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文峰转自自留习作园地
文革研究向何处去？
小 鹰
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迄今为止，这个问题已经研究了50年了，还在争论不休。
最近，读到华新民先生2006年写的《关于“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的研究述评》，这给了我一个基础来思考：今日文革研究向何处去？
这篇评述虽然是十年前写的，但文革研究的状况和思路，至今恐怕变化不大，所以我就先由此谈起。
从华文的介绍来看，“中国官方在关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的说法，“就是按毛泽东自己所说，他发动文革的动机就是‘反修防修’”，这也是“在国内的文革研究文献中占主流地位”的意见。
而他所介绍的多数非官方学者均放弃了这一途径，转而集中在毛的“心理因素”和“政治品质”上去研究。他们得出了如下一些结论：
“这种恨、羞、怒的心理发展到失去平衡和控制，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心理因素。”
“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文革运动，与其说是出于对政治理想的追求，为了捍卫社会主义的纯洁性，毋宁说是出于内心恐惧感的驱使，唯恐自己落得和斯大林一样死后被人鞭尸的下场，从而对‘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采取先发制人之举。”
毛泽东“既有理想主义、乌托邦的成分，又有害怕大权旁落的恐惧感。”
华文最后综述道：“试图从毛泽东在夺取政权以后实行的一系列政策以及他同党内同事们的分歧的发展过程来理解毛泽东的心理状态，追寻毛泽东言论背后的隐秘动机。笔者认为这是具有历史观的正确思路。”
然而，这种思路到底是一条大路，还是一条走不远的小道？
看来，由“心理分析”来追寻毛发动文革的“隐秘动机”，这种转向似乎是想绕过一个难以超越的“障碍”，那就是官方宣称的“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出发点从来是无可指责的。”
“既然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是纯正而无可指责的”，那么，如果再按“毛泽东自己的说辞”去谈“两条路线的斗争”，文章就有点做不下去了。因为一提到刘少奇是“走资派”，他在“义正词严”的毛泽东面前，似乎就“理亏三分，矮了一截”。毛要打倒“走资派”，谁又能说个“不”字呢？因而一些学者干脆否认建国后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否认“刘少奇是‘走资派’”，认为“毛刘同是‘一丘之貉’”，文革是“狗咬狗，一嘴毛”，从而就方便地搁置了毛自己关于“反修防修”的说法，不至于“坠入中共官方史学的话语陷井”(高文谦)，甚至鼓吹“偶然性和个人因素正是当前文革研究应当深入的地方”(宋永毅)。
可是，这样消极地回避文革是要“打倒‘走资派’”的这一明显的宗旨，便放弃了一个论辩的主战场，即毛刘路线斗争究竟谁是谁非？
今天看来，我同意华文中所肯定的，一些学者“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因，……应该从五十年代开始的毛泽东同刘少奇以及其他高级干部在治理和建设国家的政策(主要是“三面红旗”)分歧中去探求。”但是，我不以为由此就只能从政治家的“阴暗心理”和“低劣人品”上去寻找其“隐秘动机”，也不期待通过“考据和索隐”去发见最新“密笈”，去解读“只言片语”，甚至从“传闻”、“八卦”与“宫闱私房话”里，企望“独具慧眼”地发掘出“惊世骇俗”的历史“大原因”、“大秘密”！
当然，从毛的“心理因素”和“政治品质”来研究，只要不是搞“庸俗化”和“简单化”，对理解文革的发生，肯定会有帮助，也是必要的补充，但这决不是这么大的历史事件的主要原因。如果我们把一场严酷的“路线斗争”降低为“个人恩怨”或“心理缺陷”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抓住主要线索，不从政治、思想、历史、文化，以及社会和体制的深度，来分析为什么“文化大革命”会发生？来判断两条路线斗争究竟谁是谁非？那就不可能防止毛派路线改头换面、卷土重来，以至再度迷惑和掌控人们的头脑。否则，难道人们日后只要精心甄选“心理健全”、“品行端正”的领袖，中国就可以避免再度发生类似“文革”那样邪恶的“政治运动”了吗？
