到各种刑讯逼供、审查监禁的达三十万人，其中三万七千人死于非命。”

大学是“清阶”重点 

知识份子集中的地方是当然的“清阶”重点。湖南大学自“学校革委会成立后，被乱捕乱关和游斗的就有三百多人，其中，被迫害自杀死亡的十八人，长期挨斗折磨致死的六人，被错判刑的十六人。”“据兰州大学统计，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立案审查的达四百五十人，迫害致死的就有二十三人。”

在安徽大学“支左”的军代表在该校“搞法西斯专政，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安大原有教职工八百○九人，受审查的有二百六十二人，其中被非法专政的有一百二十人……并有五人被迫自杀。”

清华大学六千名教职员工，五分之一被“审查”，一百七十八人被定为“敌我矛盾”。十二人自杀，包括两位一级教授。北京大学在文革初和“清阶”期间，共有二十四位教授自杀。

苏州大学有十几人自杀，基本上是所谓“有历史问题”的老教师。有跳楼的，有跳河的，有跳井的。还有喝农药的，自己用斧子朝脑门上砍死的。

华东师范大学的“清队”运动为时半年，“八百多学生定为敌我矛盾”，“六十多人自杀”。“自杀犹如一场死亡比赛，有卧轨、跳楼、割脉、服毒各种方式，是全上海最悲惨的单位。”

安徽大学在“支左”的军代表指挥下，“搞法西斯专政，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原有教职工八百○九人，受审查的有二百六十二人，其中被非法专政的有一百二十人……并有五人被迫自杀。”

一个大学批斗牛鬼蛇神时，一个老教师的脖子上挂着个黑牌，上写“历史反革命”，因为国民党时代他曾参加过“三民主义青年团”。斗争会上，一位十五岁的少年跳上台去，对他大喝一声“跪下”，接着对长者左右开弓一顿耳光。台下的群众则报以热烈的掌声。因为这少年就是那老教师的儿子。少年还在台上“向毛主席保证”，回到家里，也还要对其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北京农业大学学生郭世英本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学生，一九六三年因“反革命”案，在周恩来的保护下去农场劳动锻练两年后，他的父亲、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安排他进了北农大。六八年春，他的旧案被重新提起，又成了“反革命分子”。四月二十一日夜里被打死后，又从三楼窗口扔下，年仅二十六岁。周恩来闻知此事，欲安慰郭老夫妇，却急不择言，说“‘为有牺牲多壮志’，干革命怎么会不死人呢!”

中央戏剧学院图书管理员符冰是女作家谢冰莹的女儿。谢冰莹抗战胜利后应台湾师范大学之聘渡海而去，再也没有回来；生父符号一九五○年应章伯均之邀到北京交通部任职，五七年反右时与部长章伯钧一道成为右派分子，清理阶级队伍中被遣送回湖北老家仙桃。所以，符冰是戏剧学院当然的“清阶”对象。在一次围斗后，她爬上学院建筑的最高层，纵身而下。于是学校给符号发了一则电报，电文仅一句话：“反革命、右派符号的女儿符冰反对革命群众的斗争，自绝于人民，跳楼自杀。”
在没有大学的县城，“清阶”重点就是中、小学教师。江西崇义县将全县教师集中起来审查，清除了三分之二。河北邢台县，四百多名教师在“清阶”中被“审查”，八人被逼自杀身亡。

山西省山阴县，六百多名教师集中到县里“清阶”，一位刚从北京分配去的大学生记述道：“这种穷乡僻壤斗起人来比大城市野蛮得多。有时把县长、县委书记们弄来批斗，用铁丝栓上几十斤的大粪桶挂在脖子上，一边斗还一边往桶里扔石头，粪汁溅得满身满脸。有的人熬不住就自杀，找不到自杀的家伙，便在吃饭时把筷子插进鼻孔，把头用力往桌上一磕，筷子穿进脑子；还有的跳粪坑活活憋死……”

