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美国委员会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郭文贵声称，无论是在房地产还是在金融方面的商业交易中，他都拥有毫无瑕疵的诚信记录（提及个人生活时，他则更小心地在自己的雄性气概和对家庭的忠诚之间寻找一种平衡）。“我从来没有从政府手里拿过一块地，”他说。“我没有从银行拿一分钱投资。”他还说，如果你接受别人的恩惠，他们就会利用你的弱点。所以，他说，他选择不拿别人的钱，这样也就没有弱点。

然而，预计自己会遭到腐败指控的郭文贵于2014年逃离中国。他以前的商业伙伴在几天前遭到拘捕；而几天后，他在政界的后台也将被抓。2015年，中国媒体上开始出现关于郭文贵商业交易中腐败行为的文章——他声称这些故事大都是凭空捏造。他被指控欺骗商业伙伴，并与腐败官员勾结。根据郭文贵的说法，他的政治和商业对手在利用全国性的反腐败运动了结他们的私人恩怨。

无论是什么原因促使郭文贵采取行动，他的行动始于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说至关重要的一年。去年10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九届全国代表大会，这样的大会每隔五年召开一次，以确定未来五年的政治权力框架。目前，中国正在发起大范围的反腐运动，也在经历它所带来的阵痛，习近平主导了对异见分子与维权人士的镇压，同时加大对审查制度和监视系统的投入。在中国努力扩大它在海外的影响力乃至其审查系统之际，郭文贵成了它的眼中钉。

2017年11月，天安门广场事件活动人士王丹警告说，中国共产党在美国大学校园内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他在大学校园里举办“中国沙龙”的努力，遭到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Association)的强势阻挠，该组织同中国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大约在同一时期，学术出版商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同意屏蔽其中国网站上的数百篇文章，禁止中国浏览者访问与西藏、台湾和中国政界权贵有关的内容。去年的报道显示，中国每季度花费数十万美元在Facebook上购买广告（Facebook服务在中国境内遭到封锁）。而在澳大利亚，人们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感到担忧，导致一项针对外国政治捐款的禁令出台。

“所以我要告诉美国，他们真的要小心了，”郭文贵说。他说中国的影响力正在蔓延，而他认为，自己改变中国的努力将产生全球性的后果。“就像在美国电影里一样，”他带着坚定的自信告诉我。“我们会在最后关头拯救世界。”

宣传、审查以及重新书写的历史长期以来一直是威权主义国家的特色。正如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著名解释那样，这样做的目的是混淆视听：让人们滋生出一种愤世嫉俗与轻信的组合心理。宣传可以让人们怀疑所有的新闻来源，怀疑自己的邻居，让他们任意挑选相信哪些信息。没有以事实为基础的政治现实让人们感到漂浮不定，让他们把自己的世界建立在他们可能选择的任何基础之上，不论是假想的、还是其他的。

中国共产党对信息实行严格控制，虽然这可能不是什么新鲜事，但中国的领导层一直在努力更新其审查和广播的手段。在美国政客开始到处使用“假新闻”的指责之前，中国人民早就不再信任印刷和电视媒体。2016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这种控制做了明确表示，他通知国内新闻机构，媒体应该“姓党”。同样，虽然西方国家最近才开始设法解决社交媒体上政府资助的评论这个问题，中国政府一直在操纵网络对话，已有十多年了。

“他们制造各种各样的困惑，”美国国家图书奖获得者、出生于中国辽宁省的美籍作家哈金说，他直言不讳地支持郭文贵。“你不知道你有什么信息，也不知道信息是否正确。你不知道谁是告密者，谁是特工。”

在网上，中共通过屏蔽网站、监控内容，以及使用一大批被世人称为“五毛党”的评论者来控制信息。五毛党这个名称早在2004年就已在使用了，当时河南省的一个市政府以每月600元的津贴（约合72美元）雇佣了一些网上评论者。那之后，五毛党开始不断壮大。2016年，来自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研究人员估计，这些拿政府钱的评论者每年发4.48亿条社交媒体评论。研究人员发现，他们的帖子避免冲突，为中共摇旗呐喊，而不是为它辩护。帖子的目的似乎不是参与争论，而是把公众的注意力从敏感问题上转移开。

