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明摘自博讯网
日前，博讯记者西诺从上海医生马锦春那里获取一批资料，这些资料详细记录了中国著名异议人士乔忠令先生的被“精神病”的相关证据。年逾7旬的上海民运领袖乔忠令先生，他曾与民运人士魏京生齐名、有“北魏南乔”之称的乔忠令被秘密关押在精神病院已逾5年。据马锦春医生介绍说，乔忠令正被强制灌服改变大脑思维的药物，已经出现四肢颤抖等症状。他呼吁外界关注，防止再出现下一个李旺阳。
该资料的内容如下
1.乔忠令先生的“几点声明”的视频
2.乔忠令先生的“致人权组织”的声明视频
3.乔忠令先生的自述
其他相关资料，博讯网稍后几天内整理后发表。
乔忠令
一、工人的后裔
江苏省巡抚李鸿章办洋务，在上海市南市区江边码头兴办江南制造局（江南造船厂前身），曾祖父弃农务工，在制造局炮厂当一名铸造工，成了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曾祖父养育两子两女，祖父为长子，制造局学徒满师不久，跳槽到国民党官营企业中华掘井公司上班，很快担任领班，每月工资大洋六十元，一家老少温饱有余。抗战前夕，中华掘井公司部分骨干内迁重庆，祖父榜上有名，为这在当时是谁也不能告诉的国家机密。祖父走后，同老家联系甚少。他在重庆参加共产党，曾是西南军区著名劳动模范，担任重庆炼油厂负责人。1956年夏季，重庆多雨，嘉陵江水暴涨，祖父在指挥抗洪救灾中不幸船倾人亡，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祖父养育六子，父亲为长子，195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工人提拔担任干部，最高职务为上海市第二锻压机床厂厂长兼党总支副书记。父亲养育四子一女，我为长子，下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
二、华东师范大学
中学时代，我的偏课现象已经相当严重，喜爱文史哲，厌憎数理化，到了格不不入的地步。总算熬到高中毕业（其中有班主任老师陈可贞送的“人情”，在数理化补考仍不及格的情况下，送我一个高中毕业），填写高考志愿时，我第一志愿填写南京大学历史考，古专业，第二志愿填写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后在老师的启发下，第一志愿改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1963年7月，高考作文名试题《唱国际歌时所想起的》、《一篇日记》，任选一题。我选择前题，高分录取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一名新生，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华东师大当时属于高教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党委书记兼常务副校长常溪萍，曾经担任中共山东分局副秘书长，协助康生炮制“山东分局血案”，成了康生安插在上海
高等院校的一名代理人。常溪萍脸容清瘦，性格沉稳，生活简朴，作风辛辣，1957年夏季略施小计，将四百余名师生打成右派分子，主持拍摄电影《大风浪中的小故事》全国反映，顿时声誉鹊起，受到市委书记柯庆施青睐，升任上海市委委员。
1963年的华东师大，仍然笼罩在反右派斗争浓浓的阴影下，中文系五年级百余名学生，一个个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满脸装出死相，说笑便是放肆。教师不敢教，学生不敢学。有两件事必须写一下。第一件事，毛泽东与邓小平斗法，在1963年相继提出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邓小平改为“四清”运动。毛泽东主持制定《前十条》，邓小平主持制定《后十条》，邓小平的许多提法比毛泽东更“左”，对农村、城市、阶级斗争的估计比毛泽东更严重。第二件事，邓小平、彭真联手，发一个文件，在全国高等院校内清查反动学生。虽然说，清查反动学生的事一直都在进行，但作为一次运动，全国高等院校一体动员，全力以赴，这是第一次。所以，形式非常严峻。
我是一个晚熟的人，各方面都晚熟，性格直爽，不懂得如何保护自己，而且绝不撒谎。上课时，老师讲的观点，如果不同意，我会举手发言，同老师争论起来。举两个例子，《文学概论》老师楼昔勇，上课时说“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发生悲剧”；《政治经济学》老师王某上课时说“中国的资本家，无一例外，都是剥削起家的”等等。我不同意上述观点，当场同老师争论起来，这在当时是件非常犯忌的事情。
中文系党总副书记过琪鋆找我谈话，命我主动退学。我不同意。这种尴尬局面维持到1964年10月，学校开展“四清”运动，我被列为中文系重点批判对象，批判三个月，多次作检查，打成右派学生，停止上英语课，寝室调整时搬出本班寝室，同外班学生同住一室。
