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明摘自博讯网
共产苏联曾把异议人士关进精神病院“治疗”，今天已不是秘密。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麦德维耶夫的那本《谁是疯子？》就曾详细揭示了这种迫害过程。当年苏联在国际舆论压力下，被迫退出“世界精神病学协会”；直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终止以精神病名义迫害异议人士的做法后，才被允许重新加入。 近年不断有报道说，中国政府在“学”苏联，利用精神病院迫害异议人士。1992年在天安门广场打出“平反六四”横幅的王万星，就被关进精神病院，至今已经10年了。他妻子说丈夫根本没有精神病。但医生诊断王万星是“偏执狂”。根据精神病治疗手册，患这种病的人如对社会构成危害，要终身监禁。
王万星到底有没有精神病？他的情况是个别的，还是有某种代表性？在“世界精神病学协会”8月底于日本横滨举行三年一度的世界大会之前，美国“人权观察”和荷兰“国际基金会”联合发表了一份长达289页的报告。该报告指出，在九十年代，中国因政治原因而被关进精神病院的人，有3,000多。由于该报告是以中国官方精神病学刊物中的数字和案例做的推算，因而引起国际舆论的重视。 (博讯boxun.com)
虽然人们仍可质疑这个推算数字的准确性，但以我本人在中国的精神病院工作的经验，以及具体了解到的“病例”，可以证明这种问题是存在的。
我在上大学前，曾在黑龙江省精神病院工作了6年半。大约1972年左右，省公安厅给我们医院送来一个“台湾特务”，说要进行司法鉴定。出于好奇，我去特护房间看了这个“病人”；结果相当失望，因为想像中的间谍都是精明强干，或者像007那样潇洒睿智，但我眼前却是一个脸色苍白，身材瘦小的17岁男孩。
通过主治医生得知，这个少年是在当地克山县火车站发现的，他说和“阿姐”在一个地下室长大，阿姐不断向台湾发报。公安人员按他说的地址，各处找了两年，用掉几万经费，也没找到那个发报的“阿姐”；后来怀疑他可能有精神病胡说，因此送来鉴定。
当时医院使用了特别的鉴定方法，用药物把这个“病人”的血糖降到最低点，即临近死亡边缘，意识能力丧失，然后公安人员模仿他阿姐的口气，向他要联络暗号和地址。中国曾红极一时的革命小说《红岩》中就有这样的情节，国民党特务给中共《挺进报》主编成岗使用这种药物，在他意识丧失之际，套出了他上级的联络地址，结果使重庆的中共工委书记许云峰被捕。
这种鉴定法的坏处是，病人身体不仅受很大损害，而且一旦血糖降低时间过长，或抢救不及时，就有生命危险。医生们对这个“台湾特务”这样侦测了两次，都没有套出需要的口供。最后一次，由于抢救失效，这个少年死了。
今天回想起来，这个少年不可能是什么台湾特务，他可能就是一个夸大妄想型的精神病患者，那些阿姐的情节，是他的臆想。从常识角度，国民党的特务在克山那样的小县城能发什么报，那个县城既不在边疆，更无任何军事设施，这个农业县在全省出名，主要是因为出了“克山病”（一种因水质导致的大骨节征）。
《红岩》是小说，那里是国民党残酷对付共产党人；而我目睹的是真实，共产党把虚幻抓到的“台湾特务”真治死了。历史真成是一幕讽刺剧。
第二次遇到类似病例，是在1986年。当时黑龙江省伊春市有个叫王福绵的工人，不断上访告状，揭发伊春市委书记王斐贪赃枉法，以及包庇他的儿子“王小三”胡作非为。王小三被当地人称为“王衙内”。结果王福绵被以“侮辱诽谤罪”判了三年。王福绵不服，服刑了两年多还在监狱大喊，“只要老子活著出去，就到北京去告你们这些贪官污吏”。刑满释放后，王福绵果然去了北京，不仅向中央信访局递了材料，还带著他的朝鲜族妻子李华生一起，找到当时写了不少揭发冤案等报告文学的《人民日报》记者刘宾雁的家里，向他面诉了冤情。
但就在刘宾雁所住的《人民日报》宿舍大院旁边，从千里之外开来的伊春市公安局的4辆小车，已埋伏在四周。王福绵从刘家一出来，就被塞进警车，拉回了伊春。
这时伊春市委书记王斐已被提升为“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长”，权力更大了。王斐们决定不再判王福绵徒刑，因为刑满释放，他还会去上告。他们指控王福绵有“偏执狂”。偏执狂是精神病中最难治的一种，如果对社会构成危害，需要终生关在精神病院。
伊春市公安局从我工作过的那家医院请去了三位医生，给王福绵做司法鉴定。三位医生被好吃好喝招待后，仅和王福绵谈了一个多小时的话，然后就按照伊春公安局的意见，把王福绵“确诊”为“偏执狂”。
