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福生

在河南省开封市的旧城改造中，让公职人员停职停薪做亲属工作竟成了一种“政策”——公职人员本人在拆迁区域内的，要带头签订拆迁安置协议，逾期不签，停薪停职；有公职人员家属或亲戚在拆迁区域内的，公职人员要去做动员工作，过期不拆，停薪停职；没有公职人员的被拆迁户，由各区政府分派本区的公职人员去承包动员(即包案)，动员不成，停薪停职。为免受“株连”，甚至有人与父母脱离关系。(7月7日新华网)

近年来，在经营城市改造城市过程中，“株连式拆迁”成了某些地方政府对付“钉子户”的撒手锏，上演着一幕又一幕活闹剧——2004年，湖南省嘉禾县喊响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口号“谁影响嘉禾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约有160多名公职人员或多或少因拆迁问题受到株连；今年年初，在江西省丰城市一场旧城改造拆迁中，许多与被拆迁人有亲属关系的公职人员被停职，有人被威胁停发工资，连一些低保户都被告知，如不配合将被停发最低生活保障……

较之“野蛮式拆迁”，这种“株连式拆迁”表面上似乎要文明得多，也很管用。但是，这种以亲情作为砝码，以公权力的强势来践踏公民的基本权利，人为制造夫妻被迫离婚、父子被迫脱离关系的人伦悲剧，其危害性比“野蛮式拆迁”要大得多。在赤膊上阵的权力压迫和血浓于水的亲情煎熬之下，一向给人以强势感觉的公职人员竟成了拆迁事件中“最软的柿子”，实在是法制社会的悲哀，是构建和谐社会最不和谐的“音符”。

在笔者的印象中，遏止“野蛮式拆迁”，一有文件和法律规定——2004年，国务院办公厅就印发了《关于控制城镇房屋拆迁规模严格拆迁管理的通知》，其中第五条明确规定，政府行政机关不得干预或强行确定拆迁补偿标准，以及直接参与和干预应由拆迁人承担的拆迁活动；二有“严肃处理”的先例——嘉禾“株连式拆迁”事件发生后，县委书记、县长被撤职，一批官员受到相应的严肃处理，遭受“株连”的公职人员恢复工作。可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地方政府乐此不疲，不惜动用巨大的行政资源来替开发商“扫清障碍”呢？

答案其实是不言而喻的。当政绩、GDP、地方财政收入乃至官员个人寻租利润，都牢牢捆绑在“经营土地”这根绳子上的时候，“株连式拆迁”便成了地方官员工作方式的首选。让人纳闷的是，在诸多拆迁过程中，常常看不到开发商的身影，全是政府在用行政高压手段推进。为了“快刀斩乱麻”，一些地方政府视《劳动法》、《公务员法》于不顾，不惜以停工、停薪、调离、丢“饭碗”等“组织措施”来要挟公职人员——这对于一些惯于以行政权力代替法律规定的地方官员来说，确实是一种最安全、见效快、成本低的办法。

由是观之，“株连式拆迁”是赤裸裸的公权力要挟，是当前干群关系紧张的导火线之一。现实生活中，促成群体性事件的因素，通常都与野蛮拆迁、拆迁不公有关。而今，开封官员再度上演“株连式拆迁”连续剧，暴露出的不仅仅是某些地方官员简单、粗糙的执法习惯和“懒政”思维，还有权力不受监督、法律法规形同虚设的执政盲点。如果不加大对权力的内外监督和约束，不从法律的角度而非行政的角度启动严厉、严格的问责机制，不让前车之鉴对后来者产生足够的敬畏，那么，“株连式拆迁”还会借尸还魂、粉墨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