2017年初，郭文贵通过更传统的渠道向中国的统治精英们发起了他的首轮攻击。他联系了美国的几家中文媒体。他接受了总部设在长岛的《明镜新闻》的采访，还接受了《美国之音》(Voice of America)的采访，这个现场直播的采访被制片人打断了，导致人们猜测《美国之音》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下打了退堂鼓。郭文贵曾打电话给《纽约时报》，并与《华尔街日报》的记者谈过话。但没过多久，在这位亿万富翁就开始改为使用社交媒体进行直接控诉。他的指控是爆炸性的——他攻击了主管习近平反腐运动的官员王岐山，还攻击了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孟建柱，孟建柱也在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中起重要作用。郭文贵讲述了王岐山的情妇、他的商业利益，以及党内冲突的故事。

去年8月4日，郭文贵在YouTube上发的一段视频中讲述了王歧山与另一名反腐官员张化为之间的紧张关系。郭文贵回忆说，有一次，他与张化为一起吃饭时，张“打电话给王岐山的秘书周亮，他是命令周亮的。”郭文贵说。“想想当年歧山先生吃的哑巴亏。你暗暗地跟我共同睡了不同的女人，还掌握了我的情况。”郭文贵还说，张化为知道王歧山的腐败商业往来。张化为去年4月被正式调查时，郭文贵称，那是因为积怨。

“咱们都属于奴才，”郭文贵在视频中说。“人家属于共和国的董事。”

对那些相信郭文贵爆料的人来说，这些材料所揭露的中共腐败程度之深，就连那些中国共产党最严厉的反对者也会感到惊讶。“这么大范围的腐败，”哈金说。“谁能想像反腐主管本人竟然也腐败？这让人意想不到。”

报复很快就来了。开始不断出现一系列针对郭文贵的反指控，大都发表在中国的官方媒体上。政府以贪污、贿赂，甚至强奸等罪名授权将他逮捕。中国要求国际刑警组织就逮捕和引渡郭文贵颁发红色通缉令。有报道说，他的钱快花光了。去年9月，郭文贵录制了一段视频，在录制过程中，他接到他五哥打来的电话：郭文贵的两名前员工已被拘留，他们的家人威胁要自杀。“尊敬的推友们，我觉得推友是天，”郭文贵说。但他宣布，他不能不顾家人和员工的安康。“我进行不下去了，”他说。郭文贵在后来的一段视频中对推友说，他打算与妻子离婚，以保护妻子免受他所引起的强烈反弹的干扰。

郭文贵很快又恢复了上传视频并鼓励推友继续支持他。他在2017年里爆出的指控越来越多，最近还开始了自己的YouTube频道（不过，他还没有与妻子离婚）。他发布YouTube视频没有固定的时间表，有时接连几天每天发一段，有时几周不发一段。他说话的风格很随意、也很健谈。在有些视频里，郭文贵或在跑步机上跑步，或刚锻炼完，仍大汗淋漓。他有时展示自己的烹饪技巧，有时与一只毛茸茸的小狗玩耍，那是女儿送给他的礼物。他把观众带入了一个奢侈的世界，为他们提供一种秘密、八卦和内部消息的混合料。

据郭文贵称，王歧山在隐藏他从总部设在海南岛的海航集团那里秘密挣来的钱，海航集团是一家估值350亿美元的公司。（海航集团否认与王歧山有任何关系，并正在起诉郭文贵。）郭文贵指控王歧山与范冰冰关系暧昧。（有报道称，范冰冰正在以诽谤罪起诉郭文贵。）他讲述官员之间的一些琐碎争论，还声称中国官员为掩盖一个采集器官的阴谋，蓄意破坏了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370号航班，2014年，该航班在飞往北京途中失踪。郭文贵的大部分指控都几乎无法得到证实。

