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燕云转自FT中文网：中国女性受过良好教育，就业率也很高，但她们发现，父权制的性别规范卷土重来，虽然政府名义上鼓励男女平等。
更新于2017年12月7日 07:19 英国《金融时报》 Emily Feng 报道
当中国广西省教师何思云发现一位男老师一直在猥亵女学生的时候，她感到震惊。
何思云向警方和学校进行了举报，结果却被学校解雇。今年9月，她指控的那位老师被判处4年有期徒刑；何思云的故事流传开来，她在社交媒体上被誉为女权英雄。然而，事件发生一个月后，她发现自己上了当地政府的黑名单，还被错误地列为有吸毒史的人员，这让她找工作甚至坐火车都受到了影响。
何思云向英国《金融时报》表示：“他们认为我这样做会让人们更加关注这个问题，从而引起更多的麻烦。”
这种脱节折射出中国向女性传递的矛盾复杂的信息。中国女性劳动力受过良好教育，就业率也很高，但她们同时发现，父权制的性别规范卷土重来。即使政府名义上鼓励男女平等，但它也会打压女权活动人士和举报者。
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数据显示，中国近半数女性会接受高等教育，而男性的这一比例不到40%。虽然在职场中存在着性别差距（女性就业比例达到63%，而男性的这一比例是78%），但这种差异比美国要小（后者的比例分别是56%和76%）。
中国已经变得更加富裕，但它并没有变得更不平等。按照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的全球性别差距指数衡量，中国的性别不平等程度连续9年下降。今年的指数显示，中国在144个国家中排名第100位，比塞内加尔和柬埔寨等国低，但高于印度和韩国。
执政的中共变得更加强硬，十年来，未婚的、往往取得职业成功的27岁以上女性被定义为“剩女”。当局的目的是让“剩女”感到羞愧，从而赶紧结婚，以帮助纠正中国独生子女政策遗留下来的性别失衡问题。今年，中国共青团开始为数以千计的年轻党员举办集体相亲活动。在北京工作的社会政策分析员、作家高雨莘(Helen Gao)表示：“（对结婚率下降的）担忧是真实的，因为中国有大量的单身男青年，他们的挫败感可能对政府构成威胁。”
中国现在鼓励女性生育两个孩子，这是一个被女性认为加剧就业歧视的政策变化。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性表示：“公司现在不得不让你休两次产假，这意味着他们宁愿雇佣男性。”她现在在北京的一家风险投资公司工作，并表示自己去年拒绝了一份高薪工作，因为她被要求签署一项承诺5年内不会要小孩的协议。
由政府运营的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All-China Women’s Federation)在2011年组织的一项十年一次的调查发现，城市女性薪资是男性的67.3%，而2015年的一项规模较小的调查显示，87%的女性大学毕业生在找工作时遇到过歧视。
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也对性别平等造成了不利影响。由于中国公民有了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女性们表示，她们忍不住想要放弃自己的事业。
在北京工作的作家、翻译刘欣(Alice Xin Liu)表示：“在她们这一代人当中，还有一些女性看到了她们的母亲和阿姨的经历，觉得没有比当一名家庭主妇更好的事情了。”刘欣的女性亲属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积极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她的祖母和姑姑们尤其抱负远大，但她们鼓励自己的子女寻求家庭的安逸。
高雨莘：“传统的性别价值观从未完全被共产主义信仰埋葬，如今更是卷土重来。”
