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最近一个朋友问我说，坊间流传着一个给中共中央的公开信，其主旨是“怀毛”、“批邓”“贬江”“劝胡”，是不是党内民主派或者改革派搞的。我一听说“怀毛”，就回答了肯定不是，党内民主派哪会“怀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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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我错了，大错特错。改革派出现了“怀毛”。著名改革派南郭先生、刚刚卸任的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写出了陈伯达在延安时期就想写而一直没有写出的文章《民族英雄毛泽东》。李君如拖着长长的“毛”辫子，而且与116位部长将军一起签名书写60米长卷，纪念毛泽东诞辰116周年，令人大跌眼镜。
很大部分人的主流经济学家和很大部分的党内民主派，作为后知后觉，跟上了98之后的新左文化政治派，拥戴了他们的观点，和他们一起成为中国模式的粉丝。中国模式就是极左专政与极右特权的有机统一。
党内民主派或者改革派穿上毛泽东的马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的。他们都是吃专制狼奶长大的，一张嘴就喷狼的尿骚味。外出或者公开场合穿着西装，酒桌上都是中山装。这一些“中山狼”是毛泽东的粉丝或者反粉丝，即使受到最残酷的伤害，如何也要把中山装穿在里面。我给这一些人取名毛右派。
我在《权贵官僚之外，哪管洪水滔滔》中说，在改革时代里，反毛确实可以推进改革，而且极权左派大多是权力的失利派，正当壮年。可是在后改革时代里，反毛已经的工作，已经由当局组织完成。在奥运会开幕式中，就没有奠基人毛泽东的地位，在纪念改革三十周年的讲话中，也是没有毛泽东。
当党内民主派披上毛右派的马甲，说明了“反毛”作为改革的心理动力，这个机制已经衰竭，人们已经开始抛弃，并且相反通过“怀毛”来为改革，进行精神鼓励。他们确实看到，只有一个超越于体制之上的毛泽东，才能作为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推动。改革也离不开超凡魅力的伟人，而在体制之中，处于约束的毛泽东之后的领导人，即使有心，也不足以推动政改。毛右派“怀毛”，是取其一点而不及其余，也就是说，他们在只有超凡魅力的伟人，才能推动政改这一点上的焦虑和渴望，投射寄托在毛泽东身上。他们也管不得毛泽东是不是反对改革。
党内民主派披上毛右派的马甲，也就是说毛右派是权威主义者或者保党派，也就是极右翼专政派。不管是过去的极左翼专政派，还是现在的极右翼专政派，专政派都享有少数人的自由，也就是政治特权与经济特权，所以他们都不会感受到专政恐怖的持续存在，而是感受到了特权自由的好处。极右翼专政派作为改革受益者而言，他们顶替了过去的特权，所以加入了体制阵营。
专政毛左派不过是毛右派的老父亲，毛右派否定老父亲对他们的约束，却不会否定他们对底层百姓的约束。尽管在弑父行动中，也给底层百姓带来少量的自由，但是根本性的政治结构，是他们要维持的。也就是说，不管是否出身高干，毛右派都是太子党，亲生的、收养的、自居的。
党内民主派之所以是毛右派，其与极权毛左派和底层毛左派的竞争，都是在毛泽东1949年秩序的羽翼之下内斗，谁的胜利，都是毛泽东1949年秩序的胜利。也就是它是内战，是狗咬狗。
我在《我烦透了坊间谈资与新闻泡沫》中说，改革尤其是政改，是一种对极权改头换面的道德原教旨主义运动。共享了极权主义运动的精神和逻辑。回到了新民主义革命，还是党的领导之下，根本不是对党国体制的否定。
毛泽东从反对托派的“不断革命”到后来赞成，有一百八十度的大转折。这里的原因是原初，他相信王制或者现代神话君主的专政政党，可以在内部民主集中，自行按照历史阶段和政治形势，在内部不断革命，自我调整。而这种调整民众无不赞同。也就是说在政治领导权的范畴之内，解决“不断革命”，内化到一个精英集团内部，这样避免大规模的政治动荡。就像美国独立之后的“不断革命”是在议会和法庭中爆发。可是毛泽东发现，这种内化的革命会遭遇官僚腐化问题，不可能内部解决，而必须再动员民众来解决，于是就赞同“不断革命”。
