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宜增转自博迅网
由于中国经济下行、产能过剩、钢铁煤矿等企业裁员，更由于中国工人劳动权利毫无保障，所以近年来尤其是最近中国工人维权运动风起云涌、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很大声势。
由于中国经济下行、产能过剩、钢铁煤矿等企业裁员，更由于中国工人劳动权利毫无保障，所以近年来尤其是最近中国工人维权运动风起云涌、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很大声势。黑龙江国企龙煤集团双鸭山矿区上万名工人在两会期间为讨薪和劳工权益，高举“共产党还我们钱”、“陆昊睁眼说瞎话”、“我们要吃饭我们要活着”等标语进行游行示威,并与当局发生激烈冲突。3月14日，吉林通化通钢上千工人上街讨薪；3月13日，湖南娄底涟源市斗笠山煤业的职工，也在街头打出“全体员工强烈要求政府清算、归还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横幅。由于经济衰退和失业增加的大背景，工人维权和抗议运动肯定会有增无减，愈演愈烈。
当局对待这些工人维权运动手段却异常残酷，表面上如双鸭山市政府公文将矿工集体上街讨薪抗议定性为“群体上访”，“是在理性、温和的范围内进行的，没有发生过激行为”，但实际上城市戒严，持续通缉和抓捕维权工人。据3月14日网上流传的双鸭山警方通缉文件，至少有75名工人被通缉，其中不少是花甲老人。法新社3月18日报道，目前已经有30名矿工被警察逮捕。更有甚者，3月16日，四川阆中法院对8名讨薪农民工在荷枪实弹、声势浩大的公判大会上进行示众和审判，一时引发海内外舆论谴责，称这是重返文革。中国劳工界也发起联署声讨，要求追究该案欠薪单位及公审单位责任。
为何当局对工人维权活动采取如此严厉的镇压手段呢？我作为1989年“六四”后第一批走到南方工人中的维权人士，结合自己经历谈谈看法。
1989年“六四”后不少人总结经验，认为民主运动受挫，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与中国社会各阶层紧密联系起来，只成为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孤立运动。“八九”之后，我们考虑的是如何与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等各阶层结合的问题。民主运动也要给各阶层带来实际的好处，从维护各阶层权益出发团结和组织各阶层，最后形成组织力量来结束专制。于是我和一些同仁就到南方投入到打工者维权工作中。
我们一是进行广泛的调查并帮助工人讨要欠薪、索赔工伤；二是筹建独立工会，组织了打工者联谊会，组织了一些文艺及维权活动；三是出版了《打工广场》刊物，宣传工人维权。这些活动引起深圳公安部门关注，我与同仁被捕。起初公安局逮捕时的罪名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但等到检察院下达起诉书后，罪名居然定为“阴谋颠覆政府罪”，此罪的法定刑是十年以上。我问检察院和律师，他们都说是因为搞工运，所以要重判。虽然后来由于香港回归、外界声援等原因我们没有被如此重判，但此次经历让我看到了当局对工运和学运的不同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