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7日到了，为了你我的幸福和将来，让我们一起纪念一位逝去的女工：周建容。
周建容大姐1964年出生，是重庆垫江人，我1988年出生，是江西九江人，她和我父母一样都是60后，她们家旁的小河应该会汇入长江，流经我们家，这么说我们一开始就联系在一起了。她和你怎样联系在一起呢？你也是打工者，你也是中国人？你们都有父母，或孩子？
2002年起她进入深圳龙岗区的快浩（哥士比）鞋业工厂工作，一直到2014年7月17日，在这家公司工作超过12年了。哥士比是香港母公司名称，哥士比的母公司叫卓盈丰集团，是注册于澳大利亚的企业。卓盈丰应该是祖母公司了，这家公司在北京、上海、东莞、中山和深圳有多家工厂，其中中山市的叫卓盈丰制衣纺织有限公司。或许你我都穿过周建容大姐她们做出的鞋、衣服、袜子。
连她自己也不会料到，2014年5月后发生的事情竟要了她的命。2013年工厂悄悄地变更了股权，2014年5月公司宣布更改厂名、法人代表，当初承诺的长期服务补偿金不会有了，已经将近四个月迟发工资、部分工人社保都没有按时到账，工人们担心，改厂名后，原来的劳动合同会被废除、工资降低、工龄清零。很多工人都和周建容大姐一样，在哥士比工作十多年了，都四五十岁了。工人们做了很多努力，想找厂方谈谈，厂方拒绝工人们的所有要求。情况变得非常严峻，如果工人们再不采取进一步措施，他们只得像砧板上的肉一样等待厂方切割、炸炒。终于在5月26日，全厂六百多名工人集体停工了，工人代表继续邀请厂方开展集体协商，厂方还是拒绝了，反而陆续开除参与停工的工友，到6月12日共开除了39人，7月14日起加快了节奏，当天开除4人，次日开除15人，16日开除20人。周建容大姐也在16日被开除之列。7月17日清晨5点48分，她从哥士比工厂四楼车间跳下，以死抗议，这家她工作了12年多的工厂的不义。根据工商注册信息，这家工厂的董事长过去是、现在还是Detlev Uwe Dieter Fehmer，但真不知道它是什么人，它是否会对此感到丝毫内疚。
也许起初当你听到这个消息时会 感到遗憾、难过。之后，她的死就像任何一个离开的生命，她所受的苦难就像以前任何工人、农民所受的苦难一样，被人忘却，等待下一次苦难再次到来提醒大家。如果你我这样的打工者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如果我们团结起来和资方理性谈判的权利得不到支持，如果基本的尊严需要以生命的代价来捍卫，如果我们轻易地忘记一个个苦难，谁知道下次苦难不会降临到你我身上呢？谁知道，难道历史上那些巨大苦难不就是一个个被忘却的苦难堆积酝酿出来的吗？
2014年7月周大姐的头七里，为了铭记打工者的苦难，为了一个少一些、乃至没有苦难的未来，劳工界倡导，社会各界一起纪念周建容大姐的死，并且将每年7月17日作为“中国劳工受难日”来纪念。41家劳工和社会公益组织、1708名工人和其他各界人士首批响应了这个倡议。我亲身参与了纪念和倡导活动。此后3年每年7月17日都有劳工机构和工人们举行各种纪念活动。7月6日，劳工律师段毅先生，这位带病在身的60多岁的前辈，转给我几篇往年纪念周建容大姐的文章。我吃惊地发现，要不是他的提醒，我还没有记起这个重要的日子；要不是他的提醒，我最多只会在朋友圈转发纪念文章；要不是他的提醒，我也如此轻易地忘记了和我父母兄弟老乡朋友同样是打工者的周建容大姐，错过了这个纪念千千万万工人农民打工者所受苦难的日子！要不是他的提醒，我发现自己竟无心、也无能去纪念这些和我紧密相关的苦难！我多么渴望希望与美好啊，可希望与美好怎么能建立在苦难和对苦难的健忘之上？
这次我想力所能及做点事情。可离7月17日越近，我越发感觉自己力量微薄。你我都是打工者，有多少人因为基本工资太低，为生活或公司制度所迫不得不经常加班？有多少青年夫妇不得不双双都上班、加班，孩子不得不留在农村或请祖辈到城市帮忙？而资方和高管却拿着几十上百倍于我们的收入？有多少人不得不独立面对强大的资方？有多少人知道劳动者的团结权、谈判权和罢工权？有多少人知道因为试图团结谈判维权而受难的周建容大姐？有多少人知道“中国劳工受难日”？有多少人会为减少我们所受的苦难有所行动？
我们纪念苦难，不是要停留在苦难中，而是铭记苦难，探寻苦难的根源和解决办法。打工者的权利受到保护，打工者可以团结起来保护自己，我们的工资福利更合理，打工者真正成为公司大家庭受尊重的一员，我们更能感受到自己的劳动很重要，自己的精细、专业、创造力、想象力值得付出，那么中国产业升级才有基础，中国产业才会有自己的“芯”。
因此，为了你的幸福，为了我们的的幸福，为了把我们的幸福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让我们一起纪念“7·17中国劳工受难日”！也许我们没办法马上解决所有问题，至少我们可以阅读、转发相关文章，让更多人知道这个属于全体打工者、劳动者的节日！
为了你我的将来，一起纪念一位逝去的女工
作者：冷星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