广东和平县，一千一百余名中、小学教师，四百二十四名被抓起来“审查”。“全县被揪斗一万二千余人……非正常死亡二百四十三人，被迫害致伤致残者七百五十余人。”

科研单位“开杀戒”

国防科委第九研究院所属二二一厂及开采铀燃料的矿区，是重要的核武器研究和生产基地，由科委派出的工作组负责人赵登程与科委副主任赵启明（原海军副司令）指挥“清阶”。他们下达指示：“不杀人打不开局面。”赵登程在该厂宣布：“二二一厂的反革命特务一伙一伙的，像花生一样一串一串的，像白薯一样一窝一窝的。”在他们指挥下，该厂设了四十余处监狱，先后关押四千余人，从全国各地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调去的一百多名专家、教授、工程师，百分之九十成了“特务”、“反革命”，其中一名爆破专家和一名工程师在逼供时被活活打死。他们声称“九院要杀人，要开杀戒”，先后枪毙了五人，并指使警卫团挖了十六个待日后枪毙人时用以埋尸体的坑。全厂被打死、被逼自杀的达五十九人，打伤、打残的则有三百多，被逼疯的职工和因双亲被抓而吓疯的小孩近百名。

英文里，中国意即“瓷器”。有“磁都”之称的江西景德镇陶瓷研究所集中了中国最优秀的陶瓷研究人员。五月下旬，“清查”的台风刮到该所，一百五十七名研究人员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军”。拷打是题内之事，“所长傅德鑫和一位女翻译含冤致死，不少人受伤致残。”六八年十二月，省革委会指示撤销景德镇陶瓷学院和陶瓷研究所。教员、研究人员们或送农村，或去工厂，毛泽东所说的“知识份子成堆的地方”又消灭了两处。

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各研究所有六百多人被诬为特务，其中二百多人被“隔离审查”，二人被活活打死，十人打成残废，四人自杀，包括一九四九年从美国归来的女科学家雷宏淑；另有九人自杀获救。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萧光琰一九五○年自美国归来，一九五七年成为“内控右派”；如今则加了个“反革命特务”的头衔。一九六八年十月，该所“工宣队”派出“专政队”，将他家的财物抄没一空后，把他关进了“牛棚”。在挨了数不清的斥骂和鞭打后，他服安眠药结束了痛苦。于是“工宣队”张贴“特大喜讯”，欢呼“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胜利”，又把正在农场劳动改造的萧的妻子、原美籍华人甄素辉（大连海运学院教师）拉去，要她“继续交待”。甄见到丈夫的遗体后，决心赴黄泉与丈夫同在，便以看望多日不见的女儿为由请假回家，与年仅十五岁的女儿一并服药而死。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和大连海运学院的“工宣队”联合成立“专案组”，大肆追查“以萧光琰为中心的特务集团”，一下株连了几十个人。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发现这是个“工人阶级占领科研部门”的好样板，将其“经验”登上了《人民日报》。

文艺界大恐怖

一九六八年三月，上海当局宣布拘留名京剧演员周信芳被，其子周少麟也被拘捕。其妻对儿媳说：“别哭了，一切都结束了。”遂绝食，三天后死去。四月，一代名优黄梅戏名角严凤英不堪凌辱，自杀身亡，年仅三十七岁。张海默，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剧作家，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被装入麻袋，封住口，乱棍打死在摄影棚内，年四十五。在江青说“上海人艺还是老家伙霸占舞台，最坏了”后，上海人艺一团团长高重实被连续三天拷打逼供，自杀身亡。

四川省级文艺机关团体被集中起来办的学习班里有“专政大军”，几个月间打死逼死七人，包括著名的电影演员冯哲。被打伤的达四十余人。“在专县，打死迫死，打残打伤的不胜枚举。川剧名演员张德成、琼莲芳都是这样悲惨死去。”