“这个人满身都打着问号，”裴敏欣说，他是克莱蒙特·麦肯纳(Claremont McKenna)学院专门研究中国治理的教授。

郭文贵身上的问号给美国政府和西方记者制造了一个难题，记者在试图报道贵文贵时发现，他们在大量的宣传、错误信息和中共精英们的守口如瓶之间四处碰壁。郭文贵的声称也将一批流亡海外的异见人士和民主活动分子分为两派，尽管这些人本来似乎是郭文贵的天然盟友。这大部分是因为，逃离中国的民主活动人士不是因为指控腐败，而是因为抗议政府或从事维权活动而被迫离境的。他们对外界讲述的是自己受迫害的故事，而不是关于贿赂、性和金钱的内幕。也许正因为如此，很少有流亡海外的活动人士拥有像郭文贵那么大的听众群。“我相信他，除非他的一个严重指控被证明是假的，”哈金说。

裴敏欣警告说，不要在字面上理解郭文贵的任何指控。不过，中共的反应如此之极端，让裴敏欣也认为郭文贵一定了解一些事情。“他对政府来说一定有些意义，”裴敏欣说。“他们一定被这位亿万富翁搞得很烦恼。”去年5月，中国官员曾来美过与郭文贵见面，但官员使用的签证不允许他们从事公务，这引发了一场与联邦调查局的争端。据《华盛顿时报》报道，几周之后，中国引渡郭文贵回国的要求在白宫引起一场较量，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Jeff Sessions)威胁说，如果郭文贵被送回中国的话，他就辞职。

郭文贵有与有政治影响力的人结交的历史，他在纽约继续了这种做法。他干过的一件有名的事情是买了5000本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的妻子切丽·布莱尔(Cherie Blair)写的一本书。（“那是送员工用的，”郭文贵对我说。“我经常送书给员工读。”）郭文贵还与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建立了一种特殊关系，他说他与班农见过几次面，但两人没有金融关系。在他们的一次见面后不久，班农在布莱巴特广播电台(Breitbart Radio)上称中国是“一个不可估量的敌人”。

尽管郭文贵有强大的支持者和一个网上的追随大军，但他仍未达到让他可信的一个重要标志。西方新闻机构一直在想方设法寻找可证实郭文贵说法的证据。报纸上刊登的他的声称措辞都很小心翼翼——说话方式不带着他标志性的魅力和夸口。“你干嘛需要更多的证据？”郭在他的公寓里抱怨说。“我可以给他们证据，这没问题。但是，他们在外边花时间调查时，我只能在这里等死！”

郭文贵的生平细节可能无法证实，但是粗略的线条确实能勾勒出一个命运随中国政治气候而起伏的男人。郭文贵说他出生在吉林省一个煤矿小镇，他的父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送到那里劳动。“那儿有外国人，”郭文贵在录像中说，他声称当天是他的生日。（郭生于2月2日，或者是5月10日，也或许是6月的某个时候）。“他们有最先进的机器，都穿着时髦衣服。”所以，郭文贵并不是对世界一无所知。但是他非常穷。“有时我们都没有柴火，”他说，“所以就烧山上捡来的树枝，湿漉漉的——烟特别大。”郭文贵强调自己这段历史：他出身贫寒。他把自己从这种生活中拯救出来了。

故事来到郭文贵的少年时代，那时他回到了山东家乡。15岁那年，他遇到自己后来的妻子，他和当时只有14岁的她结了婚。两人搬到黑龙江，抓住中国经济刚刚崛起的时机，开了一家小型制造工厂，后来他们又到了河南。郭文贵在郑州开始涉足房地产行业，创立了郑州裕达置业有限公司，建成了郑州当时最高的建筑——裕达国贸大厦。郭文贵说，他做成这第一笔交易时才25岁。

