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林希翎，一个名字前曾经被加上过许多形容词前缀的人，于2009年9月21日在法国巴黎病逝，她曾是中国最后一个未被平反的大右派。从1973年走出监狱一直到本世纪初，30年的时间中，无论身处中国还是海外，她始终在通过各种渠道上诉上访寻求平反，直到最近几年，她终于看清了中共的面目，彻底放弃了对中共的幻想，多次在公开会议或私下说：“共产党的本质就是虚伪，几十年了，偶尔花样变几变，本质一直没变，它从来都是要将朋友打成敌人。我们这些‘右派’想跟他们对话，要求平反，补偿，但他们不答应，要把我们这些人一个个拖死”。清醒后的她，不再寻求中共解决问题，相反，她抱病参加各种大小会议，利用各种机会揭露中共，同大家一起探讨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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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夏秋之际，我有幸陪伴她左右半年之久，当时，她希望找合适的机构或人帮她出版中文传记，这之前法国著名的中国政治专家玛丽赫兹曼教授写过一本法文版小传，她对内容和版权分配都不甚满意。从悉尼到香港，陪伴她见人，开会，聊天，对我来说，她远不仅仅是一个当年被胡耀邦称为“最勇敢最有才华的女青年”，50多年前“最年轻疯狂顽固的极右分子和反革命”。在我感受的林希翎，是一个政治评论家，一向直言坦率的批评任何政府，无论是中共，台湾，法国，澳洲还是香港；她是一个一直对爱情有着幻想的女人，前后爱上过几位或才华横溢或身份特殊的男人，可惜最后都是有情人不成眷属；她始终觉得自己是个不成功的母亲，对两个孩子一直怀有深深的内疚，尤其是小儿子的自杀，好几年过去了，每次提起，她总是神情黯然，让人感觉到从心底的一份疼痛；她长年被病痛折磨，乳腺癌，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哮喘，血癌，病痛来时常号啕大哭，说着“我是个快死的人，我一辈子都爱国，可是他们不让我回家呀”，听得让人泪涌；也许是受法国文化影响，她还是个注重仪态的女人，她喜欢戴耳环，而且每一副都尽量和衣服颜色相配……
她说过：“天堂里没有右派”。一个有血有肉坚强而悲剧的女人走了，去了天堂，她身上浓缩着从上世纪到今天，70多年中国人的苦难，心酸，无奈，不公和抗争；一个我相当熟悉尊敬的长辈去了，她13岁参军，18岁入人民大学法律系读书，从此，一生为中国人的法律公正，人权自由，民主理念，制度完善呼吁和受难。从她长子楼信达先生处得知，9月25日，将在医院举行遗体告别，9月28日，巴黎时间上午10点，将在拉雪兹神父公墓火葬殡仪馆，最大的礼堂举行基督教仪式的葬礼追思会，由于时间仓促不能赶去巴黎，写下寥寥数语，为追念，也为她送行——
从程海果到林希翎
林希翎原名程海果，1935年生于上海，父亲是东北流亡到上海的学生，与就读于上海妇产科学校的林母结婚后，共生育六个孩子，海果排行老大。她12岁时父亲离开任职的浙江税务局去了台湾，36年后，父女相见于香港，父亲白发苍苍，而她也已经到了父亲当年离家的年龄，并已经是大名鼎鼎的林希翎了。
林希翎19岁开始涉足文艺理论，20岁发表《试论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和创作》，引起文坛瞩目。文章中因为涉及批评当时的著名文艺理论家林默涵，被毛泽东肯定的青年学者李希凡，蓝翎的学术观点，被要求删去不少，她心存别扭，因而取三人名各一字为笔名发表，为的是给自己文章留下一个刻记，即为针对三人论点而写。后来有些作者说她因为崇拜他们而取名则正好与事实相反，她从始至终都不同意他们的文艺观点，更无崇拜可言。林希翎从此作为一个青年作家活跃于文坛，她的才华得到了当时的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共青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内务部部长，后来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等人的赏识和鼓励。1956，57两年间，他们多次在办公室甚至家中与她长谈。不幸的是，正当她踌躇满志，面临毕业准备投身于新生活时，迎来了1956年的“大鸣大放”“向党交心”运动。这是一场后来被称为“阳谋”运动的大迫害前奏，目的是要整肃知识分子，压制思想，斩决异己。怀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激情，出于对当时政治形势的单纯理解，她奔走于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演讲，辩论。后来她的演说被归纳成四大罪状，并成为其被打成右派的依据：
第一：胡风的反革命行为和反革命集团的判定是没有被法律认定的；
第二：现存的中国社会制度是一个过渡性制度，带有相当强的封建性质；
第三：共产党员中有部分人根本就是蜕化变质分子；
第四：1949年以来的政治运动都没有法律保障，而且都扩大化了。她引述未婚夫抄给她的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所作“秘密报告”中的资料，通过揭露斯大林肃反扩大化，暗示中国政治运动扩大化后将会带来的恶果。
原本依照当时的政策：大学生中的右派领袖只需要“开除学籍，留校监督劳动，当反面教材”，林希翎不会因为这些言论获罪入狱，但是因为她一直不肯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刘少奇听说后，指示：“应当对她加强监督力度”，罗瑞卿更是亲临人民大学，召开秘密会议，宣称：“林希翎这样的大右派，在人大是改造不好的，还是交给我吧，我有办法对她进行强制改造”。这位公安部长所说的“办法”，后来林希翎才知道，一位半夜审讯林希翎的老情报人员因林表现不驯，在盛怒之下一语道破：“你看着罢！共产党还对付不了你这个黄毛丫头！我要让你年青青地进我这监狱，而把你关到白发苍苍，我要关你一辈子，我要让你断子绝孙！” 。也正是这个“办法”，令林希翎于1958至1973年，在监狱中以反革命罪犯劳动改造15年。从23到38岁，从风华正茂才华横溢的有志青年，到多病缠身隔离于社会外延的中年，她的命运悲剧并不是从程海果到林希翎的桀骜不驯，也不是她的幼稚单纯和轻信，不是一人，几十人的悲剧，而是全体中国人，万万人的苦难和浩劫.