十一月，上海电影制片厂来了两位“外调人员”，指明要提审押在“牛棚”里的女演员上官云珠。来人说上官云珠是国民党潜伏下来的战略特务，毛接见过她七次，她在搞毛主席的情报。他们勒令她逐日“写清楚那段历史”，第二天上午交出。上官云珠回到“牛棚”，女演员王丹凤、黄宗英均发现她表现异常，但没能探问出缘由。当晚，她从家中的窗口跳下，自杀身亡。

革命样板戏之一的京剧《沙家滨》是根据沪剧《芦荡火种》改编而来的。上海钢管厂的青年工人谈元泉不明白《沙家滨》已成江青的专利样板，原来的沪剧不得再登台。他与几位沪剧爱好者组织起来，在里弄里演出了《芦荡火种》。一九六九年九月，有人将此事报告给徐景贤，徐在市革委会的会议上说“这不是一般的演戏，这是破坏样板戏的现行反革命行为”，四位沪剧爱好者都被逮捕。徐景贤说，应该判处谈死刑，谈元泉就死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枪口下。

国民党时期的老工人也成“清理”对像 

工人本不是文革的目标，但毛泽东有“文革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的指示，国民党时期的老工人变也成了斗争对象。

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是毛泽东亲自抓的所谓“六厂二校”之一。毛派出北京卫戍区八三四一部队于一九六八年九月进驻该厂实行军管。由军宣队主事，新华社派员帮助总结经验，弄出一份《认真落实毛主席的对敌斗争政策，清理和改造阶级敌人》的报告，印发全国、作为“清阶”运动的学习文件，让全国照此办理。军宣队宣称该厂“反动势力相当庞杂，线多、面广、根子深”，大搞毛泽东的“群众办案”，将一千四百多名一九四九年前进厂的老工人“审查”了九百多，二百多定案处理的工人、干部中有三十二人戴上各类帽子在厂内“群众专政”，四个“反革命分子”逮捕入狱，逼得十四名老工人自杀身亡。说了一句“江青也不见得一贯正确”的、无意将谜底为“烂肉好酒”谜语写在周恩来、江青讲话小册子上的，或生产中出了事故的，都被戴上了“现行反革命”帽子。有一个老工人因无端被冤，与军代表吵骂时动了手，被以“行凶闹事，进行阶级报复”的罪名判处十五年徒刑。

由于该厂是毛泽东亲自搞的“样板”，全国各工厂都将国民党时期的老工人当作主要清理对象。

甘肃玉门油矿曾是国民党执政时期中国主要的石油企业，凡一九四九年共产党接管油矿时年满十八岁的都要“过筛子”。油矿革委会大刮“十二级台风”，揪出了两千多人后还说：“玉门三万多人，现在才刮出两千多，不算多。”革委会大肆追查“玉门油矿潜伏特务组织”，整死了九名干部和八名工人，数百人被毒打致残、精神失常。由于以前国民党执政时期，甘肃玉门油矿曾是全国主要的石油企业，全国各地石油部门都有曾在玉门工作过的职工。“玉门潜伏特务”案还便波及到了全国石油部门，“凡有石油处，就有玉门派出去的特务。”不知制造了多少冤案。

柴达木盆地，戈壁滩深处的32109石油钻井队，不足百人，揪出了十几个“反革命分子”，包括当年与王连喜一起打出第一口油井的于连杰。

陕西汉中的飞机制造厂（一七二厂，又叫“庆安公司”？）自十一月开始大揪“国民党特务”，从在国民党时期就在工厂做过工的老工人入手。先将六十多人抓进“学习班”，用刑讯逼供，然后扩大“特务集团”的范围，有五百多人为定为“特务分子”，株连一千多人。在审讯中，捆绑抽打、铁丝勒嘴、假枪毙是土方，烤大灯泡、关干燥箱、全身通电用的则是现代化设备。一九六九年三月的万人批斗大会还请了中央及外省包括北京、天津等地的二百多名代表到场“观摩学习”。运动中逼死了二十一人，包括一个听说丈夫被定为“特务”、用煤油浇身自焚的家属。全厂另有十五人自杀未亡，七十四人被打伤打残。

