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胡锦涛总书记并中央政治局：
五十一年前毛泽东留下的历史欠帐“反右”运动，其所造下的罪孽已经把执政党拖累到了在人类文明面前及其尴尬的境地，使我国当局在人权问题上长期处于被告席，“反右”罪孽的后遗症至今阻碍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政治进步。数百万被残害公民的创伤历经半个世纪而远未愈合。这笔历史欠账和道义欠账，拖延回避淡化不了，封杀禁锢掩盖不住，置若罔闻和不予理睬更是自欺欺人，把欠账延伸到子孙辈则正在矮化党和国家形象，增加解决的代价和棘手程度。如果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理念“以人为本”和“公平主义”不是假话，那么执政党就应该有勇气坦白历史，告别历史罪孽，变教训为智慧，使中共在道义上法理上站起来。
为了说明解决此一问题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紧迫性，这封公开信以史实为依据，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我国在联合国正式签署的三个重要人权文件为准绳，在澄清下列五个问题的基础上，对“反右”作出法理认定：
第一、“反右”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文字狱，它所残害的主要对象是什么人？历经半个世纪实践检验，这起文字狱是促进了社会进步还是导致了历史的倒退？
“反右”发生于中共建政仅仅7年的1957年。毛泽东不顾已遭百年战乱之苦的6亿人民亟需休养生息，不顾百业凋敝的国家亟需一个和谐环境以振兴科技文化和发展生产力，不顾中华民族几代人是这样热情地呼唤和期盼民主和科学，他在那7年内只热衷推行对武训传和梁漱溟的批判，对胡风冤案的制造和株连，对南方局系统地下党和游击队干部的打击排挤。这些霸道行为整人已经十分过头，但当时尚未发展到整体性迫害知识分子和全局性反民主反人权，人民还怀着“站起来了”的幻觉和憧憬，多数干部投身革命时的民主自由理想尚未破灭，所以对毛泽东1957年春节的“鸣放号召”大家信以为真，以为浴血奋战打天下那几十年中的民主承诺大概要兑现了。知识界普遍估计毛会借鉴斯大林暴政恶果来自律和自警，认为毛主持通过的“八大”会议决议不可能自食其言，特别是认为一个胜利掌权的大国领袖基于起码的人格信誉和基本道德，不至于设骗局挖陷阱整同胞。短短一个月“鸣放后发生的事实证明：中国人民太天真太善良了。1957年6月8日那篇臭名昭著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出笼，全世界瞧见从那天起的“反右”运动以来是一项铲除人权和民主的大工程。以当时的总书记兼任反右领导组长的邓小平创造性地全面实施引蛇出动方略，贯彻阳谋思想，亲自监督，在横扫人权的恐怖政治气氛中全面分化干部群众，以官职和特权为诱饵培养恶棍大行其虐，包括制造知识分子人际间的自相残杀。“划右”的真实效果是：对党存有戒心的明哲保身者小心翼翼一言不发，催急了就讲几句歌功颂德的套话。这当然不够，他们的人性弱点在恐怖气氛中还要被进一步激发，必须随风顺势卖友求荣，落井下石以求自保才能逃过此秒抢劫。合乎这一摸式者就叫做“响应号召提高了觉悟的基本群众”。而真心跟党同心同德、直抒己见敢于谏诤者大都落入陷阱。毛泽东用行动说明了他“反右”的真实标尺是：凡是具有或者潜在着民主意识，具有或趋于独立思考者都被他视为建立极权专制的障碍，“右派”帽子就是为这些人准备的。史实表明，“反右”运动的残害对象主要是下列八种类型：
1、秉承五四运动精神而敢于追求民主与科学的知识精英。其中文学艺术界忠于生活真实写出了社会真象而不符合粉饰太平之需要者，社会学和经济学界敢于提出利国利民建议者，如建议制定科学人口政策，控制数量而提高素质，因而不符合领袖准备以“不怕牺牲”的人海战术完成世界革命以“解放全人类”者；建议国家决策重大事项时经由专家论证以减少盲目性提高科学含量，因而妨碍领袖发挥随意性者；
2、与共产党历尽艰辛奋斗多年的民主党派诤友以及无党派志士仁人中，真的相信“互相监督”，不甘只当花瓶，怀着对国家民族负责任态度希望真的参政议政者；
3、在革命危难时期背着上层家庭，倾尽财力，以身家性命支持和投身革命的热血青年；
