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志辉转自纽约时报
香港——中国的劳工动荡风起云涌。仅在今年的头十周里，就已经发生了400多起有过公开报道的罢工，是去年同期的两倍之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政府用强硬手段予以回应：劳工维权人士被逮捕、遭殴打，只因为他们要求得到他们应得的工资。
随着过去几年里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总部设在香港的中国劳工通讯(China Labour Bulletin)跟踪的有报道的罢工次数激增：从2011年的不到200起，增加到2017年的1256起——这可能只是所有实际发生的罢工中的一小部分。中国政府的数据显示，中国法院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的数量增长了38%，从2011年的589244起增长到2015年的813589起。
劳工运动的趋势反映了近年来制造业活动从沿海地区向中部地区的转移。今年，劳资纠纷最多的地方似乎是在河南、江苏和安徽等中部省份。而且，纠纷并不只限于制造业等传统产业。白领工人以及像电子商务和绿色科技这样的新兴经济领域也发生了劳资纠纷问题。
今年1月，来自中国各地的数百名教师在北京集会，提请人们关注养老金和其他补贴缺失的问题；上个月，贵州省一家太阳能工厂的工人举行了静坐罢工，在山东和广西，工资微薄的网约车司机举行了抗议；2月份，河北省的医务工作者就工资不平等和社会保险金欠缴问题进行了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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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活动人士也在用网络组织活动。2016年春，沃尔玛(Walmart)中国员工的独立组织“沃尔玛中国员工联谊会”(Walmart Chinese Workers’ Association)对一项会让沃尔玛在不支付加班费的情况下延长工人上班时间的变化表示反对。活动人士使用流行的短信服务平台微信组织了罢工，迫使沃尔玛收回了新政策。
政府对劳工争议的默认做法，是将其视为对法律和秩序的威胁。例如，2016年，中国东北城市双鸭山发生了得到广泛报道的矿工罢工事件后，公安部门逮捕了30人，并以严重的罪名对他们进行了刑事起诉；河北的矿工和湖北的建筑工人上个月被殴打，只是因为他们抗议欠薪；在广东省，像广东番禹打工族服务部的孟晗这样的活动人士已被关进监狱，该服务部也被解散，这个草根组织曾帮助当地工人与厂方进行集体谈判。
事实是，工人们在中国的大多数罢工活动中，要求的只是厂方支付拖欠的工资和福利，以及他们进行集体谈判的合法权利。虽然如此，为什么罢工的次数在增加呢？
经济放缓让制造商和以服务为主的企业受到挤压。许多业主的反应是不再支付工人工资。许多公司在一夜之间停业，停业以及他们将得不到所欠工资的消息令工人们吃惊。与此同时，工人们似乎也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有争取工资及福利的合法权利。
中国继199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后，于2008年开始施行《中国劳动合同法》，把保护中国工人的广泛权益写入法律，其中包括集体谈判权。劳动合同法的目的是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但大企业及其政治后台们一直不喜欢这个法律。然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5年曾要求中国唯一的官方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进行改革，制定出更好地代表工人的方案。
专家们说，随着经济的进一步现代化，将有500万到600万工人在未来几年失业。如果历史能提供任何指导的话，更多的失业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动荡。拒绝让生活艰难的工人有一个表达他们不满的合理渠道的政府是在自找麻烦。随着罢工的继续，工人们将扩大他们的要求，并会被迫采取更为极端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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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确保工人使用他们进行集体谈判的合法权利，政府可以帮助工薪家庭分享经济增长的更多回报，从而帮助经济实现新的平衡发展。这是美国二战后繁荣时期的故事，强大的工会帮助扩大了中产阶级。
中国共产党应该坚持其代表工人的历史主张。通过加强劳工保护法，中共可能会发现，提高家庭收入不仅是解决经济增长放缓的办法，也是解决中国更为严重的不公平和不平等问题的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