在“大清查”运动中，陕西铜川市焦坪煤矿将一名曾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兵的老工人熊坤抓起来，要他交待“罪行”。在三天三夜没喝到一口水、还在炉边干烤的情况下，他被迫乱说一通，说在一九六二年参加过“反共救国军”，还是个“副司令”。矿革委会一见抓出个大鲨鱼，马上往上报告邀功。上级也正需要出战果，于是层层上报，一直报到了省里。省革委会副主任胡炜(二十一军军长)亲自驱车到焦坪煤矿督阵，“进一步掀起对敌斗争新高潮”。严刑逼供成绩巨大，连不识字的、以买豆腐为生的也成了国民党的“少将师长”，瞎了一只眼、断了一只手，以割荆条编织器皿为业的也戴上了“胡宗南部少将旅长”的桂冠。最终结果虽证明那是子虚乌有的事，无端受株连却多达五百多人，含冤自杀的有八人。

一九六八年夏开始的石家庄铁路局的“清队”，是该局一场空前的浩劫。一千多人被诬为特务组织的成员，关进“牛棚”：凡被揪进“牛棚”的，一律编成号码，所受刑罚，名目繁多：老虎凳、灌凉水、打落牙齿逼迫吞进肚、将窝窝头扔在地上强迫双手被绑的的犯人趴在地上如狗一般吃食；有如摔跤般将“特务”活活摔死；一早起床逼迫“特务”们用小便互相冲脑袋；逼迫他们互相拷打，然后互相舔血喝尿。文革后官方的记载说：“许多下流无耻的非刑，有污纸笔……连日本法西斯的‘宪兵队’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的‘渣滓洞’、‘白公馆’也望尘莫及！”“仅这一血案，被迫害的干部、工人，就达一千六百四十五人，其中致死四十八人，致残一百二十八人。”

若干大案

山东枣庄“反党叛乱反革命事件”。“在这一事件中……一万一千七百二十人被关押，一万○六百五十九人遭到毒打，打伤后留有后遗症者两千四百二十五人，致残的六百九十二人，被打死逼死的九十四人。”在临沂地区弄出一个“马陵山游击队土匪集团”，“在这一事件中，全地区有四万多人被抓捕、关押和惨遭毒打，有九千多人被打伤致残，有五百六十九人被打死和逼死。”

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楚离曾担任冀东党的领导人，领导过一九三八年冀东大暴动。李被打成叛徒后，冀东党组织也成了“国民党”组织。这是文革中的又一件大案，八万多人受株连，三千人死于非命。

一九六七年九月，黄永胜给江青写信，建议审查中共“广东地下党”问题。结果七千多人被批斗、关押。死者中包括副省长林锵云夫妇等。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江青接见天津群众组织的代表时说天津市公安局“专了我们的政”。于是天津市公安局一千二百余干警被审查。所谓“审查”，实则“滥施酷刑，刑罚名目之繁多，手段之残忍，骇人听闻，令人发指。”该局干警被逼死、整死的多达四十四人，包括公安局局长江枫。北京公安局近一千名干警被定为“敌我矛盾”，送往劳改农场。由于江青说天津市委书记王亢之的家乡河北深泽县“有一个很大的叛徒集团”，于是天津市有三百○七人被打成“深泽叛徒集团”成员。主管深泽县的石家庄地区革委会拨发一笔经费去抓叛徒。有个中白庄大队，“深挖”中打死了三人。县“抓叛徒办公室”下令将揪出的叛徒弄到县城集市上“亮货”：一排排弯腰挂牌或戴着大号高帽的“黑货”站在临街靠巷的房顶上（当地房子均平顶），任人观赏。先后在集市上亮过“货”的有一千五百多人，受株连的达三万多，占全县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

