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云龙转自新浪微博
大约是在2003年，我在《北京青年报》上看到一条简短的消息《沈阳反腐老干部周伟逝世》，还登出了一幅周伟照片。与此同时，辽宁、沈阳当地的报纸上大肆出现的则是另一种声音，无疑是操着当局的论调：“这个所谓的“反腐老干部”周伟，是个典型的投机分子，唯恐天下不乱的捣蛋分子。每次反腐抓出贪官，他总要大放厥词说是他揭出来的，纯粹是贪天之功为己有，实际上全是‘马后炮’，刻意张扬而已。其所作所为完全是与当今中央一再倡导的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大唱反调。”当地的统治者对死者生前是一副深恶痛绝的表情，就连死后也不放过，还要大加鞭尸。
2001年我曾经到周伟家探望，久病缠身的他，拿出一份份材料给我看，其中有相当多是全国各界支持者、同情者发来的，其中还有《纽约时报》记者对他的专访。正像该报那篇专访中说的：“毫无装修的狭小房屋尤其是粗糙的水泥地面，显示出他极度的贫困，这是一位“离职休养干部”，在中国本应被当作‘功勋级别’尊重的人物，也应享有优厚的待遇，而他面临的这种境遇显示出他正在遭受某种沉重的人生变故。”当我在向周伟提出一些敏感问题时，他紧张地摆手制止我，暗示他正在被警方监视居住，随时可能会再对他采取骇人听闻的种种迫害。而他的老伴一只手不停地抖颤，很显然是帕金森症状已很严重。
请看当时各地报刊上几篇有关报道——
南方网-南方周末·记者 杨瑞春 (2001-10-11)
慕绥新、马向东进去了，他出来了——沈阳出了个反腐老干部周伟
“抓除贪官是我人生最大的乐趣。”
说这话的周伟，７０岁，声音洪亮，身体健壮，走路时像一个小伙子那样晃着肩膀，但当他咧嘴笑的时候，暴露出缺了几颗的牙齿。
两年前，这位离休老干部的牙齿还很整齐。以他为首的老干部先后举报慕绥新、马向东等沈阳贪官，他因此换来两年劳教，５颗牙齿就是被“教养”掉的。
７００多天的劳教，６场大病，５颗牙齿脱落——他被“抬”出教养院
今年４月２２日，编号２９７的周伟以一种极为特别的方式提前告别了教养院。那天凌晨，就像戏曲中的一些场景一样，他突然被８个闯进房间的警察摁在床上，接着抬出了房间。周伟大叫大闹，乱踢乱蹬，引来了警察们的笑声，他们边抬边说：“没见过像你这样不乐意提前释放的人。”
等周伟恢复了自由，他已经站在自己家门前，警察还把他的东西负责任地搬到了楼上。
１９９８年５月７日，周伟被劳动教养。在离休前，他任沈阳市家用电器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厅局级干部。
在教养院，周伟床前标识牌上“罪错”一栏，填的始终是“群访举报”。这是一个听起来很荒谬的罪名，但是周伟认为，正是这种荒谬，倒比《劳动教养决定书》上所说的“煽动闹事，扰乱治安秩序”更接近于真实。
周伟案所涉及的“闹事”发生在１９９９年５月５日。照《劳动教养决定书》上的描述，那一天，“六百余名上访人员聚至市委老干部局、市政协办公楼前，百余人强行闯入办公楼围攻、纠缠信访接待人员，无理取闹达１小时３０分，造成有关部门工作中断；此后六百余人又到市政府，强行闯入办公区域内非法集会，严重干扰了政府机关的工作秩序，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此次集会的参与者是沈阳市的老战士，他们要求尽快发放时任市长慕绥新承诺要发的“荣誉证”。
在沈阳，“老战士”和“老干部”是两个不同的群体，因为各自利益要求不同，活动也并不一致。作为“老干部代表”的周伟，至今不承认是这一集会的“煽动者”；很多人证明周伟与此次集会根本没有关系；在后来周伟提起行政诉讼的法庭上，证明周伟有煽动言论的那个出租车司机竟然不认识周伟……
为了这样一个疑点重重的指控，周伟付出的代价是：７００多天的劳教，６场大病，５颗牙齿脱落，记忆力一度急剧下降。他还以为自己不会活着出来了。
周伟至今依然不知道为什么让他提前十几天出来，释放时间应该在５月６日。但４月２１下午，沈阳市司法局的有关领导突然来到，告知他可以回家了。没想到，周伟居然铁了心要“把牢底坐穿”，即使被劝说了整整７个小时。第二天凌晨戏剧化的强制执行表明，对方的意志更坚决。
周伟的妻子赵岩说，提前释放可能跟一个流传甚广的谣言有关，这个谣言说，５月６日这天，沈阳将会有大批车辆自发开到教养院，欢迎周伟出来。
