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晓星转自美国之音
华盛顿 — 性别政治在2017年成为美国的重要议题。那么，女性在中国的政治、就业和文化现状如何呢？中国共产党今年推出的新一届的政治局常委清一色由七名男士担纲。在这个现象的背后，关注性别议题的专家们提醒说，从政府、企业到家庭，女性在中国社会和职场上受到公开与隐藏的性别歧视议题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
男性为主的政治局
中国共产党政治局现任成员中，孙春兰被喻为“权力顶峰最孤独的女人”。虽然政治高层中缺少女性并非中国独特的现象，非男性执政也不代表就能促进性别平等议题发展，但是有观察人士认为，此现象与性别就业歧视有关。
资深律师陆妙卿关注中国与美国社会的性别与就业歧视问题，也是2016年被号称为“广州就业性别歧视第一案”原告代理律师之一。陆妙卿律师表示中国女性就业率相对高，但是很少人能做到管理阶层，即便是领导岗位，也多半是副职。
陆妙卿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社会倾向于认为男人比较能够掌控大局，女性擅于著眼细节。这种对性别的刻板印象是导致女性担任一把手比较困难的原因之一。”
自我怀疑、低自信、以及不可能的完美女人
中国知名招聘网站智聘发布的《2017中国职场女性现状调查报告》发现，中国职场上男性大约有13%对自身能力没有信心，但21%的女性缺乏自信，比男性高出8个百分点。
陆妙卿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女性远远其实比她自己想像的更好，但是她没有充分认识到自己的价值。” “但是更多的是我们要看到为什么女性会有这种信心不足或是说对自己的价值确认不足的现象，更多的是因为社会的塑造和社会对女性的轻视造成的。”
社会期待女性完美，年轻的一代也倍感压力。
90后的Will Chen 通过电邮告诉美国之音：“从本土的各大平台、公众号到日韩潮流，“对女性铺天盖地的苛刻要求令人头痛，……对‘完美女性’有着不可能的要求。”
性别刻板印象影响女性就业
女权与性别权益观察家们发现女性的公共生活受到公开的或迂回的歧视。以职场为例， 中国的招聘网页上，从位于北京的后勤行政专员到上海的仓库主管，仍会见到雇主把“男性”列在任职要求内。性别议题专家们认为，这与体现在家务分工性别不平等各方面的性别刻板印象有关。
陆妙卿说：“职场成功的女性通常都会被问到如何平衡家庭和工作，但是很少有男性会被问到同样的问题。”
肖慧教授任职于美国堪萨斯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她告诉美国之音：“现在女性的性别角色基本上……最主要的她的角色就是在一个私有化的家庭空间内部的一个贤妻良母。”
肖慧举例，2004年火红的电视剧《中国式离婚》中产阶级式家庭就是完美家庭的典范。这样的中产家庭式的贤妻良母可能会把烧饭洗衣的家务劳动转嫁给其他阶级的人口，比以前的贤妻良母更重视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r)，维持家庭的价值、文化等等的内部人际关系，以及一系列的中产阶级定位的消费活动。
劳动法律执行不力且维权成本高
中国的劳动法律明文禁止招聘阶段的性别歧视，但是没有具体措施，招聘阶段的性别歧视也没有就此消失。
陆妙卿律师代理的“广州就业性别歧视第一案”，原告高晓(化名)应徵厨房学徒，但是，惠食佳公司旗下的名豪轩酒楼只愿意招男厨师。一审法院认定招聘过程构成性别歧视，裁判被告惠食佳公司与名豪轩酒楼须赔偿高晓人民币2,000元赔偿费(折合美金约304元)。后来高晓上诉到广州中级人民法院，法院于2016年裁判要求被告以书面道歉。
她说，时至今日，这起案件仍然是中国招聘阶段性别就业歧视案中唯一一起获得书面道歉的案子。
陆妙卿说：“我觉得比较可笑的是，在家里女性会被认为要承担做饭的责任，但是当女性想要用这个技能获得一个有报酬的工作的时候，就会被认为是不合格的。”
她表示，到2017年为止，中国只有数起招聘阶段性别就业歧视案件，显示出大多数人不会运用法律途径来维权，其中一个原因是诉讼费用高昂与能获得的赔偿不成比例。即便是明目张胆地不招女性这样的招聘过程，赔偿费“不足以弥补法律的费用、维权的费用。”
她说：“对企业对招聘者来讲，这种违法的成本是非常低的，那基本上可以说就是他完全不在乎这个违法的成本。”
大众文化与“直男癌”
流行文化也形塑了大众对女性的观点。肖慧认为，尤其对于年轻人来说，主流大众流行文化有意思也有娱乐性，它的影响力可能远远超过了全国妇联。
2017年在中国上映的一些国产电影也展现了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
肖慧说：“像今年票房最高的《战狼2》就是那种非常典型的男性荷尔蒙和民族主义情绪的结合，女性基本上就是花瓶的人设，等待男性的拯救。”
再举例而言，肖慧说，知名博主韩寒的电影《乘风破浪》的主题曲《男子汉宣言》被一些网友批评为“直男癌”。这首改编自日文歌曲的歌词说著“你在每天晚上不能睡得比我早，你在每天早上不许起得比我晚，饭要做得很香甜，打扮起来要大方，还有婆婆和小姑都要和睦的相处……”
她解释，网路用语“直男癌”指的就是以男性为中心的视角，包括男性沙文主义等意涵。
但也有积极的例子。
肖慧指出2017年的《闪光少女》谈及如何集体运用共同的努力和经验，突破年龄和性别不平等，挑战男性主导的“专家权威父权”世界，而《嘉年华》探讨了未成年人受到性侵害面对的社会与家庭压力，把亟需关注的性别议题带到公众视野里。
肖慧说：“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还是有很多很多媒体的或者是电影从业者他们在做这方面的努力。”
未来展望
前瞻未来，律师陆妙卿建议从法律、教育和社会支持各方面来著手改善中国社会基于性别的就业歧视。
她说：“我认为国家在法律层面它其实必须第一个普及一个反歧视的概念，它需要出台专门的、具体的性别就业平等措施，将原则性的法律条文计划落实。” “第二个它可以设立专门的平等就业委员会。……在没有设立专门的平等就业委员会之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监督和落实就业平等措施。第三个是要加大违法企业的违法成本。”
陆妙卿还认为男性育婴假以及男性采取避孕措施可能起到分担家务以及保护女性的作用，而中国政府能扮演提倡与推动这些思想的角色。
肖慧则举例说到1980年代之前的电影，像是《李双双》，里面描述的就是农村女干部的正面形象。在那之后，像是《芙蓉镇》等电影里面是把女性领导妖魔化。
她说：“所以我们包括在流行文化、影视方面的从业者是不是可以重新再回到这个传统，再去重新塑造不管是在底层或者相对来说高层一点的里面的女性能够起到领导作用的这种新的形象，而不只是说女性作为妻子、作为母亲、作为美丽的花瓶的这种形象。它至少可以给人一种新的文化的想像，某种意义上也是给年轻的观众带来新的role model (模范)。”
中国民主党中国女权问题观察员 宋晓星
2017年12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