少数民族也死了不少人

四川凉山彝族区的“罗罗王国”，一九五六年“民主改革”后，黑彝阿侯（奴隶主）交出一切财产，仅留一点土地和牲口维持生计。十二年了，阿侯还是被视为奴隶主。副县长批准区革委会主任带领红卫兵将乡里所有的阿侯及其家属全部枪杀。只有一个阿侯家的卧在血泊中的儿媳妇身下吮吸奶头的婴儿，被一位当年的女奴隶救起，躲往另一个部落，扶养成人。而那个区革委会主任杀人有功，升任副县长。

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评审四类分子”，刑讯逼供，“在批斗会上被打死和用刀子捅死的达六人，被迫自杀十人。”

“内人党”案

一九六八年二月四日，康生指示在内蒙古抓“内人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成立于一九二四年，以实现内蒙自治为目标。一九四六年接受中共指示停止活动。）在整个内蒙古地区和内蒙古军区，三十四万六千余人被审查、揪斗、关押，四分之三是蒙古族。

所谓“审查”，完全等同于法西斯残害一个被诬为“内人党”的男青年拒绝招供，竟被割下了生殖器。一个才二十岁的“内人党”被架在火上烤，直至烤死。一个女青年被疑为“内人党”，审讯时被专案人员用一根木楔从阴道插入子宫，活活折磨死去。

汉蒙杂居的巴林左旗八一大队，在汉人党支部副书记宋振廷主持下揪“新内人党”，仅一百二十多户人家，就有十四口被整死，还有十六人被拷打而终身残废。武川县自十月起挖“新内人党分子”，“至次年五月，全县有八十人死于非命，伤残者甚众。”

整个内蒙因“内人党”案被刑讯而造成终身残废的多达八万七千一百八十多人，整死的则有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人。

蒙古人民从没见过如此残暴的政权，“五十孤儿上访团”、“一百寡妇上访团”、“军队干部家属申冤团”纷纷到内蒙古军区司令滕海清的官衙前呼救。毛泽东承认：“在清理‘内人党’运动中，内蒙古已经扩大化了。”但是毛泽东没有向内蒙古人民道歉，只将犯下滔天罪行的滕海清调往济南军区任副司令员而已。

一般每个县非正常死亡百人以上

“清阶”并不仅仅宣布某人是某“分子”，开个批判会，喊喊口号斗争就完了。在“清理”过程中，人类所能想得出的所有酷刑，几乎都同时在全国各地施行。结果大批无辜者死于酷刑或自杀身亡。全国两千余县，一般每个县死于“清阶”的都在一百人以上。

辽宁台安县成立了革委会，把持这个“新生的革命政权”的，以原来的县委武装部长为首，都是原来共产党的干部。他们唯一感兴趣的，便是巩固手中的权。所以只热衷于两件事：在全县范围大发“红宝书”和“按全国统一部署……搞清理阶级队伍”。城乡各单位“用法西斯的手段私立公堂，严刑拷打……橡皮鞭、门弓子、木棒子、炉勾子，各种刑具交替使用，喷气式、挂黑板(用细铁丝勒到脖子上)、举砖头、跪碗渣，应有尽有。全县处在恐怖之中。”“新挖出各种‘阶级敌人’一千二百八十八名”，使“一百三十五人死亡，许多人致残。四十三人被投狱判刑。”

全国两千余县，一个县打死一百多人是中等，打死一百多人的是多数。如黑龙江省宾县，揪出各类分子925名，“致死143人，占被揪斗人员的15.45%。致残32人。”上海青浦县一九六七年下半年开始小规模武斗，断断续续一年，总共死亡二十人，伤一百左右。可是从一九六八年三月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从四月开始成立各级“清理阶级队伍领导小组”，光打死、自杀的“清队对像”就达一百七十人。

