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聪转自良知网
《独生》提到，地方官员在决定要对违规者开罚多少钱有极大的自由度。金额可能是一个家庭年收入的两倍到十倍不等。2010年有名计生官员甚至对一个违规者征收五百万人民币罚款，当事人提出抗议时，这名官员据称还提高罚款金额，并扬言说：“你就是砧板上任我宰割的一块肉。”
除了可观的罚款，对从事计生工作的人来说，他们还可得到直接的好处──奖金。不同地方都有类似的奖金系统，例如福建省计生官员的奖励多寡由他们达成的绝育和堕胎手术数量决定，奖金最多可达到底薪的一半，所以大家才特别热衷抓人，连医生也很乐意多做堕胎手术来增加奖金。高女士声称：“有的女孩子根本没有怀孕，也被迫动了手术。”
有奖金，当然也有处罚。1990年中央政府设立全国性的问责机制，从官员、计生专家，到一般行政人员，只要未达到辖区生育指标，就要面临减薪、降职、甚至免职的处分，最关键的是不得提拔和晋升职务，这就是中共所实行的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
在利益的驱使下，各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计生悲歌一再上演。2012年的冯建梅强制引产事件，她与死婴同躺床上的照片引来外界震惊。照片往往比文字来得更有说服力，这起事件引发国际社会关注强制引产问题，与诸多国际媒体跟进报导，迫于外界压力，有两名官员被撤职，另有五人受惩处。
失去孩子的冯建梅虽不幸，但与难以计数的一胎政策受害民众相比，她又算是幸运，因为她得到了其他人都得不到的赔偿。
《独生》一书还提到，多数基层计生官员心里都明白自己无论做了什么，都不需要负担刑事责任，因为维持计生指标才是首要任务。只要能控制住限额，做什么都行，就算毁坏房子和财物、抓人去关，甚至没收孩子，都没人会说话。
上述残酷的手段，在其他民主国家是难以发生的。难道只因为金钱，就能让中国的计生工作者全抛开罪恶感？回顾中国共产党1949年建政后的事迹，可找到原因。
宣扬无神论和斗争哲学的中共，从“土改”“镇反”“三反”“五反”“文革”等各种运动，不断公开杀人，号召群众围观，让人民互相撕杀，甚至一同吃“敌人”的肉。有评论说，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杀人的历史。
中共发起的政治运动，煽动亲人反目，鼓励告密，使人人为敌。被破坏的传统文化，被败坏的道德，人们的是非善恶标准被颠覆，足够邪恶的人，反成了“先进人士”。云南大山里的那些退休计生人员不乏有“先进个人”、“先进工作者”。
而促成这一切的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却成了被人民挂在墙上崇拜的“神”。在去年12月26日毛泽东的124岁生辰，仍有数万名毛泽东拥护者来到毛的家乡湖南韶山毛泽东广场庆祝“毛诞节”。许多中国人仍未意识到，毛泽东与他参与创建的中国共产党，正是他们苦难的根源。
忏悔与委屈
曾有中央级的退休计生官员向方凤美坦言，中共政府必须要向这些遭强制堕胎的妇女道歉。对这位已罹患癌症的官员而言，在生命接近尾声时的忏悔，是他唯一能做的最后一点弥补。
而上述那位流亡美国的高女士，1989年曾在美国国会一场听证会上，为中国的强制堕胎作证。据《独生》介绍，她是透过反堕胎说客的帮助来到美国，这些说客意图敦促美国政府提供资金给联合国人口基金，而高女士的证词是他们游说内容的一部分。但美国拒绝为她提供政治庇护，因美国法律只提供政治庇护给遭到迫害的人。最终高女士在赞助人的帮助下取得在美国工作的权利，但没有绿卡及美国护照，也不太会说英语的她，只能从事帮佣，也无法离开美国。
她觉得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而她的居住权前景仍不明朗。她眼中含泪向方凤美问着：“到头来，我努力做了正确的事。我一定要永远被惩罚吗？”
充满血腥的一胎化政策结束了，伤害却从未远离，无论是受害妇女、来不及出生成的胎儿，或计生员，都是中共体制下的受害者。云南大山那些老病穷的退休计生员即是一例，在尝着自己造下的苦果的同时，又为自己感到委屈。
计生工作可是当年重中之重的工作！老计生员张卫国对《看见》如此强调。他说：在职时，天天被人骂，退下来后，也没人理他们。乡村教师、乡村医生的待遇后来都解决了，就他们什么也没有。
张卫国还说，有时跟一些老计生员凑在一起聊天，大家也觉得委屈：“我们当年为计划生育工作奋斗，把青春献给党和人民，现在年纪大了，退下来后，什么待遇也没有。”
然而，张卫国不晓得的是，同样把“青春献给党”的红卫兵和老兵，也多落到悲惨的下场。
曾为中共政府打过战的老兵，因未获得公平安置，几十年来只能不断上访维权，但仍旧得不到解决。
而打着“革命热情”热烈投入批斗、武斗、大肆破坏文物的红卫兵，有些成了红卫兵乱葬岗里的冤魂，多数幸存下来的人在没有利用价值后，一个“知识青年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命令，就把数千万红卫兵赶到农村和边疆当“知青”，遭到军代表和农村干部的欺凌，尤其是女知青更大量被奸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