4、海外学成后放弃优越条件而回国报效的专家学者；
5、对伟大战略部署跟得不紧、对整人哲学奉行不力，残存着一定平等博爱观念和人道主义精神的党内人士，包括高干；
6、党自己培养出来，在红旗下长大，水平与能力出众，但盲从性和依职代会性不够的干部、学生；
7、秉持独立人格和传统道德，正直而不擅投机，不背弃诚信，不趋炎附势的工农干部，其中包括许多历经枪林弹雨的复退指战员；
8、上述这些人的妻子儿女、亲属挚友，不肯离婚，不肯六亲不认，不肯放弃正义感和同情心，不肯响应号召者。
以上8类，构成了“反右”运动所残害的主体。这些人恰恰是代表着国家元气和民族智慧的先进分子，他们何以要反党？翻遍全国右派档案，哪条意见是要推翻共产党？意见中所提的批评哪条不是现实中确有的弊端？哪条见解和建议没有被我们改革开放的实践印证为先见之明？难道只因为先觉者提前讲出了真话，他们就应该被毛泽东列为“对抗性矛盾”的敌人？就应该沦为政治贱民？制造“反右”罪孽究竟为什么是“正确和必要的”？半世纪前“右派言论”中萌生的智慧之光和先见之明全被诬为“毒草”，这叫不叫历史性的善恶颠倒和是非倒置？
“反右”罗织罪名的无耻程度创历史新高，残害公民人数之多为历史之最。对于上列８类迫害对象，除了强加“右派分子”帽子外，同时被强加的其他莫须有罪名为：“反党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阶级异己分子”、“阶级报复分子”、“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历史反革命”等等，统统被推进“因右问题处理”的大型绞网机，剥夺其公职、人身权利、生存权利，以劳改劳教监督劳动等名目武装押送集中营，残害时间竟长达20多年。被残害人数有多少呢？官方公布：有公职的右派552973人，1979年“改正”了的552877人，整错者竟达99.98%，而又故意留下96人不予改正，用以维持反右总指挥1979年讲的那句“反右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的荒唐逻辑不准反驳。但这96人究竟有何滔天之罪，又不敢向国人公布。另据2006年第1期《争鸣》杂志和网上披露：1958年5月3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的战果是“打出”右派3178470人，其中右派集团22071个，党员右派278932人，高教教职工右派36428人，在校大学生右派20745人，另有中右分子1437562人不在上述右派之内。这样，“反右”残害的总人数就达4616032人。“中右”又叫内控右派，照样贬为政治贱民随时可以残害之。这四百六十多万残害对象直接株连的家属子女亲戚五千多万人，知情者、同情者数亿国人，被激起义愤的海外侨胞和国际友人则无法计数。
上述《争鸣》杂志披露的数据如果不真实，请官方澄清，并公布1957年反右开始到1959年庐山会议迫害彭黄张周时短短两年内接踵受害者的真实人数；如果《争鸣》披露的属实，官方也应明确认可，给历史一个透明。
在长达21年至22年黑暗岁月的右派集中营中，精神奴役、人格凌辱、超负荷劳役的摧残、累死、饿死、冻死、捆死、吊死、工伤、欧打致死、分化互残、强迫离婚、逼使自杀等手段在全国各地右派集中营成为普遍现象，整死整残的人数和精神伤害程度超过德国纳粹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多少倍？这是一个无法回避世界历史考证的严峻课题。毛泽东政治秘书李锐说：“反右使得一些说假话的、告密卖友的、当打手的、落井下石的、趋炎附势的人得到升迁和奖励，从而败坏了社会道德。这是对干部队伍的一次大规模的逆向淘汰，降低了干部队伍的道德水平和专业水平，为事业造成长时间的损害”，“反右是当代中国政治也是毛泽东一生从高峰往下滑的转折点。”（《炎黄春秋》2002年第9期）。胡耀邦说：“从1957年开始的20多年来，一个又一个莫名其妙的政治运动坑害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没被坑害的只能装哑巴当白痴。”（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这就是“反右”暴行在中国当代史上留下的真实足迹，一步一个血脚印。
第二，“反右”运动的本质和法理认定是什么？