云南镇雄县，省革委会派去工作队“指导”运动，“造成一百○七人非正常死亡。”弥勒县“向阶级敌人发起猛烈进攻”，“在批斗中进行非法吊打，全县伤残死亡数百人。”一九六八年三月，广西宁明县由军队“支左”人员主持成立革委会后，即将一个群众组织“上石农总”定为“反革命组织”，出动军队、民兵围剿，“枪杀、迫害致死一百一十多人。”

人口较少的小县“清阶”中死人数才少于一百。譬如中苏边境上的爱辉县，人口仅数万，关押看管了一千五百多人，“造成六十五人非正常死亡”。望奎县“造成一千八百八十三人的冤、假、错案，五十五人非正常死亡。”人口三点二五万的陕西甘泉县，清出“阶级敌人”一一五五名，其中八人自杀。

若以区和乡（公社）为单位来看，死人数则大约数以十计。如黑龙江省伊春市带岭区，“挖出”十三个“反革命集团”，整死了二十人。上海奉贤县新寺人民公社九十一人被批斗，四十八人被批判，十一人被整死。广西扶绥县昌平公社，“清阶”时“非正常死亡二十三人。”安徽金寨县古碑、七邻湾两个公社，三十多人死于“清阶”。

若再将单位缩小至一个村（生产大队），也有数字记录在案：吉林省延吉县军管会和革委会号召“深挖地下国民党特务，深挖朝鲜特务”，“棒子底下出特务”。该县桦田大队一百一十户人家，有四十四人被揪斗，致死致伤四十一人。

自杀者多于被打死的

一般说来，自杀数远大于被打死的。譬如人口仅六万多的辽宁长海县，在“清阶”中一百零九人非正常死亡。其中五人被刑求致死，“其余多为被逼无奈而自杀。”

四川射洪县，“清队中普遍出现挂黑牌、穿白褂、关牛棚、扣工资、捆打吊骂等现象……以致先后自杀七十三人。”上海宝山县“清队”中非正常死亡的三百三十四人中，死于自杀的为二百二十人。此外还有“十二人逃跑未回下落不明。”应当也都自杀身亡了。非正常死亡二百以上的县也不少

这场运动，有不少县的非正常死亡超过二百人。

如上海松江县，“五千零六十三人遭揪斗，二百三十六人非正常死亡。”金山县“被逼自杀的达二百九十一人，六人出逃。”云南武定县，“由于酷刑逼供、诱供，造成一百二十一人非正常死亡。”

非正常死亡达四百人以上的才算是多的。譬如上海崇明县，“清队中非正常死亡者达四百五十六人。”

吉林省榆树县，“仅一九六八年清队扩大化，就使无辜的干部、群众死伤达一千八百多人。”

又一个“扩大化”

一九五五年至五六年，毛泽东的肃反运动制造了无数的冤、假、错案。一九五七年至五八年，毛泽东搞反右运动，制造了更多的冤、假、错案。毛泽东死后，中共说，搞是应该搞的，但是搞“扩大化”了。十年后“清阶”，三千万人被斗，五十万人死亡，又说是“扩大化”了。

不同之处是，肃反和反右的“扩大化”是毛泽东死后其继承人下的结论。而“清阶”，毛泽东当时就不得不承认了。不过，他轻描淡写地说：“清理阶级队伍……有的地方搞得好一些，有的地方就差一些。不太准，扩大化。抓了一些人，不应抓的也抓起来了。群众起来了，多抓了一些人。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清理阶级队伍是中央搞的，规定了要搞的，一搞就扩大化了，在历史上有不少这种事。”

“群众起来了”，是毛泽东的护身符。一九五○年中共搞土地改革，民主人士章乃器向毛泽东反映“对地主滥用肉刑，乱打乱杀”的情况时，毛泽东说：“这是一场革命，群众发动起来了，即使有些过火的行为，也不能挫伤他们的积极性。”而实际上，那“乱打乱杀”正是毛泽东指挥中共各级组织杀戮人民的罪行，与“群众”无涉。

（责任编辑：肖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