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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被精神病观察:红色恐怖下的精神病院:乔忠令自述

2018年04月07日 综合新闻 ⁄ 共 5485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杨海明摘自博讯网

日前,博讯记者西诺从上海医生马锦春那里获取一批资料,这些资料详细记录了中国著名异议人士乔忠令先生的被“精神病”的相关证据。年逾7旬的上海民运领袖乔忠令先生,他曾与民运人士魏京生齐名、有“北魏南乔”之称的乔忠令被秘密关押在精神病院已逾5年。据马锦春医生介绍说,乔忠令正被强制灌服改变大脑思维的药物,已经出现四肢颤抖等症状。他呼吁外界关注,防止再出现下一个李旺阳。
该资料的内容如下
1.乔忠令先生的“几点声明”的视频
2.乔忠令先生的“致人权组织”的声明视频
3.乔忠令先生的自述
其他相关资料,博讯网稍后几天内整理后发表。

我 的 自 述

乔忠令

一、工人的后裔 
江苏省巡抚李鸿章办洋务,在上海市南市区江边码头兴办江南制造局(江南造船厂前身),曾祖父弃农务工,在制造局炮厂当一名铸造工,成了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曾祖父养育两子两女,祖父为长子,制造局学徒满师不久,跳槽到国民党官营企业中华掘井公司上班,很快担任领班,每月工资大洋六十元,一家老少温饱有余。抗战前夕,中华掘井公司部分骨干内迁重庆,祖父榜上有名,为这在当时是谁也不能告诉的国家机密。祖父走后,同老家联系甚少。他在重庆参加共产党,曾是西南军区著名劳动模范,担任重庆炼油厂负责人。1956年夏季,重庆多雨,嘉陵江水暴涨,祖父在指挥抗洪救灾中不幸船倾人亡,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祖父养育六子,父亲为长子,195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工人提拔担任干部,最高职务为上海市第二锻压机床厂厂长兼党总支副书记。父亲养育四子一女,我为长子,下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

二、华东师范大学
中学时代,我的偏课现象已经相当严重,喜爱文史哲,厌憎数理化,到了格不不入的地步。总算熬到高中毕业(其中有班主任老师陈可贞送的“人情”,在数理化补考仍不及格的情况下,送我一个高中毕业),填写高考志愿时,我第一志愿填写南京大学历史考,古专业,第二志愿填写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后在老师的启发下,第一志愿改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1963年7月,高考作文名试题《唱国际歌时所想起的》、《一篇日记》,任选一题。我选择前题,高分录取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一名新生,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华东师大当时属于高教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党委书记兼常务副校长常溪萍,曾经担任中共山东分局副秘书长,协助康生炮制“山东分局血案”,成了康生安插在上海
高等院校的一名代理人。常溪萍脸容清瘦,性格沉稳,生活简朴,作风辛辣,1957年夏季略施小计,将四百余名师生打成右派分子,主持拍摄电影《大风浪中的小故事》全国反映,顿时声誉鹊起,受到市委书记柯庆施青睐,升任上海市委委员。
1963年的华东师大,仍然笼罩在反右派斗争浓浓的阴影下,中文系五年级百余名学生,一个个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满脸装出死相,说笑便是放肆。教师不敢教,学生不敢学。有两件事必须写一下。第一件事,毛泽东与邓小平斗法,在1963年相继提出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邓小平改为“四清”运动。毛泽东主持制定《前十条》,邓小平主持制定《后十条》,邓小平的许多提法比毛泽东更“左”,对农村、城市、阶级斗争的估计比毛泽东更严重。第二件事,邓小平、彭真联手,发一个文件,在全国高等院校内清查反动学生。虽然说,清查反动学生的事一直都在进行,但作为一次运动,全国高等院校一体动员,全力以赴,这是第一次。所以,形式非常严峻。
我是一个晚熟的人,各方面都晚熟,性格直爽,不懂得如何保护自己,而且绝不撒谎。上课时,老师讲的观点,如果不同意,我会举手发言,同老师争论起来。举两个例子,《文学概论》老师楼昔勇,上课时说“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发生悲剧”;《政治经济学》老师王某上课时说“中国的资本家,无一例外,都是剥削起家的”等等。我不同意上述观点,当场同老师争论起来,这在当时是件非常犯忌的事情。
中文系党总副书记过琪鋆找我谈话,命我主动退学。我不同意。这种尴尬局面维持到1964年10月,学校开展“四清”运动,我被列为中文系重点批判对象,批判三个月,多次作检查,打成右派学生,停止上英语课,寝室调整时搬出本班寝室,同外班学生同住一室。
1965年9月-1966年8月,我们中文系三年级学生远赴安徽省滁州专区定远县,参加为期一年的农村“四清”运动。第一期“四清”运动在九子公社,第二期“四清”在三和公社。滁州军分区副司令员丁亚,担任三和公社工作队党委书记。丁亚,湖北人,早年投军,参加长征,有“老红军”美誉。解放后,丁亚担任南京军区某部师长,常驻苏州。丁亚好色,同多名女子乱交,其中一女有“敌特”嫌疑,判刑收监。丁亚受其牵累,降级降职,从野战部队师长降任滁州军分区副司令员,已是闲职,无足轻重。当时,已是“文革”的初期,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为了应付毛泽东,下令各级党委抛出一批犯过错误、受过处分的老干部,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交给群众批斗。滁州地区抛出丁亚,交给三和会社工作人员批斗。我挺身而出,反对把斗争矛头指向军队干部。我们年级一百二十余名学生,迅速分成两派。
1966年8月未,回到学校,当了四个月造反派,1966年12月未,宣布退出华东师大文化大革命。1967年开始,私下反对文化大革命,攻击林彪、江青、张春桥一伙,当了一年“逍遥派”。1968年初,学校开始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我被打成“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丧心病狂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革命分子,关押批斗。
1968年秋季,张春桥批示“粉碎乔忠令阶级能量”,受了处分,毕业分配内蒙古中苏边境莫尔道成林业局接受再教育。我在林场劳动一年。1970年初,借调牙克石林业管理局政治部文工团,担任琵琶演奏员。1970年初,举国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华东师大革委会,向牙克石林业管理局发来公函,要求再次审查我的现行反革命罪行,我被关押拷打灌咸盐水,不了了之。
1972年秋,正式调入牙克石林业师范学校,担任语文教员,教了一年书。1973年秋季,开展:“批林批孔,痛击教育战线右倾翻案风”运动,我害怕再次挨整,仓皇逃回上海(1969年9月,我在莫尔道成林业局接受再教育时,遭遇一次车祸,摔伤腰部,有后遗症,逃回上海以“养伤”为名)。