郭文贵开发的一系列企业和房产为他的人生经历提供了一些可以证实的支点。他创建了北京摩根投资有限公司和北京政泉控股有限公司，这一点没有争议。摩根投资公司承建了一处名为盘古大观的办公楼群，其中最高的一栋楼有着波浪形的顶端，和龙稍有几分相似，也有点像冰淇淋甜筒摇摇欲坠的圆锥顶端。中国媒体称，郭文贵在购买盘古大观的用地时，同北京市副市长发生了冲突，郭文贵也是这么说。后来他拿出副市长与情妇的一段时间很长的性爱录像，争端就此结束了。

郭文贵的传记还有其他细节，但是每个信源都有所不同。郭文贵说，他从来没有拿政府贷款；北京出版物财新在2015年的一篇文章中引用“内情人士”，称郭文贵共拿了28笔贷款，总额为5.88亿元人民币，约合8900万美元。根据财新报道，郭文贵最终未履行债务。在他人生中的某个时刻——各个信源给出的时间各不相同——郭文贵和中国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马建成了朋友。中国国家安全部相当于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综合体。它在暗中监视中国公民，也监视外国人，在国内外开展行动，收集关于外交官、商人、甚至是关于中共党员的信息。郭文贵模仿马建的样子，靠在椅子上做出吸烟的样子，“马建！他是个胖子，皮肤很黑，”郭文贵说，两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马建就是这么坐着，听着郭文贵对争执的描述。然后，马建让他信任这个国家。“相信法律，”他对郭文贵说。“我们会公平处理的。”于是，年纪较长的间谍机构主脑和年轻商人结下了一段友谊，这段友谊将成为郭文贵自称是内部人士的依据，也可能是他后来在中国倒台的原因。

随着北京盘古大观的建成，郭文贵的人生故事越来越难以剖析。他和一个名叫李友的人开始了证券交易。一次争吵之后，李友被当局拘留。郭文贵的公司指责李友及其公司搞内幕交易。根据财新2015年的一篇文章，李友后来给当局写了一封信，指责郭文贵的“不法行为”。

随着争端持续发展，中国的反腐机构开始围绕马建立案。郭文贵说，长期以来，一直有谣言称马建在搜集有关中国领导人的情报。随着反腐运动的加快以及王岐山等官员掌权，马建的聪明才智显得像是一种威胁。郭文贵坚持认为，是他和马建的关系才令中国官员对他如此紧张。郭文贵逃出中国不久后，马建于2015年1月被当局逮捕。随后，马建在北京拥有六座别墅、六个情妇和至少两个私生子的消息开始出现在中国官方媒体上。2015年，中共经营的报纸《中国日报》上的一篇文章中又增加了一个细节：“调查还发现，马建为河南大亨郭文贵的企业提供了保护伞。”

除了间谍、腐败的商业交易，情妇和性丑闻，关于自己的过去，郭文贵还有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要讲。他说，他之所以做好心理准备，决定对付共产党领导人，这件事也是原因之一。它发生在将近29年前的天安门广场镇压之后。据郭文贵说，他曾向在广场抗议的学生捐款，于是一群当地警察来到他家里找他。一个过分激动的警察向他的妻子开了一枪，他的弟弟跳起来挡住子弹，受了致命伤。 “我从那时就开始了计划，”他说。“如果你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弟弟被杀死了，你会忘记吗？”虽然时隔28年后，他才能够公然反抗导致他弟弟死亡的党。而且这个党的领导层也已经换人了。“我并不是说所有共产党的人都不好，”他说。“是这个体制不好。所以我反对的是这个体制。”

在一个异常温暖的周六下午，约30名郭文贵的支持者聚集在皇后区法拉盛的凯辛娜公园(Kissena Park)，举行烧烤派对。他们摆出各式蔬菜以及烤虾和烤鱿鱼串。有些孩子在人群中蹒跚而行，嚼着热狗，摇晃一罐没打开的可乐。大人们在摆弄扩音器和横幅，上面写有郭文贵的英文名——Miles Kwok。横幅上写着：“迈尔斯·郭，纽约爱你”——“爱”字是用一个心形图案代表的。“民主，正义，中国的自由。”还有人带来了这位亿万富翁的人形立牌。

