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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瑜女士2009談言論和出版自由 ◎ 張耀傑/ 世界民意網

2018年08月18日 综合新闻 ⁄ 共 2516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中国民主党党员薛彩妹2018年8月18日转自

2009年春暖花開之際,承鐵流先生之雅興,委託我和王學會先生邀請20多位師友,於4月5日週日中午入住北京市通州區台湖鎮星湖園生態園,在踏青遊覽之餘就我本人的新書《民國背影:政學兩界人和事》以及相關話題進行漫談。

參加這次活動的師友包括杜光、茅於軾、許醫農、丁東、王東成、智效民、陳子明、張博樹、張鳴、徐慶全、胡星鬥、張世和、阿爾、韓三洲、蔣兆勇、歐陽勁、王學會、鐵流、楊子云、高瑜、張東生等人。

各位師友利用一個下午和半個晚上的時間暢所欲言,由於種種原因,相關記錄一直沒有整理公佈。六年之後重讀當年的文字記錄,我的河南同鄉高瑜女士,已經於2014年4月24日再一次身陷牢籠。據北京市三中院通知,4月17日本週五上午九點,將就高瑜案進行公開宣判。

作為不明真相也一直不被允許明白相關真相的普遍個人,我不打算針對所謂「犯罪嫌疑人高瑜交代了將一份非法獲取的ZYJM文件提供給某境外網站的犯罪事實」進行評論,而只是把高瑜女士六年前的發言內容整理成篇。以下是高瑜女士發言時的現場記錄——

高瑜:大家能夠參加耀傑作品的研討會,說明大家都想做一些實事。因為從建政以來,這麼多年,就是在偽造曆史。進入新世紀,宣傳功能的遭遇十分尷尬,黨要人相信的越來越多的人不相信了,就是在黨內也不相信了。想搞愚民政策,玩不轉了,結果只能搞封殺。

我的一個搞出版的朋友,快四十了說一本好書沒出過,實不甘心。有什麼辦法?當政者就是要製造全民記憶真空。讓年輕一代忘卻。以此來維持統治合法性,一個文革它的合法性沒了,一個陸四,它的合法性又沒有了。文革、陸四當然就成了禁區,今年是這個黨建政60週年,60年來每一場政治運動都是言論禁區。

茅於軾先生剛才談到,要把馬克思的剝削學說駁倒,作為一個經濟學家這是一個新的課題,我們從讀小學到大學畢業,學的都是應該被駁倒的馬克思的基本原理。國外有人講,北大、清華如果不把共同政治課取消了,永遠成不了世界一流大學。

那我們這個國家呢,改革已經30年,非常有錢了,外彙存了那麼多,今年的G20,胡先生錦濤會前高調向美元挑戰。國際輿論也有G20實際是G2一說。結果G20的實際結果是什麼呢?FT評論G2變成G1.5了,就是中國從1變成0.5了,丟了50%的分。

世界金融危機也提出一個新課題,就是一黨專政的中國能不能領導世界。這也是我們這些做實事的、現在國內非常少的一部分人面臨的課題。國內體制的大環境不允許講真話,根本不允許研究新課題。

很多人在做具體的事,有的搞環保、有的搞慈善,有的搞維權,而我們這些搞人文科學、社會科學、搞新聞的人,一是拿出真相,二是拿出新的結論。

耀傑這種學者是身兼幾任,他很早就幫助農民爭取話語權,幫著農民維權,他在受到政權打壓的境況下,繼續搞專業,出了這麼多書,我覺得他就是在做多種實事。

每個人的書可能有各種各樣的缺陷,也許在觀點上以後站不住腳。比如馬寅初,我覺得他談得非常好,對我就有啟發,因為搞計畫生育幾十年,就認為馬寅初是個反毛的英雄。

但是現在看,計畫生育搞了30年,中國人口的素質和未來是什麼樣?到底是毛髮展人口是錯的?還是鄧搞計畫生育是錯的?有待我們拿出真相、給出結論。看來計畫生育非得否掉不行了,已經產生了這麼多違反人性、違反倫理、違反社會發展的嚴重後果,毛澤東、馬寅初在人口發展上誰是誰非還有待研究。

張鳴:計畫經濟條件下,必須搞計畫生育,但是如果不搞計畫經濟,生育就不會那麼無節制,為什麼?計畫經濟下普遍地沒有飯吃,分配靠什麼?靠人口多少分,只要家裡小孩多,就能吃飽飯,所以要拚命生,人口多是計畫經濟惡果。

張耀傑:這兩個之間不是哪個好哪個壞的問題,是敗壞的方式和程度大同小異的問題。

高瑜 : 您這方面有研究,還有一些學者的研究結果,毛時代人口一下增加到6個億往8億發展,不僅在中國是正常的,也是戰後國家人口發展的普遍規律,都在急速增加人口。但是當生活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之後,生育率又會自然降下來。計畫生育造成中國未來男女不平衡,還缺乏勞動力,這種結果很快就到來了。

關於中國改革30年的問題,我認為不光是毛的問題,30年來毛主義在經濟上徹底被打敗了,但是毛主義在政治上還能站住腳,為什麼?就是因為他政治上有繼承人。繼承人不是別人,正是在經濟上否定了他,在政治上又繼承他的鄧。

鄧30年搞的四項基本原則是什麼東西?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和階級鬥爭,毛的這一半在中國30年就這樣延續下來,發展下來了。到胡先生錦濤時代中國變得似乎很富,但富是怎麼來的?是農民工一分一分錢掙來的外彙,打工的農民沒有富,下崗的工人沒有富,富的都是權貴和企業家。

現在是要把中國模式推到世界,就是政治上推廣極權。現在仍舊在吹噓「舉國體制」能辦大事,好像他辦的都是大好事,實際上每件事都是很壞的,剛才與許醫農老師談,中國現在的問題就是好話說盡壞事做絕。剛才鐵流先生說的那個例子,都是國家做壞事,個體被迫反抗。

最壞的事莫過於限制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整個體制就是把人培養成奴隸,尤其要把精英培養成頭小屁股大的利己主義奴才,要講學問腦子裡什麼也沒有,但是講一堂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的教學課,可以在外邊賺到幾萬元。

現在絕不是「搞原子彈的不如買茶葉蛋」的時候了,體制允許精英利益上多佔,所以屁股很大,只要聽話,就可以買得起房子、汽車,職稱、官位,什麼都可以得到。否則,就要被這個體制排斥在外。像我們這些要拿出真相和結論的人,我們若不把困難估計得非常充足,我們的工作就做不下去。

簽個08憲章,認同普世價值,就把家給抄了,把人給抓了,搞得人人恐懼。對《中國不高興》這樣的書,我們不能僅僅看成是20年教育的結果。

現在的年輕人和我們的理念很不一樣,最近陳子明給我推薦了陳永苗的評論。陳永苗屬於70後,他說80後、90後有權利表示不高興。

新京報採訪過王小東,他說:「我們從來沒有話語權,我們的書出不來,我們的文章哪個報紙給我們登?」中宣部搞冰點事件就是鼓動民族主義,但是現在連民族主義的憤青都說沒有話語權,可見輿論控制到何等程度。

所以我覺得我們每出一本書,就是奪取了一塊陣地,一塊講真話、講真相的言論陣地。耀傑近年碩果纍纍,我覺得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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