1965年9月-1966年8月，我们中文系三年级学生远赴安徽省滁州专区定远县，参加为期一年的农村“四清”运动。第一期“四清”运动在九子公社，第二期“四清”在三和公社。滁州军分区副司令员丁亚，担任三和公社工作队党委书记。丁亚，湖北人，早年投军，参加长征，有“老红军”美誉。解放后，丁亚担任南京军区某部师长，常驻苏州。丁亚好色，同多名女子乱交，其中一女有“敌特”嫌疑，判刑收监。丁亚受其牵累，降级降职，从野战部队师长降任滁州军分区副司令员，已是闲职，无足轻重。当时，已是“文革”的初期，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为了应付毛泽东，下令各级党委抛出一批犯过错误、受过处分的老干部，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交给群众批斗。滁州地区抛出丁亚，交给三和会社工作人员批斗。我挺身而出，反对把斗争矛头指向军队干部。我们年级一百二十余名学生，迅速分成两派。
1966年8月未，回到学校，当了四个月造反派，1966年12月未，宣布退出华东师大文化大革命。1967年开始，私下反对文化大革命，攻击林彪、江青、张春桥一伙，当了一年“逍遥派”。1968年初，学校开始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我被打成“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丧心病狂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革命分子，关押批斗。
1968年秋季，张春桥批示“粉碎乔忠令阶级能量”，受了处分，毕业分配内蒙古中苏边境莫尔道成林业局接受再教育。我在林场劳动一年。1970年初，借调牙克石林业管理局政治部文工团，担任琵琶演奏员。1970年初，举国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华东师大革委会，向牙克石林业管理局发来公函，要求再次审查我的现行反革命罪行，我被关押拷打灌咸盐水，不了了之。
1972年秋，正式调入牙克石林业师范学校，担任语文教员，教了一年书。1973年秋季，开展：“批林批孔，痛击教育战线右倾翻案风”运动，我害怕再次挨整，仓皇逃回上海（1969年9月，我在莫尔道成林业局接受再教育时，遭遇一次车祸，摔伤腰部，有后遗症，逃回上海以“养伤”为名）。
三、1973年—1978年的五年读书时期
我在华东师大读中文系，读得好的却是历史 ，我读过史记，尤其喜爱明清史，比较熟悉。我以为，历史学是一门专门研究错误的学科，批判和批判的讨论，是我们接近真理的唯一途径。为此，我认真学习明清封建历史，学习鸦片战争以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历史，学习班1921年中日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党史，学习1949年以来的当代史，相互作了比较，收获很大，理清了许多复杂的原来说不清党的问题。
四、关于“上海民主讨论会”
1978年未，北京相继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重新成了核心人物，作了重要发言，批判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等。上海的社会形势比较混乱，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日夜聚集在闹市中心人民广场，打出横幅“我们要户口，我们要工作，我们要吃饭，我们要活命”等，开辟“社会主义民主论坛”，公开贴大字报，发表演讲，形成一股思潮。主要出头者有应荣耀、温定凯、李芳、杨週、王辅臣、李建民、傅申奇等。
1978年2月上旬，应荣耀等二十多人在复兴公园茶室聚会，商量：“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我当时好奇，在离他们稍远处旁听，很嘈杂，也听不清楚他们说些什么，一会儿，我的大学同学胡安宁突然来茶室找我，塞给我一张字条，要我站起来对正在开会的知识青年，念一下。我推辞不过，就站起来发言，念了那张字条，大意是联合起来，成立上海民主讨论会，推选应荣耀担任召集人，“做党中央革新者邓小平、胡耀邦的尖刀连，争取中间力量华国锋，孤立打击顽固派汪东兴”等，字条内容就是这些。既然我是民主讨论会发起人，就应该贴大字报，发表演讲。我在淮海中路茂名南路转角处的民主墙贴出一份长篇大字报《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几乎每晚都到人民广场发表演讲，呼吁改革开放，经济多元化、政治民主化，呼吁总结文化大革命乃至反右派斗争以来二十多年的历史，要作出一个决议，解决社会和人们思想问题。举几个例子，我提出“六个现代化”，在“四化”之外，首先增加政治现代化，最后落实为人民生活现代化。只有“六化”才能救中国，“四化”