三、1973年—1978年的五年读书时期
我在华东师大读中文系,读得好的却是历史 ,我读过史记,尤其喜爱明清史,比较熟悉。我以为,历史学是一门专门研究错误的学科,批判和批判的讨论,是我们接近真理的唯一途径。为此,我认真学习明清封建历史,学习鸦片战争以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历史,学习班1921年中日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党史,学习1949年以来的当代史,相互作了比较,收获很大,理清了许多复杂的原来说不清党的问题。

四、关于“上海民主讨论会”
1978年未,北京相继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重新成了核心人物,作了重要发言,批判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等。上海的社会形势比较混乱,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日夜聚集在闹市中心人民广场,打出横幅“我们要户口,我们要工作,我们要吃饭,我们要活命”等,开辟“社会主义民主论坛”,公开贴大字报,发表演讲,形成一股思潮。主要出头者有应荣耀、温定凯、李芳、杨週、王辅臣、李建民、傅申奇等。

1978年2月上旬,应荣耀等二十多人在复兴公园茶室聚会,商量:“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我当时好奇,在离他们稍远处旁听,很嘈杂,也听不清楚他们说些什么,一会儿,我的大学同学胡安宁突然来茶室找我,塞给我一张字条,要我站起来对正在开会的知识青年,念一下。我推辞不过,就站起来发言,念了那张字条,大意是联合起来,成立上海民主讨论会,推选应荣耀担任召集人,“做党中央革新者邓小平、胡耀邦的尖刀连,争取中间力量华国锋,孤立打击顽固派汪东兴”等,字条内容就是这些。既然我是民主讨论会发起人,就应该贴大字报,发表演讲。我在淮海中路茂名南路转角处的民主墙贴出一份长篇大字报《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几乎每晚都到人民广场发表演讲,呼吁改革开放,经济多元化、政治民主化,呼吁总结文化大革命乃至反右派斗争以来二十多年的历史,要作出一个决议,解决社会和人们思想问题。举几个例子,我提出“六个现代化”,在“四化”之外,首先增加政治现代化,最后落实为人民生活现代化。只有“六化”才能救中国,“四化”
不能救中国。我提出,中国宪法的总纲,应该增添以下一段文字:“中国共产党是建立在批判和自我批判基础之上的无产阶级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中国人民,全中国人民监督中国共产党”等等。我在民主墙贴出多首短诗,其中一首诗影响很大,一共七节,一节三句,前几节如下:
我爱你,但不喜欢你
你总是欺骗我
我怎能相信你