聚会者决定在公园里举办活动，部分原因是那里有现成的烧烤架，但部分也因为，郭文贵豪华公寓所在楼前的广场已变得有点危险。几周前，一些中年女子正在那个广场上对郭文贵表示支持，一群打着旗子和横幅华人男子突然出现在那里。几名男子一度曾用抗议旗帜把那些女子围了起来，还打了她们。公园是个更安全的选择。聚会者们还从郭文贵那里了解到，聚会并不像他们原以为的那样直播给观众。组织者将拍摄聚会活动的视频，然后将其发布到社交媒体上去。在活动期间，郭文贵会通过电话接通某个参与者的手机，那时人群会欢呼雀跃。

虽然有些人表示支持，但郭文贵的声称还是在流亡海外的中国异见人士中制造了分裂，分裂程度之深表现在下文描述的事情上：去年9月底的某一天，支持民主活动的人分别在纽约举行了两个针锋相对的聚会，一个是支持郭文贵的，另一个是质疑他的动机的。（“他们嫉妒我，”郭文贵提到批评他的人时说。“他们想知道：为什么他这么帅？为什么这么多人听他的？”）郭文贵的一些说法已被证明不真实——他在接受《Vice》采访时声称，他花8200万美元买下了他的公寓——而且，他的有些说法似乎夸大得有点可笑。（郭文贵说，他的内裤从来都只穿一次。）但他所面临的反响是真实的。

去年12月，郭文贵的哥哥因销毁账目被判处三年零六个月有期徒刑。针对郭文贵的诽谤诉讼越来越多，郭文贵称已为自己的法律费用筹集了一笔1.5亿美元的“战斗基金”。去年9月，一名前商业对手在网上发布了一份长达49页的文件，对郭文贵提出了一整套新的指控。对哈金来说，郭文贵的意义远不止于他讲的丑闻与腐败的肥皂剧故事。“中共的宏伟宣传计划是压制和控制所有的声音，”哈金说。“现在人人都知道，你可以创造自己的声音。你可以有自己的节目。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历史性的。”哈金预测，未来会有更多像郭文贵这样的叛逆者。“这里面有一种非常原始的本能，意识到这是一个人，一个能挑战国家力量的普通人。”

长岛明镜新闻的创始人何频的看法与哈金相同。明镜记者认为，尽管郭文贵的信息很模糊，仍有报道他的迫切需要。“郭文贵攻击的政治精英们在中国有自己的平台，”何频说。“他们有机会、有力量、有能力使用政府的所有工具来反驳、反对郭文贵。因此，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让国内持公平、开放态度的人民收听到郭文贵讲述的内幕。”尽管如此，裴敏欣等人还是敦促人们对郭文贵的说法持谨慎态度。就连郭文贵出逃这件事本身也令人生疑。几乎无人在中国反腐运动中漏网出逃。“他怎么会这么幸运呢？”裴敏欣问。“他一定是在很早以前就得到了消息。”

在聚会烧烤上，一位名叫叶荣（音）的支持者用一只胳膊夹着他的一个孩子，他承认，郭文贵过去的生活漏洞百出。总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郭文贵曾是个流氓，但叶荣认为这无关紧要。中共已经为这场对阵制定了规则。“你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来反对中国政府，”叶荣说。“我们需要知识分子；我们也需要流氓。”

郭文贵对自己留给后人的东西当然有自己的看法。他警告说，如果他改变中国的使命不成功的话，美国人和全世界都将陷入黑暗。“我是在尽可能地帮忙，”他对我说。“我不是在和你开玩笑。”他接下来说：“我将在未来三年内改变中国。如果我不改变中国，我将无法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