不能救中国。我提出，中国宪法的总纲，应该增添以下一段文字：“中国共产党是建立在批判和自我批判基础之上的无产阶级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中国人民，全中国人民监督中国共产党”等等。我在民主墙贴出多首短诗，其中一首诗影响很大，一共七节，一节三句，前几节如下：
我爱你，但不喜欢你
你总是欺骗我
我怎能相信你
你热情地逗引我
我流着泪投进你怀抱
然而，你抛弃了我
我站着活生生像个大问号
滚烫的腮颊变得死一般冰凉
亲吻的唇印变成青铜镣铐
父母骂我
兄弟姐妹们歧视我
我在风雨中流泪痛苦难熬·········（后三节忘了）
民主讨论会是个没有组织的组织，任何时候都可以自称：民主讨论会的人参加民主讨论。骨干只有五六个人，除了我，还有应荣耀、温定凯、沈海凛、陆国富、李放 、等。陆国富是公安相关安插在民主讨论会内部的卧底特务。由于我的的加入，时间把知识青年的经济诉求上升成了政治诉求。我提出一个口号“坚决彻底批判共产党”。当时很天真，以为中国共产党处在执政地位，同时也就处在被批判地位，这里的批判，是指它的本意，亦即哲学上的“扬弃”。有一段时间，场面十分火爆，演讲的人很多，每晚聚在人民广场的人将近十万。
1979年3月6日，上海市公安局发布《三、六通告》，禁止人们在人民民广场贴大字报，发言演讲。我提出《三、六通告》 违反宪法，公安机关作为执法机关无权立法，走上了与公安机关对抗的道路。胡安宁迅速见转航，公开反对我的演讲内容，认为是“反动”的。之后，围绕着要不要继续演讲，继续贴大字报，民主讨论会迅速分化，温定凯、李放、傅申奇等离我而去，另起炉灶。陆国富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盗用我的名义，蓄意制造业979年3月23日游行请愿事件，胁迫我参加，日后成了我的主罪。事情很多，写不完，关于“上海民主讨论会”就写到这里。
五、拒绝去美国当特务和拒绝在佘山修道院当特务
1979年4月18日，我以反革命罪被捕，审讯二十个月，1980年12月，却以妨碍社会秩序罪对我提起公诉，判刑三年。出狱后，公安派出所继续扣压我的人事档案，不准我自找工作，不准我自找女人结婚，一切悉由公安机关控制安排。
1984年春季，上海市公安局一名姓樊的科长，带了四个警察找我谈话，以安排工作为名，胁迫我去当特务，或去美国当特务，被我拒绝。我执意向樊某等索讨一份工作，1985年5月，樊某安排我在静安袜厂当一名工人或去上海港码头扛大包，被我拒绝。
检察官马震，已调上海市宗教局，担任天主教处处长，我去找他诉苦，马震安排我在佘山修道院教书。修道院办公室主任杨健民原是上海市公安局外事科长，1957年打成右派分子，借调上海市宗教局，来到佘山修道院担任办公室主任，实际监视金鲁贤（修道院长），蒋卫琳（理院神甫）、姚景景（教务长）、施哲第（副教务长）等教会人士动静。杨健民找我，命我做他助手，暗中监视金鲁贤等人。我如果听话，就给我介绍对象，安排住房，领取津贴，如果不听话，那就什么也没有，两手空空，卷铺盖回家。我想拒绝同杨健民见面谈话。杨健民在修道院呆不下去了，不久调到上海龙华寺，去同和尚打交道。
六、一心在家撰写自传
离开佘山修道院，我先当了一年业余导游，无任何保障，风里来，雨里去，带一天班，七元五角导游津贴。1987年9月，“朋友”介绍，在上海市联建工程承包公司上班，前后七年直到1996年，决心闭门不出，一心撰写八十万字自传《老百姓》，日常开支十分节省，控制在160元之内。
期间，我为配合市政建设，1997年6月搬到新泾镇福泉路385弄17号402室居住。新泾派出所警察假昌物业公司名义，强迫居民高价购买防盗门。几经周折，一言难尽，法院判我胜诉。我赢了官司，却同警察结了仇。我原本是个“内控”打击对象，又同警察结仇，今后日子就难过了。
警察趁我处出之际，任意潜入我家搜查，抄走几乎全部信件、文书、写作资料等；砸碎厨房玻璃窗，在我日常使用的陶盂内投放成年蜈蚣等毒虫；故意砸碎我的红木月琴、红木书桌等贵重物件，令我蒙受巨大财产损失。2001年4月12日前后，警察趁我去香港旅游之际，采用电钻打洞，击碎青花瓷釉，制造冲口、焊炝高温灼烧等专业手段，故意毁坏我暂时委托三第乔忠义、四弟乔忠伟保管的一对康熙早期冰梅纹官窑青花梅瓶，令我倾家荡产，晚年生活失去依靠。
七、被关进精神病院
2008年以来，我的日常生活每况愈下，到了吃不饱、穿不暖，几乎活不下去的地步。联想自己一生悲惨遭遇，心中充满愤懑，开始在居住小区呼喊口号骂共产党。我这样做，是走了极端，长期信访得不到重视和及时解决，都是基层派出所警察胡作非为，苦不堪言。2010年春节假期结束，我主动停止呼喊口号，改为手拿信访材料上街，向过往行人展示。警察利用一份伪造的精神分裂症司法鉴定，开出一张“强制单”。将我押到长宁区精神病院，不经过门诊，直接关进住院部。我的身份，从此成了一个精神病院住院病人。
2010年3月20日------2011年5月19日 关押长宁区精神病院 协和路299号
2011年5月19日------2014年3月20日 关押松江区车墩镇社区卫生中心开设的华阳 桥精神病院落 华阳街156号
2014年3月20日------至今 关押上海市民政第一精神病院 闵行区中春路9999号
辗转三家精神病院，连续关押已近四年五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