在朴素破旧的住房里，赵岩哆嗦着手做这做那。在她丈夫劳教期间，赵不幸患上帕金森氏综合症，此症据说与沉重的精神打击有关。
就像很多老夫老妻一样，赵岩一边唠叨老伴太爱管闲事，一面又用自豪和钦佩的眼神看着他。
周伟从教养院出来的消息传出后，有七八百人聚集到周伟居住的居民大院，周一出家门口，人群为他闪开一条路，所有人的手都伸过来了，他一路握了过去，许多人哭了，他的眼泪也含在眼眶中。
“上访、举报，周伟无罪！他是老干部的精英、反腐的英雄！”郝黎，一位沈阳老干部说。
“老干部反腐队”的头儿
在沈阳，周伟已经成为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一个民间反腐败的英雄。大家公认，他被劳教的真正原因，是他触怒了当时的当权者。
１９９５年，一些老干部组织了一个“足疗协会”，每个星期天，他们都聚在周伟家里“足疗”。从交流健康经验开始，发展到维护自身利益，后来，他们又提出了反腐败的任务。
周伟成了这些老干部的领头人物。周伟的出名其实很早，１９８２年严打经济犯罪的时候，他就曾举报过经济大案，其事迹被写成长篇通讯，当时的辽宁省纪委副书记特为配发评论称他是“自觉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纯洁性的一个典型”。
更让人刮目相看的是：１９９３年９月１０日，从单位离休后的周伟执笔向中央写报告，就如何解决企业离休老干部的待遇提出意见，没想到，１０月２０日，辽宁省委、沈阳市委联合召开座谈会，宣布了国务院总理李鹏对这封信的批示，指出中央正在着手解决这一问题。
周伟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他曾经在机关做过秘书和组织工作，对理论和政策都很熟，而且讲话不留情面，很多官员怕跟周伟当面接触。
周伟把这些优势都用到了反腐败。这帮老干部反腐有一套程序：每次进行完足疗，周伟就将搜集到的反腐材料进行整理，供大家讨论；一旦确定“腐败目标”，就由老红军牵头，十几位老同志租上一辆中巴去调查；再由周伟写报告，送到各个部门；碰到重大问题，周伟就带人亲自到北京有关部门举报。
从１９９５年开始，周伟组织上报材料１００多次，有５０多万字。周伟给重要的材料特意作了编号，在编过号的材料中，提出反腐败问题的就有３３次。
渐渐的，这支“老干部反腐队”在社会上有了名气，参加“足疗”的老干部越来越多，找周伟反映问题的也越来越多。
周伟说：“抓除贪官是我人生最大的乐趣。”这个乐趣却让一些人不痛快，一个执行训诫任务的警察就喝斥他：“反腐败这样的闲事儿需要你来管？！”
但周伟说：“毛主席教导我们，不管什么事情都要问个为什么。”
举报牵涉马向东，周伟丢了党籍
现在周伟终于高兴地看到，在他从教养院出来时，自己曾经揭发过的沈阳贪官却正相继向牢狱走去。
这个行列里面有原市长慕绥新、原常务副市长马向东、原法院院长贾庆祥、原检察院检察长刘实等诸多官员。
最让周伟有成就感的是，在１９９８年、１９９９年，他就向中央举报了马向东和慕绥新存在的问题。
１９９８年春节前后，沈阳市于洪区宁官村的数十位村民找到周伟家，进门就扑通跪倒。他们反映，４年前，该村村干部未经村民同意，私自将一块集体土地非法转卖，计人民币４２０万元，可是有３００万元不知去向。
为此，宁官村近２５００名村民联名举报至沈阳市检察院。正当案情有所进展时，承办此案的检察官、“全国十大优秀检察官”称号获得者金殿甲，却被安排“另有他用”，６名涉案人员被取保候审，而举报此案的几十名村民却被抓、被打。
听完农民的哭诉，周伟立刻同一些老干部实地调查，结果发现，宁官村被违法用地所占良田达６１３７亩，价值３亿多元，其中１亿多元被私分和挥霍，而且，在非法占、毁、炒地以及村镇干部巨额贪占的背后，还有一把重要的保护伞————在这项交易中，马向东的岳母景玉兰是牵头者。
“当时，常务副市长马向东正分管财政、土地、城建等要害部门，他给他岳母景玉兰办炒地手续一次就获利４００多万元。”周伟说。
周伟迅速写就《对沈阳非法占地权钱交易大要案的举报》，并送到了辽宁省委。可是，这份材料被转到沈阳市后就没了消息。５月２１日，周伟带领６名村民代表赶到北京，向中纪委、公安部、国土资源部举报了“宁官村土地案”。
