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王希哲在其文中写道：
我要问胡平：毛发动整风，他先说了，允许反共右派们都出来反共吗？没有呀！胡平自己引证了，他是说，他是“想用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力量，帮助整党”。结果，那么多的右派都出来乘机反共了，要推翻共产党了，“远远超出预先的想像”，毛才“龙颜大怒”，“发动了一场反右斗争”。这怎能说是毛“翻脸不认帐，自食其言，翻云覆雨，出尔反尔”呢？恰应该说，是反共右派错估了形势，高估了自己的力量呀，人家要你帮党整风你却要反共呀。怪谁？应该怪倒霉的反共右派自己，怎能怪毛？
······问题在，反共右派们受打击把头缩回去了，说当初是“为党好”不是反共，那头就应永远缩回去，这才能永远证明反右是错。但胡耀邦看着右派可怜，“一风吹摘帽”了，再来“改开”，风向大变了，反共反毛时兴了英雄了，右派们又纷纷聚会，纪念“反右XX周年”，这时，他们就不再说当初是“为党好”不是反共的了，他们现在要公开反共了，他们的领军人物如茅于轼等，就宣称，“我们当年就是（反共）右派了！”。这就等于自家出来证实了，共产党当年的反右，没有错呀，毛更没有错呀！胡平们怎能说毛是“翻脸不认帐，自食其言，翻云覆雨，出尔反尔”呢？
史实如铁，请睁大眼睛回首看——
1956年12月8日，毛泽东召集全国工商联座谈会，诚恳地宣讲：“我们的政府，是跟人民商量办事。可以叫它商量政府，不是板起面孔训人的，不是意见不对就给他一棒子，打得他头朝下，脚朝天。我们叫人民政府，你们有意见尽可讲，我们不会借故整人。”
接下来，毛泽东多次谦恭至诚地宣讲，如：
1957年1月，在省委书记会议上：“对党外人士，让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 “一定要守法，不能破坏法制。法是劳动人民制定，保护劳动人民的利益，一定要守法。”、“不允许工人罢工是不正确的，宪法上没有禁止罢工；贴标语是言论自由，开会是集会自由。”、“对付官僚主义，最好是罢工罢课打扁担，因为老不解决问题嘛！”
1957年2月27日，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左倾教条主义者，以前采用的党内斗争办法叫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我们采用一个新方法，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我们找到一个公式：团结—批评—团结。或者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人民内部矛盾，都可以用这种方法：团结—批评—团结。六亿人口里头，可以发展到解除武装的敌人······一经解除武装，我们就用另一种态度对待他们了。对这些劳改犯的人，我们也是这个方法对待，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现在不是放多了，是少了，应该再放。”
1957年3月10日，与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开会的时候，要党内外的人在一起，共产党不要关起门来开会。”
1957年3月2日，最高国务会议：“无论哪种干部、政府，缺点、错误都应该接受批评，并且成为习惯。人民政府成了习惯，批评就没有事。批评对了，当然很好，批评错了，没有事，这就是言者无罪嘛！人民是有批评权利的，宪法是应该实行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有自由。”、“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什么叫长期？共产党有多少寿命，就是民主党派有多少寿命。如何监督？就是属于批评建议，用这些方法监督嘛！”
1957年3月6日，九省市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我们对500万知识分子，几亿农民、多少万民族资本家和民主人士，打是不适宜的。要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有杀父、杀夫、杀子之仇的，有些血肉相连被镇压的。”
紧接着，中共中央喉舌《人民日报》大张旗鼓宣传：4月17日发社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4月23日发社论《全党必须认真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4月26日发社论《从各民主党派的会议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
4月30日，毛泽东率全体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约见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谈话，通报了共产党的整风决定，表示热诚欢迎他们帮助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
1957年5月4日，中共中央颁发毛泽东起草的《组织党外人士继续对党的缺点错误展开批评的指示》，指出：“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所展开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对于党政所犯错误的批评，对于党和人民政府纠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进行，不要停顿或间断······由党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上的缺点错误提出意见。”
于是，中共中央统战部从1957年5月8日至6月3日召开了13次座谈会，国务院和中共中央统战部联合召开了25次工商业人士座谈会。全国各省（区）、地、市、县各级党委也纷纷召开党外人士、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由主要负责人亲自出面到各单位殷勤邀请当地各界精英与会，并恳请他们发言，帮助共产党整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