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明摘自《徐水良文集》
本人马锦春，是一名来自中国的精神科医生。这次来美国携带许多可以证明中国共产党用精神科手段，迫害异议者的视频、照片和文件。其中一名重要的受害人，是一名持不同政见者——乔忠令。
本人1970年出生，拥有医学和法学两个学位，以及两个专业相关的执业资格证书。本人2009年5月初进入隶属于政府部门的上海第一精神卫生中心工作，岗位是医生。
由于本人过去在医学方面从事的是内科医生，为了让本人熟悉精神科专业，2010年初，单位送本人至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接受专业培训，其中包括全脱产六个月和半脱产三个月。
培训结束后，以我学到的精神专科医生专业知识，发现自己所在的一些病区，有些病人的诊断与事实不符。无论以中国方面制定的精神病诊断标准CCMD，或国际标准ICD—10，或美国标准DSM—IV。其中典型的两个，一个名字叫韦喜，他因不满房屋动迁安置方案，到上海长宁区法院起诉政府而被政府送入。另一个名字叫余传径，因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而波及余传径，因此性格变内向，被家人和政府一同送入。余传径早年被送入时，是中国恢复高考后录取的第一届大学生，专业为英语，学校为上海师范大学。
这两个病例本人私下和其它医生讨论过，他们同意我的观点，但表示情况特殊，不能深究。
另外一个病人是六病区的柴国明。因为有医院提供康复训练的小卖部，该小卖部由病人自行经营。本人午间休息经常在小卖部看书，得以与柴国明聊天，发现柴国明与正常人没有区别。后问柴国明本人，得知他与政府基层部门街道工作人员多次吵架，被警察强行送入精神病院。
当时我的单位多次催促本人，将医学执照执业范围改为精神科，将执业地点改为上海民政第一精神卫生中心。可本人已经决心信主，圣经里记载：“不可随众人作恶”，我担心一旦转为注册精神科，将来可能面临被强迫签署有违良知、却具备法律效力的诊断书，我不希望我的手被弄脏，另外我已经参加自己住宅小区反对飞机噪音的维权活动，医院的上级直接领导，亲自来院对我提出最严厉警告，我和妻子商量后决定，以先前单位拒绝配合为由，迟迟不办理转注册手续。因此，个人月收入被减少1000元人民币。
时间转到2014年8月，我已调到二病区工作，在一次中午用餐时，听三病区医生王慧介绍，近期收治的一个新病人，名字叫乔忠令，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偏执型），主要症状是被中共迫害的妄想。这事我记在了心里。隔几天我正好去三病区办事，顺便和乔忠令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交谈，发现乔谈的事情太有英雄气概和神奇色彩，让我简直不敢相信。交谈结束后，乔忠令让我看放在一个购物布袋里，用塑料包裹的文稿。文稿写在不同规格的纸上，有的是白纸，有的有横线。因为时间匆忙，我没有看文稿。回家后，我在搜索引擎百度中发现与乔忠令有关的少量信息，均涉及“上海民主讨论会”，而乔忠令的谈话中，提到他本人是“上海民主讨论会”的组织者。而在谷歌搜索引擎中，发现大量与乔忠令有关的信息。除涉及“上海民主讨论会”以外，均提到上海民主运动，提到与乔忠令一起的傅申奇、胡安宁，杨週，王辅成等等。而乔忠令与我谈话中，均提及这些人。另外我找到一篇香港《开放》杂志主编金钟在乔忠令十年前去香港旅游时，与他的谈话。里面粗略记载了乔忠令大半生的重大事件和经历。我下载了这篇文章。
第二天，我又来到三病区与乔忠令谈话，将前述文章内容与他核对，发现没有什么大的出入。这时，我相信了乔忠令是被迫害的持不同政见者。
当天，我经乔忠令同意，将他的文稿带回家中阅读。文稿内容主要是乔忠令被关押在先前两家精神病院：上海长宁区精神卫生中心，松江区华阳桥精神病院的痛苦经历，文字表达清晰流畅，文字功底深厚扎实，毕竟乔忠令是华东师范大学的毕业生。
从这一天起，我感到有义务营救乔忠令。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也有义务不让罪恶继续。
隔日，我打电话给医院业务科询问乔忠令的相关费用由谁承担，接电话的是骆慧燕，她反问我“为什么关心这个人？”随即她挂断电话。
