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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恐惧观察:我在北京被“喝茶”中国政治恐惧观察:

2018年06月14日 综合新闻 ⁄ 共 2098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俞文峰转自纽约时报中文网

我在北京被“喝茶”

慕容雪村

2014年7月21日

ASSA ARIYOSHI

我这样的中国作家常常要艰难抉择:当身边的朋友毫无来由地被捕、被软禁、被驱逐,我是该沉默无语,还是该挺身抗议?如果我因为不愿保持沉默而身陷囹圄,我又该如何面对我的家人和朋友。

今年五月,我的几位朋友在北京参加了一次六四研讨会。我当时身在海外,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只是写了一篇文章,交由在场的某人朗读。几天之后,多位与会者被捕。一时激愤之下,我在网上发布了一份声明,说我也参与了他们的寻衅滋事,请中国政府宽限两月,等我结束国外的行程,就会回国投案自首。在《纽约时报》当月的专栏中,我再次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7月6日,我在新浪微博发布《投案书》,说我现在已经回到北京,随时等待当局的抓捕。我的女朋友对此忧心忡忡,但她一直没有说出来。两天之后,我住处附近的万寿寺派出所打电话给我,要我过去谈一谈。当天下午大约在5点30分,我走进万寿寺派出所,直接上到三楼。

我得等国保从别处赶过来。国保是中国的秘密警察组织之一,在各地政府公开的政务信息和新闻报道中,几乎从来见不到这个组织,也几乎无人知道它的人员、机构编制及经费收支情况。对中国的异议人士而言,这个组织就像一个噩梦,它无所不在,强大无比,随时可能带来出乎意料的痛苦。

百无聊赖之时,我在桌上拿起了一本《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读本》中有一章说要建设法治中国,话说得非常漂亮,假如我不是坐在这里,说不定就会信以为真,大受鼓舞。

40分钟之后,两位身穿便衣的国保把我带进询问室,这是一间10平米左右的房间,墙壁上密布鞋印,地下散落着许多烟头,房子中央的桌子上有电脑和打印机,桌前有一把椅子,那就是我的座位。

坐定之后,其中一位向我出示了证件,另一位给我拿了一瓶矿泉水,询问正式开始。他们告诫我要“如实回答,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我如实地回答了他们的问题。没什么好隐瞒的。

年轻的国保问我:既然你来投案自首,是不是认为自己做过什么违法的事?我说我是因为六四研讨会而投案,我绝不认为这次研讨会违反了任何法律,但既然我的朋友们都被抓了,想必是你们认为他们触犯了法律,我做过同样的事,所以你们应该也会认为我触犯了法律。他们显然不喜欢“你们认为”四字,跟我争执了大约有五分钟,意思是法律并不是他们认为如何就如何,既然我的朋友们被警察抓了,那就说明他们一定做过违法的事。

接下来又开始争执“公民应不应该守法”,我说善法当然应该遵守,但恶法就应该挑战,当然前提是承担挑战恶法的责任。他们对此极不赞同,认为无论善恶,是法律就该遵守。

年轻国保笑着揶揄我:你还是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的呢,嘿。

我沉默片刻,开始给他们讲梭罗和“公民抗命”,讲完了又觉得自己迂腐可笑:在这种地方,讲这些又有什么意义?

大致询问完之后,两位国保离开询问室,到隔壁房间打了一个很长的电话,估计是在请示上级。

那是那个夜晚最艰难的时刻,在这城市的某处,某个人正主宰着我的命运,但我对他一无所知。两位国保似乎也不确定会发生什么事,闲聊一样跟我谈了半天,又去隔壁打电话去了。

又等了大约20分钟,两位国保再次走回,其中一位问我:如果今天把你刑拘了,你出来后能不能不炒作这事?我说这个我不能答应你,如果你今天把我送进拘留所,那我一定会写文章。

他笑笑,又问起我为六四研讨会写的那篇文章,我大致复述了一遍,说大概内容就是这样,原文确实记不住了。年轻国保说既然这样,那我们去你家,你从电脑里找出来给我们看。我说投案自首也不意味着放弃所有权利,如果一定要去我家,那你申请搜查令吧。他们低声商量了几句,终于同意让我一个人回家。5月2日晚上,我通过gmail给郝建发送了我在六四研讨会上的讲话稿,但最近一个月来,中国的防火长城越发强大,gmail的服务极不正常,我在电脑前等了几分钟,始终打不开gmail的页面。

我回到万寿寺派出所的询问室,就邮件问题又做了一份询问笔录,然后逐页签名、印指模,最后还要加一句声明:以上记录我看过,与我所说的相符。

最后, 其中一位国保问我:你的投案自首,我们是欢迎的、认可的,但法律就是法律,我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也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你听明白了吗?

这是我的第一次涉罪询问。在长达七小时的询问中,两位国保对我不算凶恶,甚至算得上客气。在某个意义上,中国政府已经进化了,看起来温柔礼貌,但在骨子里,它依然还是个独裁政权,决容不下我这样的异见者。

因为激愤,我把自己送进了警察手中,这样的行为在当今中国并不多见,但我并不知道它能改变什么,或许只是纯粹的愚蠢。但是,在7月8日的互联网上,有许多人为我发声,甚至表示也要像我一样自首。

这或许能够说明中国的现状:越来越多的人不怕坐牢,甚至会以之为荣。

但我依然心怀恐惧,为了写小说《原谅我红尘颠倒》,我曾深入看守所调查,知道那里的生活有多么贫瘠和残酷,如果我被捕,那就将是我的生活。我是否能够承受那种暗无天日的生活?我将如何面对亲人的戚容和泪水?我不知道。

但与此相比,我还有更大的恐惧,那就是正直之士身陷囹圄的中国,一个无人敢于发声的中国,一个法律与正义背道而驰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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