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亚杰感慨
不在立法层面上消除“情法矛盾”，我们就总是要面对情理与法理不能两全的选择题。 一个人的自由到底值多少钱？从哲学角度看，这个问题可能没有标准答案。但是，在现实中，为了给那些蒙受冤狱的人一个补偿，这个问题必须要有一个答案。 最近，一起国家赔偿案的裁定结果给出了最新的回答。1月30日，新疆高院向无辜入狱15年的“新疆版聂树斌”周远送达了国家赔偿决定书，决定向周远赔偿被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1418458.31元，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496460.41元，合计1914918.72元。 折算下来，周远失去的15年自由，每年相当于人民币12万余元。这个数目，便是司法实践中对个人自由的“定价”。 对于这个结果，周远毫不讳言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在他看来，这个数目和他申请的1591万余元相比“差距过大”，无法弥补他在冤狱生涯中蒙受的损失。基于这种不满，他表示自己将保留上诉的权利。 然而，在司法实践当中，不论是对周远还是对其他冤案受害者，国家赔偿的“定价”都是相对统一的。 2016年，蒙受8年冤狱与数次死刑“威胁”的念斌获赔119万余元；2013年，蒙受10年冤狱的张高平叔侄分别获赔110万余元。纵观近几年的冤狱国家赔偿案，可以看出，全国各地法院的衡量标准几乎都是一致的。这个标准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新疆高院当然应该依法办事。然而，换位思考一下，有谁愿意像周远一样蒙受20年的不白之冤，最终只换来不到200万元的赔偿呢？从这个角度出发，周远的诉求似乎并不过分。 我们分析问题时，总是会从“于情”“于理”“于法”三个角度看待问题，在这起案件中，于情于理，周远的遭遇显然值得同情，其要求并非没有道理，然而于法来看，新疆高院的决定同样无可指摘。一方占据了情理，另一方占据了法理，让人莫衷一是。 只顾情理不顾法理，多给周远一些赔偿，行不行？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种赔偿于法无据，对其他需要赔偿的人而言也不公平，只会让我们离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越来越远。 然而，如果只顾法理不顾情理，对周远的要求置之不理，结果同样不好。如果给予冤案受害者的补偿不足以弥补其损失，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要从何谈起？ 万全之策，便是以完善法律的方式，从根本上化解冤狱国家赔偿的“情法矛盾”。不在立法层面上消除“情法矛盾”，我们就总是要面对情理与法理不能两全的选择题。 依照现行国家赔偿法，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对于那些蒙受冤狱的人，其获得的人身自由赔偿金额正是依照这一标准算出来的。 从立法角度来看，这一条款相当于把蒙受冤狱者失去的自由等价为工作时间，补偿方式很像是一种“误工补偿”。然而，从受害者的角度来看，他们在冤狱生涯中失去的，岂止是工作的自由呢？他们不仅失去了工作，也失去了亲情、友情、爱情，在监狱里，他们失去了爱好，失去了社交，失去了和大时代共同进展的机会，如此种种，又怎能仅按“误工”的标准计算？ 最好的办法，就是进一步完善国家赔偿法。近年来，多名平反冤案的当事人都对国家赔偿提出不满，立法者有必要重新审视国家赔偿的标准，真正让国家赔偿弥补他们失去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