５月２８日，周伟回到沈阳后，立刻遭到行政拘留，理由是“非法集会示威”。８月７日，他被正式拘留，被拘留的第三天，他又被莫名其妙地开除了党籍，甚至连开除决定也未给本人。经过多次讨要，８个月后，这份决定才给了周伟。
周伟说，决定是被篡改过的，因为他记得，原来所说的错误原因是第６章３３条“政治类错误”，而现在改成了第１２章１６０条“违反社会管理秩序类错误”。
周伟认为这一处修改“改得聪明”。“我们群访、上访、举报贪官，都是为了共和国的利益，为了党的利益，以第６章３３条来处理，他们自己都知道站不住脚。”
他一进去，就发现房间和管教人员早就准备好了，人家一听说是他，问他怎么现在才来，说教养院“虚位以待”都等了一个多月了
“吃一堑，长一智”，但周伟显然没有在１９９８年被拘留和开除党籍的事情中接受教训，第二年，对另一件大案的举报终于把他“送”进了教养院。
１９９９年３月，４０多人找到周伟，告知沈阳华兴企业集团以融资方式骗取数十亿元，诈骗者、该公司老板苏英奇逃到境外。这个金融诈骗案中最令人称奇的一点是：苏英奇不仅身着警服、有着与众多领导的合影照片，华兴集团还有政府颁发的ＡＡＡ顶级信誉证明，正是这些让一些人对他深信不疑。
更为蹊跷的是，在事发之后，追讨被骗款的一些上访群众居然被拘留，而且不准任何人对此案进行复议，即使申诉到法院也不准受理。当时的市长慕绥新甚至曾经传达指示：苏英奇案沈阳自己处理，对敢于进京举报的，“从重从快打击，决不手软”。
后来查明：苏英奇此前曾多次给一些权力部门捐钱捐物，数额巨大；苏和一些领导的关系更非同寻常。
周伟没管那么多，在接到举报、核实情况之后，他就赶往北京，向公安部举报了诈骗案以及慕绥新打击上访者，得到了公安部的认定。
回到沈阳一段时间以后，５月６日的晚上，２０名警察在周伟的家门口带走了他。公安机关的办案效率很高，第二天一早，他就被送到了龙山教养院。奇怪的是，因为“煽动老干部集会”被教养的周伟，在３个小时的审讯中，被问的都是：“苏英奇案主要举报人和执笔人是谁，去公安部、中纪委和最高法院上访的都是谁”这样与指控罪名距离遥远的问题。
更奇怪的事情是在教养院里，他一进去，就发现房间和管教人员早就准备好了，人家一听说是他，问他怎么现在才来，说教养院“虚位以待”都等了一个多月了。一个月前，认定由周煽动的“非法集会”显然还没发生。
回想起来，周并不后悔，“土地案子涉及２万户，８万多人，金融案涉及３万户，９万人，一共将近２０万人。我替这么多人说了真话，应该感到光荣。”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仅仅在周伟进教养院两个月后，马向东便因澳门赌博而东窗事发。
谁为周伟正名？
在地处沈阳市郊一个山沟的龙山教养院，作为年纪最大、级别最高、问题性质也最特别的劳教人员，周伟还在做学员的转化工作，还就劳动教养和对待上访分别写出调查、建议报告，指出劳动教养制度和司法不衔接，主张官员以带案“下”访来化解群众“上”访。
使周伟得意的是，关于劳动教养的调查报告得到了教养院领导的高度评价。周伟说：“既然已经进来了，我不能白来一趟，就算是作家体验生活吧。”
尽管又被开除党籍，１９４９年入党的周伟依然以一个共产党人自居，他从来没有丧失过对党的信心。
周被开除党籍不是第一次。１９５７年周就因“大鸣大放”被划成右派，并被开除了党籍，一直到１９７９年他才得以改正。
这个热心的老头很快在教养院获得尊重，还被评为优秀学员，按说应该缩短教养期限，但慕绥新早就声言对周伟案子的处理原则：“不减刑，不翻案，不院外执行。”
当年开除周伟党籍之时，慕绥新就曾在全市通报大会上宣布：“开除周伟的党籍是沈阳市委市政府定的，如果错了，就是沈阳市委市政府集体的错误。”
言犹在耳，慕绥新已成阶下囚，现在，谁来为周伟的问题负责呢？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起，劳教中的周伟就向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过上诉、申诉，但申诉至今没有下文。
周伟的故事得到了媒体的关注，现在，沈阳市的部分人大代表也在关心周伟久悬不决的行政诉讼案。
这位老人相信，事情最终会水落石出。从教养院回来时，尽管周伟不接受沈阳市司法局领导要他回家的劝告，但他欣赏那位领导所说的一句话：“让历史和时间去说明谁对谁错。”
他在耐心地等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