你热情地逗引我
我流着泪投进你怀抱
然而,你抛弃了我

我站着活生生像个大问号
滚烫的腮颊变得死一般冰凉
亲吻的唇印变成青铜镣铐

父母骂我
兄弟姐妹们歧视我
我在风雨中流泪痛苦难熬·········(后三节忘了)
民主讨论会是个没有组织的组织,任何时候都可以自称:民主讨论会的人参加民主讨论。骨干只有五六个人,除了我,还有应荣耀、温定凯、沈海凛、陆国富、李放 、等。陆国富是公安相关安插在民主讨论会内部的卧底特务。由于我的的加入,时间把知识青年的经济诉求上升成了政治诉求。我提出一个口号“坚决彻底批判共产党”。当时很天真,以为中国共产党处在执政地位,同时也就处在被批判地位,这里的批判,是指它的本意,亦即哲学上的“扬弃”。有一段时间,场面十分火爆,演讲的人很多,每晚聚在人民广场的人将近十万。
1979年3月6日,上海市公安局发布《三、六通告》,禁止人们在人民民广场贴大字报,发言演讲。我提出《三、六通告》 违反宪法,公安机关作为执法机关无权立法,走上了与公安机关对抗的道路。胡安宁迅速见转航,公开反对我的演讲内容,认为是“反动”的。之后,围绕着要不要继续演讲,继续贴大字报,民主讨论会迅速分化,温定凯、李放、傅申奇等离我而去,另起炉灶。陆国富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盗用我的名义,蓄意制造业979年3月23日游行请愿事件,胁迫我参加,日后成了我的主罪。事情很多,写不完,关于“上海民主讨论会”就写到这里。

五、拒绝去美国当特务和拒绝在佘山修道院当特务
1979年4月18日,我以反革命罪被捕,审讯二十个月,1980年12月,却以妨碍社会秩序罪对我提起公诉,判刑三年。出狱后,公安派出所继续扣压我的人事档案,不准我自找工作,不准我自找女人结婚,一切悉由公安机关控制安排。
1984年春季,上海市公安局一名姓樊的科长,带了四个警察找我谈话,以安排工作为名,胁迫我去当特务,或去美国当特务,被我拒绝。我执意向樊某等索讨一份工作,1985年5月,樊某安排我在静安袜厂当一名工人或去上海港码头扛大包,被我拒绝。
检察官马震,已调上海市宗教局,担任天主教处处长,我去找他诉苦,马震安排我在佘山修道院教书。修道院办公室主任杨健民原是上海市公安局外事科长,1957年打成右派分子,借调上海市宗教局,来到佘山修道院担任办公室主任,实际监视金鲁贤(修道院长),蒋卫琳(理院神甫)、姚景景(教务长)、施哲第(副教务长)等教会人士动静。杨健民找我,命我做他助手,暗中监视金鲁贤等人。我如果听话,就给我介绍对象,安排住房,领取津贴,如果不听话,那就什么也没有,两手空空,卷铺盖回家。我想拒绝同杨健民见面谈话。杨健民在修道院呆不下去了,不久调到上海龙华寺,去同和尚打交道。

六、一心在家撰写自传
离开佘山修道院,我先当了一年业余导游,无任何保障,风里来,雨里去,带一天班,七元五角导游津贴。1987年9月,“朋友”介绍,在上海市联建工程承包公司上班,前后七年直到1996年,决心闭门不出,一心撰写八十万字自传《老百姓》,日常开支十分节省,控制在160元之内。
期间,我为配合市政建设,1997年6月搬到新泾镇福泉路385弄17号402室居住。新泾派出所警察假昌物业公司名义,强迫居民高价购买防盗门。几经周折,一言难尽,法院判我胜诉。我赢了官司,却同警察结了仇。我原本是个“内控”打击对象,又同警察结仇,今后日子就难过了。
警察趁我处出之际,任意潜入我家搜查,抄走几乎全部信件、文书、写作资料等;砸碎厨房玻璃窗,在我日常使用的陶盂内投放成年蜈蚣等毒虫;故意砸碎我的红木月琴、红木书桌等贵重物件,令我蒙受巨大财产损失。2001年4月12日前后,警察趁我去香港旅游之际,采用电钻打洞,击碎青花瓷釉,制造冲口、焊炝高温灼烧等专业手段,故意毁坏我暂时委托三第乔忠义、四弟乔忠伟保管的一对康熙早期冰梅纹官窑青花梅瓶,令我倾家荡产,晚年生活失去依靠。

七、被关进精神病院
2008年以来,我的日常生活每况愈下,到了吃不饱、穿不暖,几乎活不下去的地步。联想自己一生悲惨遭遇,心中充满愤懑,开始在居住小区呼喊口号骂共产党。我这样做,是走了极端,长期信访得不到重视和及时解决,都是基层派出所警察胡作非为,苦不堪言。2010年春节假期结束,我主动停止呼喊口号,改为手拿信访材料上街,向过往行人展示。警察利用一份伪造的精神分裂症司法鉴定,开出一张“强制单”。将我押到长宁区精神病院,不经过门诊,直接关进住院部。我的身份,从此成了一个精神病院住院病人。
2010年3月20日------2011年5月19日 关押长宁区精神病院 协和路299号
2011年5月19日------2014年3月20日 关押松江区车墩镇社区卫生中心开设的华阳 桥精神病院落 华阳街156号
2014年3月20日------至今 关押上海市民政第一精神病院 闵行区中春路9999号
辗转三家精神病院,连续关押已近四年五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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