改革时代把这种“不断革命”，当作潜在的前提和条件下来，改革思想就是“不断革命”的变种。对党治的取消，不管是诉诸于专政政党的自我调整，还是诉诸于民间的压力，迫使做出调整，不过是毛泽东“不断革命”改头换面出现的东西。
改革的受害者与受益者都在争取把毛泽东作为旗号。这证明我的《有毛必有邓，有邓必有毛》的观点，我说，我就可以对邓小平不置一词，因为改革还是邓小平小手在毛泽东的大手中搞，邓小平躲在毛泽东的影子里面，并且把毛泽东处理为影子，这样展开改革的。从文革到改革，二者是政治逻辑是一致的。邓小平并没有骗我们，改革还是社会主义专政的。
而新兴起的底层毛左派，主要是从2003年开始的，作为改革受害者出现的。当今的底层毛主义者，不再是改革初期80年代的极权左派。所有的一切，都被移到改革当中，都落入改革的彀中。最极端的极权左派，不再是对文革的捍卫，而是对改革的批评，不过以一种能治和所指相分离，或者相对立的方式，来批评。而 1949年之后的专政，就像毒奶粉中的毒素，已经在奶粉当中，也就是改革当中。
所以我们今天来讨论毛泽东，那就是放在改革语境当中，而与文革无关。至于毛泽东能否与改革发生联系，这取决于现实政治力量和思潮力量的塑造，不取决于历史真相。
极权主义运动有组织化与保持运动本性的内在矛盾。而实际上，社会主义的极权运动，也把一种无政府主义，让国家最终消亡的终极目标。只有毛泽东这个人，在 1949年的历史当中，才有推倒重来或者全盘抛弃的气魄和胸襟，甚至可以让党治国体制灭亡，他许诺了共产党的死亡。对于党治国体制的受益者和拥戴而言，他确实是个孤单的疯子，孤零零地悬浮党治国体制之外，而归于民国和五四的诸贤之中。1949年的历史当中，只有毛泽东有这个资格，而毛泽东的战友以及吃毛泽东乳汁长大的，都是在“1949年猪圈”中圈养着，受制于“1949年猪圈”，并且把“1949年猪圈”当作不可置疑的真理。当然以毛泽东的政治理想，文革中摧毁国家机器的破坏力，我想如果还在世的话，极有可能作毁灭党治国体制的第一人。
毛泽东在“1949年猪圈”之内，也在“1949年猪圈”之外。如果要利用毛泽东，那么就必须把毛泽东抛掷在他所缔造的1949年猪圈之外，而回归到民国，这就是我所说的，“删除1949，回归1911”。对于一个立法者而言，具有那种权柄，可以毁掉做不好的东西，返本开源，另起炉灶重做一个新的。如此一来，毛泽东与当下发生联系，就不会在“1949年猪圈”之中。当下最首要的，就是如何跳出“1949年猪圈”。跳出之后，再来审视文革与改革。毛左派与毛右派都是“1949年猪圈”里面自以为真理在握的“猪”。只有在一个“猪圈”抢食，才会撕咬内斗。
毛右派是一种政治浪漫派，利用毛泽东塑造一个与毛左派不同的政治神话。政治神话从来由恐惧和焦虑所激发。出于对未知的，模糊的东西的害怕，也就是对到底政改不政改的不确性的害怕，于是就用最可能利用的历史符号资源，进行急切的认同或者命名，以减轻因不确定性而产生的恐惧和焦虑。政治神话的利用，总会带来历史符号资源的改造，如此一来毛右派，会与毛左派一样，开始美化毛泽东。否则一个负面的历史符号资源，不可能用来塑造政治神话。
毛右派的政治神话，与新左的文化政治，或者极左极右统一的中国模式一样，都是政改意图受挫折，而带来另外形式的安慰和替代。这是在改革框架之内的非政治非改革的内容，就像年轻人脸上的粉刺，作为分泌强烈的体现，然而于事无补。
实际上，毛泽东不可能复活，那么对毛泽东的怀念，就自然而言转变为对毛泽东所缔造并且可能摧毁的党治国体系的拥戴。如果没有党的领导，那么就无法推动改革，这一点邓小平主义，对于他们是深入骨髓的政治正确，只是党内民主派不敢公开言说。
对毛泽东的怀念，本来是作为对摧毁党治国秩序第一推动力的渴望，因为现实需要，就转化为拥戴党的领导。这是很搞笑反讽的。想的一套，做的是相反的另一套。
在党的领导与改革二者谁先谁后这个问题之上，原来改革先于党的领导，如今倒过来。往极端方向，如果政治形势紧张，他们很容易滑到宁可要秩序宁可要党的领导，改革扔一边去，有没有改革都无所谓了。如此一来，改革更是遥遥无期。按照政治形势走下去，底层毛左派反而会成为反对体制的力量，而毛右派将成为顽固保党派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