后来，有些学者重新开始接受毛泽东的说法，但又无法否认文革失败的事实，就索性归结为“试错”说。也就是说，毛是“好心”尝试，但他没有能解决“反修、防修”的问题。既然“动机纯正”，而“试错”又是人类认识世界所不可避免的过程，那毛“试”了一下，不成功，也就没什么可多被责备的地方了。──那么，他就是一个“敢于‘吃蜘蛛’的勇士”囉？
在近年来的研究中，我们也看到有类似的思路。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杨继绳先生的《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一文。
应当肯定，杨文正确地批驳了一些研究者“认为文化革命纯粹是一场权力斗争”，说他们把文革看作是“刘少奇收拾大饥荒的残局取得了成效并在党内赢得了威望。”毛恐“大权旁落”，“于是就发动文革剥夺刘少奇的权力。”杨指出这种“争权”的说法，过于简单，“经不起分析”。
杨文也正确地看到了毛刘之间的政治分歧，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刘少奇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的秩序’，即经过一段时间发展资本主义，提高了社会经济水平以后，再搞社会主义。毛认为，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资本主义一旦发展起来，就会造成复辟，只有不停顿地继续革命，才能实现共产党的既定目标。他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就是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之时。”
但是，在这个分歧面前，杨仍然没有能够超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是纯正而无可指责的”这个“障碍”。杨仍然肯定“毛泽东建立制度的出发点是‘善’”，只不过毛是“用政权的强制来实现虚幻的‘善’，最终必然酿成了空前的‘恶’，必然将所有的人推向被奴役的境地。”结果，结论还是毛的“主观意愿”是好的，“文革的宗旨”是对的，只是“方式方法”错了。
正是拘泥于毛泽东的“出发点是‘善’”的假设，杨不但不能认识刘少奇“走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的合理性，反而迎合毛泽东的煽情说法，给刘戴上了一顶人人痛恨的“官僚”帽子。由此杨把文革曲解为由毛“怀着深深的忧虑”而发动的一场“反官僚”运动(即由所谓“第一重紧张关系”──“官民矛盾”所引起)；同时杨又认为，因“极权体制”所限，文革也是由毛一手操纵的一场官场“权力平衡”的游戏(即由所谓的“第二重紧张关系”──“官官矛盾”所引起)。结果，在今日一些人的心目中，毛泽东反倒成了一位因反官僚、反贪腐而“失败的英雄”。一些论客也跟着把“文革”解读为“百姓怨左不怨毛，刘派反毛不反左”(秦晖)，好像毛泽东始终与百姓同在，文革“左”的不是毛泽东，竟是那些“反毛的官僚”，即刘少奇等“走资派”！
“勇士”也好，“英雄”也好，是非黑白能被如此的扭曲颠倒，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所有的结论都已经包含在那一个“善”字的前提之中了。
与上述的“心理”说、“阴谋”说、“争权”说、“试错”说，以及“官僚”说等思路相反，在我看来，我们研究“文革”还是要看最基本的历史文献，例如，由毛泽东主持批发的“社教二十三条”、“五·一六通知”，以及“文革十六条”等。那里面讲得很清楚，这场运动就是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除此之外，他并没有什么其它的“隐秘动机”；而毛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里，更直接写明了他对刘少奇的问罪。在这一点上，我接受毛泽东自己关于“文革宗旨”的说法，而且，刘少奇也不是什么“官僚”，他就是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派’”！
但是，我要问的是：毛泽东关于“反修、防修”的动机，真的是“无可指责”的吗？他那些“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豪言壮语”，真的是“无懈可击”的吗？党内真的就没有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吗？如果有，那到底是刘少奇的“走资派”路线符合封建社会中国的实际情形和需要，还是毛泽东的那条“社会主义”路线“伟大、光荣、正确”？如果这场官司打到马克思那里，马克思会怎样看待“毛刘之争”？到底是“刘修”还是“毛修”？