很快，业务院长高慧的电话打到我的办公室，让我到她办公室去一次。在她办公室里，他问我为什么了解乔忠令情况？我搪塞这是关心病人。高慧反问我“为什么不是关心其他病人？”我表示沉默。随后高慧直接告诉我，乔忠令是公安机关用强制单送来的，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何况还有前面两家精神病医诊断过，即使有错，责任也不在我们。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所谓的“强制单”。“强制单”是中国警察拥有的一项特权。只要警察在强制单上填写某人名字，将某人送到精神病院，精神病院就必须以精神病名义接收。
从高慧院长这里，我明白为乔忠令改变错误诊断已经没有可能，我只能在不改变诊断的前提下，为乔忠令停药。
隔了数日的一个周末，我打电话给病区主治医生沈怡，直接表明是否能为乔忠令停药。沈怡推托该事需要三病区负责人邵斌元同意。我随即致电邵斌元，邵斌元听后，只是冷淡地表示：“周一再说”。
周一上午，我接到高慧院长电话让我去。在院长办公室里，我看到邵斌元一言不发坐在那里。高慧院长挑明告诉我，让我别插手此事，并禁止我工作时间再到三病区探望乔忠令。
当时乔忠令不但要口服、而且要肌注精神科药物利培酮。药物剂量相当大。严重的药物副作用导致乔忠令双手和嘴角不停颤抖。后来药物副作用进一步导致乔忠令脑电图异常，心脏频发早博，高血脂，记忆力下降等状况。情形十分可怜。
在这个情况下，我只能再退一步，寻求为乔忠令以副作用名义减药。
有一天，医院内负责医疗质量、且技术职称最高的盛嘉玲主任医师来到我的办公室，我提到了乔忠令的副反应状况并希望为其减药，并委婉表示对其诊断存疑。盛嘉玲说了一句至今我也不会忘记的话：“今天谁敢反对共产党？除非精神不正常。”后来盛嘉玲又扯到她同学父亲早年关心政治，在1957年反右和文化大革命受到冲击，后来就在也不提政治，而潜心学术研究了。
我知道盛嘉玲不会为乔忠令减药，这时我穷尽所有的救援方法，只能另谋出路了。
很快我将自己欲寻找境外媒体和人权组织帮助的想法告诉了乔忠令，同时表示自己和全家也将不得不流亡海外寻求庇护，以防中共报复。当时乔忠令很激动，不断地说“谢谢”。我说：“乔老师，如果你不反对中共专制统治，今天你也应该是一所大学的中文教授了，家中也有房有车，儿女绕膝了，绝对不会在这里，你为中国的自由牺牲太多太多了。照理说‘谢谢’的应该是我。”乔忠令沉默半天，只说了一句：“你像古代义士”。
当时之所以将庇护国家选为美国，因为我认为：美国相信上帝，我也相信上帝；美国追求自由，我也追求自由；而且乔忠令许多朋友，如傅申奇等也在美国。美国有很多人权组织可以给予实质帮助。
之前我没有出过国，甚至连香港、澳门、台湾都没有去过。为了适应未来环境，我在去年10月到美国洛杉矶旅游，主要是考察美国社会文化，风俗习惯，毕竟要在异国他乡重新开始生活。
最后，我和家人综合多方因素，将出行时间定为今年的4月20日。出发前一天（4月19日）晚上，我再次和乔忠令见面，劝他一定多保重身体，没有我的保护后更要注意安全。此前我一直定期购买各种水果、食品，交给乔忠令。乔忠令经常将其分发给其他病人，以求得安全保障。一个思维经常的人，被迫服用精神科药物，已经痛苦不堪，还要为自身安全，去讨好真正的精神病人，这是一种怎样的地狱煎熬？！我相信这是人们无法想象的。
分别前，我给隔着看两道门后面的乔忠令拍照。两道门将一个正常的人，与自由完全隔绝。令人讽刺的是，门外红色鞋垫上印着“WELCOME”字样，在专制统治下的中国，如果你不受政府欢迎，那么，你就会受到监狱或精神病院的欢迎。
今天我和我的妻子、女儿，抛弃了家中的大部分财产，将高龄的岳父母独自留在了中国，来到万里之遥的美国。这里我没有任何亲戚、任何朋友，只是为了营救一个在精神病院关押五年之久，且备受摧残的持不同政见者乔忠令。一切的一切，是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不可以用精神科的手段，与其他人一起迫害无辜者，也不能对别人的罪恶视而不见。
我希望相关的媒体、人权组织能够高度重视该案件，因为这绝不是发生在中国的个案。在中国，各种原因的“被精神病”层出不穷，其中相当部分是针对不同信仰、不同政见、不同社会团体的人员。
发展精神病医疗，本来是造福人类，而在中国却成为迫害异己者的可怕手段。黑格尔说：人类最大的历史教训，是忘记历史教训。今年是发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我们在不忘记法西斯主义给人类带来痛苦的同时，也不要忘记共产主义过去和现在给人类带来的痛苦。如果我们忘记了教训，那么，共产主义必然在将来给人类制造更加恐怖的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