著名学者胡平一针见血指出：“反右运动的实质是有组织的国家犯罪，是利用国家权力对公民实施诬陷直至剥夺人身权利和拘禁”。（《1957•苦难的祭坛》）。
那么，谁在使用国家机器的公权来实施这种犯罪？
毛泽东以党主席的专制特权第一步首先违反《中国共产党党章》，剥夺了全体党员表达意志的权利。他当然知道“反右”不得人心，所以根本不敢事前征求党内意见，而是把已构成的“反右”态势强加于党，并且把不同意见的党员打成“右派”，使中共在世界面前显示的整体形象似乎是全党都赞成毛对人权的侵犯；由中共党组织中的“反右领导组”直接处理别的党派成员和无党派的任何无辜公民，开创了党组织完全被个人用以整人害人的历史恶例。
第二步，毛泽东践踏了国家《宪法》保障公民权利这个最基本的立宪原则和制宪目的，同时推翻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这个最高国家权力机构对一切重大国事的审议权和授权职能。“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八字方针就是毛的行动钢领。毛泽东踢开人大、行政、司法、检察、公安，不经任何控辩程序来残害公民，公民从而看不到国家的存在，更看不到宪法的存在。
第三步，毛以“一元化领导”模式由反右领导组直接动用专政机器完成对无辜公民的刑事拘禁，不要判决就可以把冤狱期延至20年以上。
第四步，毛直接掌控的官方媒体作为“反右”的精神施压工具和舆论宣传工具，对受害公民实施最大化的威压，制造了对家属子女亲朋好友的最大化株连迫害。1955年毛在制造胡风冤案时亲笔写下的“必须舆论一律”六个违宪作案的字眼封住全国人的嘴，从当时起就贯彻数十年而无改变，完成了对中国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彻底扼杀，其中“反右”那个阶段达到了有史以来扼杀言论自由的巅峰。
这四个步骤，作为“反右”的作案手段，构成有组织的国家犯罪的史实。在法理上，只能定性为反人性、反人权、反人类。这个定性的基准，是由整个文明人类共同承认的四大法律依据构成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33至第45条，其核心是第35、37、38条，这3条是明确保障公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人身自由，保障公民名言，人格尊严的。公民中的确实违法犯罪者，也须经检察院批准后，由公安机关执行逮捕，由法院判刑。
2、1948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这个宣言，当时的中共代表董必武曾参加过制定和签署；
3、联合国《公民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97年中国政府代表秦华孙签署；
4、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98年中国政府代表秦华孙签署。
据此，“反右”运动及其效果的反人性、反人权、反人类性质，是确定不移的法理认定。
第三，“反右”罪孽维护者的心态。
直到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尽管当年右派分子的99.98%已被宣布改正，“反右正确性“早已告吹，但“反右”罪孽仍有极少数人竭力维护和企图延伸。这批人找不到维护和拥护“反右”的事实和理由，他们也绝不是真的相信“反右正确”，但在政治特权、既得利益和封建专制观念的支配下，他们甘愿充当此种反人性、反人权、反人类的政治僵尸。正如这批既得利益者一方面自己早已采取比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更野蛮的敛财手段、早已提前纵情享受着资本主义的高消费，但仍然每天板着脸孔对全国人民特别是对弱势群体进行着专制社会主义的荒唐说教，用专制社会主义这个羊圈来继续圈住人民，要人民听任其榨取和宰割。