人们并未忽视这种现象。在过去的几年里，一些年轻的、擅长与媒体打交道的、性别认知不断变化的女性让人们重新关注女权主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女权五姐妹”(Feminist Five)。2015年，她们因为筹划在北京地铁散发传单抗议公共交通上的性骚扰而被控扰乱公共秩序，并被拘留了一个多月。她们从未被撤销刑事指控，而且一直受到国家安全部门的骚扰——她们在社交媒体上记录了这些情况。不到一年后，非营利的北京众泽妇女法律咨询服务中心(Zhongze Women’s Legal Counselling and Service Centre)被关闭。
女性在企业领域更为成功，因为她们的利益与企业高管求才若渴的愿望相契合。以Facebook首席运营官谢里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的同名书命名的女性赋权运动“向前一步”(Lean In)于2013年来到北京，如今已成为中国最受欢迎的女性团体，活跃于20多个城市。
“励媖中国”(Lean In China)在中国举办指导活动，并与大公司和跨国公司协商开发女性领导力培养项目，制定关于为女性创造更健康的工作场所的标准。然而，即使是“励媖中国”及其同行们也必须小心谨慎，以一种顺从当局的方式展开宣传。
“励媖中国”联合创始人陈玉馨(Virginia Tan)表示：“我们需要公司站在我们这边，这样我们就不会强迫人们接受我们的信息了。”两年前，她辞去公司律师的工作，全职运营励媖中国。“对我们来说，它致力于个人职业发展、创新和对女性人才的投资，这些全都符合中国的国家议程。”
“励媖中国”自称是“妇女组织”、而非女权主义团体——女权主义在中文里的含义比在英语里更激进。就像企业的女性赋权项目一样，“励媖中国”更倾向于为女性提供资源，从而让她们能够自我改进。
叫车软件滴滴出行(Didi Chuxing)负责女性领导力项目的Bianca Yin表示：“我们的项目旨在培养自我意识和他人意识，找出是什么原因让她们未能释放全部潜能，从而获得更大的影响力和领导力。”
然而，活动人士把企业关注女性领导力归因于远离政治的战略选择。
“女权五姐妹”之一的武嵘嵘表示：“当局认为主流女性的活动与政策建议没啥关系，而我们以前的工作与政策实施有关。”
今年9月，武嵘嵘被勒令10年内不得离境，这让她无法前往香港攻读法学硕士学位，后来在国际社会的呼吁下，禁令才被取消。据一位组织者表示，由于在政治上几乎没有盟友，活动人士更为小心翼翼地包装自己的活动，使用诸如“增加家庭幸福感”之类的词语。
尽管遇到上述种种挫折，但这些女性依然乐观，因为她们相信，她们正在走向更大的平等。《剩女》(Leftover Women)一书的作者洪理达(Leta Hong Fincher)表示：“我们看到政府打压女权活动家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她们的信息引发了数百万女性的共鸣。”
非营利的女权主义戏剧活动迷你影戏节(Mini Shadowplay Festival)的协调人Li Yong表示，现在有更多的年轻女性呼吁接受两性平等的思想。她说：“一些人说很少人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正在努力改变其他人的想法，而这需要时间。”
译者/裴伴
来自 [ 001001001a@sin... ] 的原贴:
在这方面，只有程度上的差异。
相对于发达社会，中国职场的性别平等可能要差些。但相较于穆斯林社会，那些还是捂着头巾的女性，就要好多了！
来自 [ tonylimc ] 的原贴:
男女平等涉及到一个标准问题，许多评价标准里面把有多少女总统，女总理，女部长，女议员，女CEO视为标志性的参数。而忽视另一些参数，比如拥有全日制工作的女性百分比。
比如印度有女总统，但是已婚妇女中90%没有正规的全日制工作。在我的观念里，女总统女总理这种极具偶然性的个案，其实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很可惜众多的评价标准中却把这种东西视为重要参数。
男女就业率对比是一个方面，同薪同酬也是一个方面。就业率不完全相等可以理解，毕竟有的女性倾向于做家庭主妇，或者选择花几年时间带小孩。薪酬和工作年限有关，但有的人工作5年也比不上一些工作2年的。记得有个妈妈一边带孩子，一边考研考证，这种努力的女性不少，包括个体户和一些劳作的农村女性。女性平均学历比男性高，薪酬却更低，是何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