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湘辰转自BBC
震惊中外的薄熙来事件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半个多世纪以来最大的悬案，案情扑朔迷离，牵涉其内的不仅有许多中共高官甚至最高领导层成员，还有英国人、美国人，在中国国内掀起政治风暴的同时，引发广泛的国际关注。
中国政务评论家、《明镜》新闻出版集团创始人和总编何频与著名华裔作家黄文广合作撰写的英文新书《中国权贵的死亡游戏》，以薄熙来案为主线，揭示中国共产党高层权力斗争的内幕。该书已经被美国《外交政策》推荐为今年必看的25本书之一。
《中国权贵的死亡游戏》一书披露了扑朔迷离的薄熙来事件中的一些内情，也解释了事件中的部分谜团，显示中共高层权斗之激烈和复杂，远非外界所想象。BBC中文网记者嵇伟分别专访了两位作者，何频谈权斗内情，黄文广谈薄案疑点以及他去重庆现场的发现。
以下是专访《中国权贵的死亡游戏》作者之一黄文广的下半部分：
嵇伟：你们在《中国权贵的死亡游戏》一书中对十个涉及薄熙来事件的中共高官和富商作特写，为什么采用这样的创作模式呢？
黄文广：因为在薄熙来事件的整个过程中，我跟何频，尤其是何频，他是一个很有经验的中国观察家，而且他写了很多书，我们觉得我们应该退后一步，用冷静客观的态度去探索薄熙来案件和谷开来谋杀案。我们作了大量的采访，采访了约50多个政府要员、学者、法律人士和记者等，我们希望通过探索薄熙来案件，使西方人能够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体制有一个比较客观的了解。那我们通过什么方式来达到这个目的呢？就是对牵涉到薄熙来事件的大约十到十二个关键人物作特写，对他们的功与过进行客观描述和分析，通过在对每个人的描述中，我们又重新介绍了一些中国的背景知识。比如我们在对周永康的描述中提到了政法委，提到近年来政法委的急速发展，以及它对中国民主法制建设的危害。又如我们在对胡锦涛功与过的叙述中，谈到了为什么近年来中国新毛派大量产生。在中国最近几十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贫富不均的状态，腐败泛滥，老百姓对这种状况非常反感，出现了很多各种各样的群体事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领导人希望通过不同的手段去探索中国未来应该走什么道路，因此胡锦涛就选择了一些毛泽东时代的做法，这就是导致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得以实施的主要原因。我们在书中对每一个人物都进行客观分析和评价，通过对他们的分析评价，对西方人介绍中国某一个机构和某些政治背景。
嵇伟：你们在书中特别提到西方媒体在薄熙来事件中起了很大作用，为什么这么说呢？
黄文广：因为我们觉得西方媒体在这次的事件中起了两方面的作用。第一个就是，在以前中国出了政治丑闻时，西方人会要在几个月甚至几年后才能得到一些基本的信息，才会知道中国发生了什么。但这次的薄熙来事件和以前很不一样，由于中共党内一些人利用西方媒体不断散发消息，导致像华尔街日报、彭博、纽约时报和在西方的一些中文媒体能对事件及时报道。另一方面，由于海外媒体的及时报道，也促使中国当权者不得不做出一些改变，不得不公开一些信息，以赢取国际媒体和国际社会对他们的谅解。另外，你会发现，国际媒体报道了许多薄熙来、谷开来和王立军等的一些内幕消息，中国政府在刚开始时都说那是谣言，但在审判之后我们发现，许多所谓的谣言都被证实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由于中共党内人士知道了海外媒体的强大和它的公正性、客观性，就知道中国的老百姓觉得海外媒体更有可信性，而且现在老百姓也很容易就能得到海外的信息，所以党内人士有时候也泄露出一些真真假假的东西，泄露出一些为了抹黑政治对手的不符合事实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在薄熙来案件的前期，海外媒体也充当了宣传工具的作用，比如在法庭还未做出判决前，就有关于薄熙来腐败、谷开来杀人的报道，已经在媒体上给他们定了罪。但是我注意到，后来随着更多的人向海外媒体提供薄熙来事件的不同信息，而媒体有了对信息进行核证的条件，报道就越来越客观和公正。
嵇伟：最后一个问题，听说您为撰写这本书亲自到重庆实地观察，获得感性认识，您能谈谈您的实地观察的体会吗？
黄文广：可以。我当时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正好也要为一个英文媒体写一篇别的东西，有一个机会到中国去采访，所以就到重庆实地去了一次。因为我觉得我们听到了许多关于薄熙来、王立军的事，我就特别想看看到底薄熙来的唱红打黑运动，重庆老百姓对他的反映是什么，重庆到底有没有很大的变化，而更重要的是，我到了海伍德被杀的酒店里去作实地考察。我们以前看到中外媒体的报道说，那个酒店是个很破烂的地方，当我到了那里一看，这个酒店的确像美国的一个汽车旅馆。但我进去后发现，旅馆背后还有十个小别墅型的房子，海伍德的1605房间就在这里。虽然我去的时候以前的旅馆服务人员已经全部被换掉了，但我还是从中得到了一些实地感受。此外，我还对一些政府官员、当地群众和其他知情人士进行采访，获得了一些非常感性的知识，使我们能对整个案件有更清醒更冷静的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