刘宾雁对此相当愤怒，因为王福绵是在他家门口被抓走的。他争取了两年，最后《人民日报》领导同意调查这个案子。他带了两名青年记者，去了黑龙江。但黑龙江省委推诿说，查不到王福绵在哪所精神病院。我当时已在《深圳青年报》工作，正好当时回家乡看父母，于是刘宾雁托我利用原来在精神病院工作的关系，查王福绵的下落。
经过原来的同事提供的线索，最后查到王福绵被关在哈尔滨市郊外50公里的“黑龙江省公安厅精神病管制院”。于是赶去那里，这是我第一次到这所特殊医院，它不仅地处荒郊野外，四外不见人烟，而且有高墙、铁丝网，门是铁门，和监狱差不多。医生、护士都内穿公安制服，外套白大褂。
这家医院的副院长，是从我原来工作的医院调来的，通过他的关系，我见到了王福绵，但护士一直在场。虽然谈话仅有十几分钟，但我没有感觉王福绵逻辑思维有问题。最后握别时，我像地下工作者一样，把一个小纸条和一点钱塞到他手里，他一下子就明白是怎么回事，机警地把东西攥进手里，护士一点也没发现。仅从这一个动作，也使我感到王福绵脑子是好使的。我在纸条上告诉他，刘宾雁已来调查他的案子。
后来还是通过那位副院长的关系，刘宾雁和他的两名助手一起到这家医院采访了王福绵。刘宾雁后来在他的《自传》中写道，“院长和病房的医生经过一年多的观察，都觉得王福绵不像有精神病的人。我们和王长谈，把他的话录了音，觉得他神智清醒，逻辑能力很强，毫无病态。”
为了了解王福棉被鉴定为精神病的过程，我和刘宾雁又坐了一夜火车，专程去了黑龙江省精神病院，找到那三位给王福绵鉴定的医生。其中两名资深医生认为王福绵仅有人格障碍，但那位年轻的医生坚持认为是偏执狂。说来也巧，这位年轻医生原来是给马看病的兽医，两年前改行做了精神科医生。最后伊春公安局觉得“偏执狂”这个病名比较合适，于是王福绵就被和七个真正的疯子关在了一个病房。
刘宾雁返回北京后，把王福绵的冤情写成报告递交了胡耀邦和胡启立；还没等有下文，就开始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刘宾雁被开除党籍，胡耀邦被迫辞职，我也因签发劝邓小平退休的文章而遭撤职反省，报社被关闭。后来我把王福绵的冤案写成文章，用笔名发在了香港《百姓》杂志上。
在临来美国之前，我在深圳收到王福绵的一封信，得知他最后屈服了。因为没有人再能救他，为了不被当作偏执狂关在疯人院一辈子，他认罪了，同意了公安厅的一切说法，并在省公安厅草拟的四条保证上签了字：出院后不上诉不上告；不乱说乱动；不和刘宾雁等坏人联系交往；遵纪守法、永不翻案。签字后，他被送回家乡。他信中说，不再和他们斗了，要做点小生意。
其实王福绵有一点还是幸运的，那就是他在精神病院时，吃的不是真药。正常人多年吃那种治疗精神病的药，最后也得吃成痴呆。那位我认识的副院长经过我们做工作，最后同意只给王福绵吃假药。当年医院为鉴别假病人（如上山下乡青年为了返城），制作了一种假药，它和真药氯丙秦一模一样，但里面是淀粉。今天用真药，明天派假药，然后让病人谈感觉，那些装病的人，几次就说出了破绽。
当年轰动中国的日本电影《追捕》中就有这样的情节，高仓健饰演的那个遭到陷害的杜丘，被关进精神病院强迫吃药。但护士一走，他立即把药想法呕出来，不然的话，他最后就会像室友横路靖二那样，在药物作用下，变成痴呆，让他从楼上跳下去，他就会纵身自杀。
从黑龙江省公安厅最后释放王福绵的方式可以看出，公安人员并不认为他是偏执狂，因为让精神病人签署那种“保证”，不合逻辑和常识。它只能证明公安机构是把王福绵当作正常人对待的，只是在利用精神病院来惩罚异议者。
王万星的情况也类似，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王的妻子“为了使丈夫早日回家，她只好在明知丈夫没有病的情况下，违心地接受当局的数十条苛刻条件和安排，而当局却又一再食言。”“最近有关部门又向她表示，要放王万星回家，但依然附带诸多条件。”如果王万星真的是严重的偏执狂病人，按医学规定不能被“安排”回家，更不应该由公安部门出面安排。这一切都令人质疑背后可能有其他非医学的因素。
近年中国虽开放改革，但在精神医学领域，却有倒退的变化。一是精神病患者大量增加，但得不到及时治疗。据中国卫生部长张文康去年4月透露，目前中国约有各类精神病人1,600万（相当于一个荷兰），但全国住院床位很少，绝大多数得不到住院治疗；二是海外不断有报道说，中国政府把异议人士、法论功学员、工人领袖等关进精神病院“治疗”。
