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云龙转自文学城
临近周末之时，中纪委再次“刷屏”，一日内公布周本顺、杨栋梁等四只老虎的双开通知，并公开了四人的罪名。引起外界关注的是，无论安监总局局长杨栋梁还是南宁市委书记余远辉，都涉及了“违规选用秘书”。秘书，这个在社会上和西方国家并不熟悉的词汇，在中共体制内却大名鼎鼎。
程维高秘书李真“名震全国”，习近平反腐高潮之时出现“秘书帮”的说法，高官的落马常由秘书被调查开始，秘书成为了高官仕途的“晴雨表”，甚至中国2013年的畅销书就叫《秘书政治》。习近平讲秘书不能“有恃无恐”，陈云的秘书朱佳木也说“现在秘书做的事是我们不敢想象的”。秘书政治，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中共的“政治毒瘤”，已到了不得不治理的地步。
秘书政治是中共大患
周永康的落马，再次将高官秘书置于聚光灯下。青海副省长冀文林、四川副省长郭永祥、中石油天然气副总李华林、中油国际副总沈定成、政法委办公室主任余刚以及中南海警卫秘书谈红，这些人有个共同的身份，就是都是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的秘书。周永康一生中共有7个秘书，截止2015年7月，已经有6个落马。7月24日，周永康最后一个秘书周本顺倒在了河北省委书记的任上。
王岐山要打破秘书政治
高官落马，秘书必然落马，这已经成为了官场的规律。有观点认为，官员与秘书形成命运共同体，其原因之一是官僚体制中山头林立，派系之间矛盾严重。官僚中派系争斗的存在，官员与其他派系的官员仇寇，官员存在不安全感。这种情况下，官员自然不想让仇敌清晰自己的思路，知晓自己的私密事，因此信得过的秘书对官员极端重要。
秘书重要，还因为权力运行的不公开。在官本位的大环境下，特别是政府拥有庞大的权力时，官员的能量远不限于纸面规定的权力范围。权力运行不公开，无论是官商勾结，还是为官员亲属谋取利益，或者是跑官买官，这都需要信得过的并且熟悉政商关系的人去操作，最好人选就是官员的秘书。正因为秘书重要，秘书懂得私密事多，所以官员与秘书形成了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形成了秘书政治。
秘书政治是中共的大患。习近平要杜绝官场中的山头主义，还要限制秘书的隐性权利，但秘书政治的存在让这些举措举步维艰。秘书政治起自派系思想，反过来又加重了官场中的派系状况。秘书和官员，本身就是个小团体，是山头派系的核心和萌芽。再加上官员信得过的下属、亲人，以及秘书的关联人员，这形成了山头派系的骨架。中共要根除派系思想，必须要根除秘书政治。
王岐山的政治规矩和秘书政治
每个重要官员都有秘书，王岐山也不例外。中央第十二巡视组组长董宏、中纪委组织部部长周亮、辽宁省纪委书记林铎、中纪委驻国土资源部纪检组组长赵凤桐、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黎晓宏等人都曾是王岐山的秘书或王岐山任职北京时秘书处的人。他们与王岐山有过长久的合作，熟悉王岐山的做事风格，因此被王岐山从各部调到了中纪委。
王岐山调自己的秘书进中纪委担任要职是迫不得已。在习近平刚刚上台、王岐山初入中纪委时，外界对其并不十分关注。在吴官正、贺国强担任纪委书记的十年间，中纪委的作用并不突出。《人民日报》曾发表文章称，在王岐山任纪委书记之前，中纪委没有明确的职能，“无法力有作为”，真正的反腐主业被荒废了。王岐山入主中纪委，因为身负习近平的反腐重托，他急需能贯彻自己反腐理念的人才，在这种情况下王岐山将以前的秘书调入中纪委，可以说是迫不得已。
习近平、王岐山多次提及“政治规矩”，政治规矩之一就是规范领导的秘书。2013年6月，中共发布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决定中规定“规范干部生活保障制度，不准违规配备秘书”。此后中央下发“干部秘书管理规定”，省部级及以上领导配备秘书必须经中组部同意，秘书不能直接转岗，官员调任新职不能将原来秘书、司机带走。
这三条规定是破除秘书政治的杀手锏。省部级官员配备秘书必须上报中组部，这就将高级官员的秘书任命收归上级。秘书不能直接转岗，这断了秘书政治的后路，意味着高官的秘书直接转任地方成为了历史。官员调职后不能带走原有秘书、司机，这是打散山头派系的抽薪之策，杜绝了官员和秘书形成长期的命运共同体。
秘书政治是山头派系的核心和萌芽，习、王要打碎山头主义，破除秘书政治，出台的三条规定是影响长远的杀手锏。自此以后，因为官员难以决定秘书的命运，秘书的仕途晋升最主要通道被打断，秘书政治可能成为历史。传闻王岐山要放中纪委里的以前旧部回归地方，这可能是王岐山自断臂膀以身作则，为破除秘书政治的新政奠基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