我的看法是，“文革”不是一个孤立的突发事件，它是建国后17年来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斗争积怨的总爆发。
自1949年以来，毛泽东顽固地推行专制独裁的“封建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毛式混成物。这完全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之举，也是为马克思所极力反对的事，其结果让中国倒退，走入黑暗。而党内以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派”，以及所有为其“摇旗呐喊”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长期以来以不同方式顽强地抵制毛的那条“社会主义”路线，他们主张“新民主主义”，反封建、倡民主、开展经济建设、传播西方文化。这也就是符合当时中国──不是美国，也不是俄国──条件下的“资本主义道路”。刘派的路线是合乎中国的现实，合乎历史发展的规律，反倒是能给中国带来光明和希望。
如果把这场毛刘两条路线斗争的“官司”打到共产党祖宗马克思那里去，我们不难发现，正是毛泽东在中国道路问题上根本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以“反走资派”为宗旨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反历史潮流而动的伪革命；极“左”的毛泽东和守旧的慈禧太后“异曲同工”，他们成功地推迟了我国现代化、民主化进程很多年。(详见：小鹰：《“文革”问答三》 (2016年12月))
因此，这里正确的问题不是去问：政治家的主观意愿是“善”或“恶”？而是要问：他们的政治主张是合乎中国社会实际状况的“进步”，还是背逆历史发展规律的“反动”？当然，我们这里不妨也反问杨继绳先生一句，难道“走资派”刘少奇的出发点就是“恶”的吗？他在文革中被打倒，是因为“官民矛盾”还是“官官矛盾”？
可是，文革之后，不但刘少奇，连马克思也变得很臭，人们以为毛泽东搞的那些都是出自马克思的教唆，让他和毛一起挨骂，那倒是中了毛毒太深了。文革的思维方式，就是一个“左”字了得，我们现在应当警惕，要实事求是地看人、看问题，免得重蹈复辙。我主张在文革研究中，把刘少奇和毛泽东区分开来，把马克思和毛泽东也切割开来，目的是为了彻底孤立和剖析毛泽东。
先生们，我写此文是痛感于目前文革研究，由于回避了理论、道路和方向等“大是大非”的根本性问题，结果路子越走越窄，题目也越做越小。导致文革的毛刘之争，问题还远没有辩论清楚，糊涂的看法和刻意的歪曲“比比皆是”。我希望能就此基本问题展开讨论，而不是只纠缠在历史的小事件上。
我的做法是想在研究思路上有所突破。根据史实和文献，我以上述方式把刘少奇和马克思作为正因子项引入“文革方程式”，再加上历史的“初始条件”和地域的“边界条件”，看能解出来什么？希望这解不但能在统计上符合以往的“数据”，同时也能为以后的“运动轨迹”提供些指示。此外，讨论社会问题，和讨论物理问题一样，我们首先要把基本概念搞清楚，包括如何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思想言论自由”等等。否则，将形同“盲人摸象”，“各执一词”，却不得要领。当然，这些概念本身应当与时俱进，也绝对是可以争议的，但其内容的深度又决不是一个轻松“点评”就可以打发得了的。(详见：小鹰：《“概念”六日谈》 (2016年9月))
现在许多人一看到我提“马克思”三字，就已经“嗤之以鼻”，掩卷不看。其实，我还不至于如他们以为的那样“迂腐和堕落”。只是许多人不了解，“人云亦云”地跟风，而不做独立思考，粗粗一望，便以为毛说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却不知马克思是封建落后国家“走资派”的鼻祖，是毛泽东的死敌，也是我们今日彻底颠覆毛派“理论”的利器。现在许多人批毛，就大骂马克思，其实他们和毛泽东一样，不懂马克思，也不懂得历史，更不懂现代资本主义。那些大骂马克思的人，实在是在帮了封建权贵们的大忙，为其张目却不自知。
总而言之，“破除障碍、抓住矛盾、搞清概念、辨明是非”，这是我对今日“文革研究向何处去？”的一个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