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的精神病学助教庐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当局把精神正常的法轮功学员关进精神病院，强迫用药，长期关押，还用电休克的方式来强迫他们放弃信仰。”“人权观察”的报告说，“在过去一年半中，大约600名法轮功成员被关进精神病院，其中三人已经死亡。”
因此，中国政府如果想“避嫌”，减轻在这方面遭到的国际舆论批评，起码应进行这几项改革：
第一，放弃中国的精神病鉴定标准，采用国际精神病专业公认的统一标准。王福绵被“诊断”为精神病时，中国的“偏执狂”司法鉴定标准是：“一种罕见的精神病人，自信力强，主观武断，刚愎自用。多具有一定文化水平，智力较高，精明能干，但看问题片面，不接受批评；对现象主观臆测，牵强附会；其妄想有一定现实性，内容并不荒谬。早期易被视为正常人，不过思想偏激而已。”
按照这样的标准，今天在海外的几十万名中国留学生，大概有相当一部份可以被定义为偏执狂，因为很多人的政治见解和中国政府不同（看问题片面），相当坚持自己的看法（自信力强，不接受批评），而且学历较高（多具一定文化水平，智力较高，精明能干）等等。
中国医学界应该像对待肺结核、阑尾炎、脑瘤等所有人类疾病一样，对精神病采用国际医学界公认的统一诊断标准，而杜绝任何可能被政治和司法利用的定义，放弃有“中国特色的标准”。
第二，改革由公安部门主办精神病院的制度。不仅当年王福绵被关在公安厅办的“精神病管制院”，今天王万星也是被关在北京市公安局下属的“安康医院”。这种做法不仅混淆了医学和司法，并给公安机构用精神病院惩罚政治异议者提供了方便。同时也是自相矛盾：如果犯人被确诊有精神病，就不应该作为刑事犯关押，而应交给地方精神病专科医院治疗；而如果没有精神病，就应该关进真正的监狱服刑。由公安部门主办“监狱式的精神病院”，本身就为违法提供了可能。
在西方，犯人被确定有精神病，可以不承担司法责任，送交纯医学的精神病院治疗。前美国总统里根就曾被精神病患者白打了一枪。最近美国最高法院还做出裁决，有精神残障（还不是精神病）的人，不可被处死刑。
第三，放弃由公安部门出面组织“精神病司法鉴定”的惯例，而交由地方精神病院的医生独立进行。王福绵被鉴定是偏执狂，是由伊春公安局出面找的医生。王万星也是由北京公安局出面组织的司法鉴定。虽然鉴定小组多由精神病学专家组成，但由公安部门出面组织和领导，容易使鉴定过程和结论被司法机关的想法影响（或左右）。而“世界精神病学协会”在1996年就宣布禁止会员基于政治需要而诊治“精神病患者”。
第四，对于像王福绵、王万星等有政治背景、具有争议的、被海外媒体报道的案例，中国政府如果真的相信自己不是出于政治原因，应该允许“国际精神病学协会”的专家给这些“病人”进行独立的医学鉴定和会诊。对癌征、心脏病等疑难病征，中国的医院可以请外国医生和专家会诊，对精神病也应该这样做，以此来证明中国当局对一些精神病人的诊断背后没有政治等其他因素。
除了在医学方面的改革之外，当然更根本的是，中国需要司法独立，才可能使公安机构滥用权力把正常人关进精神病院的行为受到法律追究和惩罚。同时更需要媒体的公开报道，披露这样的冤案，引起舆论关注和监督。不久前，《南方周末》就公开报道了黑龙江省农民黄淑荣因上访反映当地的干部问题，被以“影响稳定”为由，多次强制送进精神病院；后来有20多名精神科医生给这名“病人”做出了“连轻微精神病都不是”的司法鉴定，参与鉴定的主要医生都是原来我所在的那所医院的同事，他们坚持医生的职业道德，做出了和当局希望不同的鉴定结论。
没有像王福绵、王万星那样在精神病院被关押过的人，没有在精神病院工作过的人，很难真正地体会和了解一个正常人被关进精神病院、常年和真正的疯子关在一个房间里的痛苦，它比蹲真正的监狱还令人恐怖。
中国“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分会”是“世界精神病学协会”的会员，所以国际医学组织像对待前苏联那样，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可以迫使它在这个方面进行改革，放出那些“王福绵、王万星”们，并杜绝把正常人当疯子的残忍现象。同时提醒国际舆论重视这个问题，让自由世界人们关注的目光投向中国那个最黑暗的角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