第四，正由于以上三点原因，决定了对“反右”受害者早就该有的彻底平反和依法赔偿拖延至今不理睬。1978年中央五部委联合发出的著名“五十五号文件”给右派改正复职，该文件确实起到了缓解巨大矛盾、缓冲社会危机的积极作用，但它存在着两个根本缺陷，一是故意用“改正”一词来代替本该明确的“平反”，用模糊概念偷换政治内容，继续贬损和压制“反右”受害者；才是以“工资不予补发”这句完全错误的话显示了对受害同胞缺乏同情之心，但说不出任何拒赔理由。这两大缺陷直接违反宪法、违反道义原则和社会常理。20多年整错了人而不平反，仅仅为了维持“反右”总指挥的形象和面子，进而保留和延伸其扼杀民主、镇压人民的专制特权；经济上拒赔则直接违反宪法第41条重要条文和人道原则。“反右”受害者是全国弱势群体中的特别弱势者，执政党和国家没有任何理由拒不赔偿非法克扣造成的经济损失和长期迫害导致的严重精神伤害。受害者和被株连家属子女在极度困难中熬过了20多年，数以百万计的受害公民以最深疾苦和最大牺牲至死秉持爱国之心和坚贞之念，为中华民族撑起了脊梁骨，与被毛泽东长期贬斥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五百多万知识界同仁一道，用心血和汗水为现代中国撑起了第一生产力。历史表明，如果不是“反右”运动的破坏和残害，我们祖国的元气不会大伤，后遗症不会入骨，社会公德不会如此沦丧，我国现代化水平会远比今天高得多，人民的幸福与和谐程度更不是今日的样子。
第五，结论：
1、在确认“反右”法理定性的基础上，给“反右”受害者彻底平反和依法补偿经济与精神损失，是执政党树立自信、敢于正视历史、坦白历史、汲取历史教训，明确告别“反右”罪孽，从道义上和法理上站起来的必经步骤，是执政党追求公平正义的最实际课题。呼吁中央政治局正面回应“反右”受害者及海内外同情者的正义呼声，排除阻力和干扰，尽早尽快彻底解决此一重大道义欠帐和历史欠帐。这比承办奥运会更重要和深刻。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应以正式文告明确宣布50年前的“反右”是完全错误而且违宪违法的，为“反右”受害者彻底平反，向全党全国正式道歉，向世界昭示这个党能够自己纠错。
2、各级党委、人大、政府，用积极态度和负责精神实施对“反右”受害者（包括“因右处理”而被戴各类帽子的受害者）的经济和精神赔偿。建议按受害年度计，每年经济赔偿壹万元，精神损害赔偿壹万元。出于克制并衡量国力，这点要求属于最低。对已亡故的受害者，不论是受害期间惨死，或是改正后亡故，应一视同仁给予赔偿，并抚恤其家属子女，抚慰其亲朋好友。此项赔偿经费，用全面冻结和没收中国贪官污吏逃至海外的赃款，加上尚未卷逃而已被国库收缴的赃款解决。不敷之数，则从每年七千亿元的官员公款吃喝、公车消耗、公费出国旅游的巨额经费中适当扣减，把中国从“政府办公成本长期高居世界第一”的金牌榜上降下来，使祖国的廉洁度稍微改善些。因为这些贪官污吏与当年操办“反右”的各级权贵和恶棍有着本质上的精神递延关系，甚至特权承续关系。用他们吸食的民脂民膏弥补受害者，是当代中国最重要最根本的公平正义。
3、明确开放“反右”和“文革”两个历史研究禁区，多层次多渠道鼓励学术性专题研究和纪实性著作出版，从精神领域弥补道德缺失，从思想文化领域复苏正气，促进全体公民树立诚实信义公平正义的核心价值观，把与人民为敌的“阴谋”、“引蛇出洞”等骗术和陷阱扫进垃圾堆，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匡扶社会公德，构建和谐。敢于正视历史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敢于坦白历史的党才是在道义上法理上站得起来的党。
历经20多年劫难和“改正”后的30年殷切期盼之后，全国右派约三分之一的人已经作古。他们临死前盼望冤案彻底平反的正当心愿并没有随之沉没，而是十倍地加重了幸存者和整个善良人类呼喊正义的历史责任。这封公开信仅仅是呼喊声中的一个分贝。此信执笔者李曰垓，16岁受害，是全国最小的右派，由于冤情之情和年龄之小而成为全国典型，是中央公安部直接受理的冤案，随后由赵苍壁部长派公安部政策研究室徐盛龙同志赴云南昭通考察后写成报告文学《石板下的一棵小草》，载入部编《春风化雨集》下册第二篇。这部书以百篇真人真事实录而成为全国冤假错案典型案例集，当时印发26万套，成为存世珍品，以见“反右”历史罪孽之一斑。此书出版于1981年，反映出胡耀邦总书记当时已有进一步彻底平反右派冤案之构想，仅仅由于总设计师的阻挠而中辍，使这笔道义欠帐继续拖累中共到如今。那么，是否还要继续拖下去？
附：《石板下的一棵小草》复印件（此文见公安部编写的《春风化雨》下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