从一个人到几千人
据不完全统计，因为受林希翎牵连而被革职，开除工作，处分，甚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有好几千人之多。
林希翎在《给邓小平的万言书》中写道：“单单北京因同我的关系被打成‘右派’的就有一百七十名，而在全国各地则是不计其数。在我这批株连者中既有我相识的，直接接触过的首长、同志、战友、作家、老师、同学和朋友，甚至还有大学里的工友，更多的则是我的根本不相识、从未见过面的北京和全国各地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在这些株连者面前，我常常感到自己是有罪的，非常内疚和痛苦。尤其因为我在反右运动初期犯过类似小说《牛虻》中阿瑟的错误。当校党委审查我和社会上与校内外友人的关系时，我是坦然地向组织上交出了我所保存的一切文稿、日记和信件，因为当时我确信我自己以及我的朋友们都是没有任何政治问题的，我同他们的友谊完全是光明磊落的，我是没有任何不可告人的秘密。我完全信任党会查清我和我的同志的问题的。哪里知道正是由于我的这些天真幼稚和对党的愚忠迷信，使我自己挨整受骗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最最痛心的是因此而牵连了一大批无辜者，凡是从我这里交出来的信件的写信者，在反右运动中几乎很难幸免不当右派的（而其中还有许多来信都是从一些读过我的文章给报刊编辑部转来的读者来信，和听过我的演讲的听众来信，几乎都是素不相识的）。即使有个别的幸运儿在反右运动中得以‘瞒天过海’，‘蒙混过关’的话，那么在以后的政治运动中仍是混不过去，还是当了‘漏网右派’，还加上其它帽子”。
这些受牵连的人们中，有林希翎挚爱的人，熟悉的人，也有更多她没见过面，甚至完全是因为莫须有而被牵连的。她当年的未婚夫曹志雄，胡耀邦秘书，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劳动改造，几十年后提起往事仍旧深感不堪回首；王文，当时的中央办公厅秘书室负责，接待过林，也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后来妻女自杀，家破人亡；吴玉章的外孙兰其邦与谢觉哉的秘书吉士林，仅因为奉吴、谢之命给林希翎写过信或带过口信，也被打成右派，并同样株连亲人；吉士林被赶回老家当农民，老母上吊自杀，妻子被迫离婚，带走了孩子，又是一个家破人亡；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也因为在反映林希翎意见的材料上签了一个“阅”字，在反右运动中被迫作检讨；林希翎同班同学魏式昭，因为支部派她帮助和照顾林的生活，被说成了林希翎的“保姆”，不仅她自己被划为右派，连她的丈夫和远在四川工作的弟弟，以及他丈夫的十几位部队战友，也被划为右派；1965年她患重病在北京市监狱住院期间，一位叫张凤云的小护士，出于同情，冒险为她发过一封请郭沫若转给毛泽东的信，不料当年将林希翎称为“才女”的郭沫若，竟把信转退到北京市公安局，这位小护士立即被关押起来，当时她已经是两个幼子的母亲，一年后宣布开除团籍和公职，并不给任何生活出路。十多年到处上访喊冤，毫无用处，当局坚持“不予平反”，理由是林希翎仍是右派，其同情者自然“有问题”。谭惕吾，当时的民革中央委员和常委，法律专家，林希翎在北京东四检察院实习时，仅仅见过来这里视察的谭，并无其它任何联系。谭惕吾因为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上大声疾呼：“中国共产党必须遵守宪法”，主张应该建立制度使人民监督共产党，也被打成右派，罪名之一是“校园内的右派与民主党派中的右派相互勾结、上下呼应”。
这些株连，今天看来何其残酷，但是，按当时的“革命逻辑”，只要是出于斗争的需要，是否有事实根据又有何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