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长明转自中文网
近日，农村学生在重点大学的比重下降问题再次引发媒体关注。随后的报刊评论中，迟雨将其归因于“社会流动性大大减弱的严峻图景”(见8月8日《南方都市报》)，李昌平则大发感慨：“教育未必能够改变人的命运！？”(见《东方早报》8月17日)。教育不公容易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可还是让我们忍住怒火，先看看背后的具体原因。无论你作何判断，事实很可能比你的想象更复杂。
北大清华等重点高校位于中国高校排行榜的最顶端，属于统计学意义上的“极值”。对其过分关注，可能会妨碍我们认识国内高等教育的整体趋势。九十年代末高教部门扩招之后，农村大学生的人数不仅大幅提升，在相对意义上也呈增长态势。据教育部学生司副处长苟人民提供的数据，农村新生在全国大学生中的比重持续上升，从1989年的四成多上升到2005年的五成。另外，上海学者胡瑞文的研究称：“扩招前的1998年，农村青年入大学人数为40万人，占当年招生总数的35%；而扩招后的2004年，农村青年入大学人数为230万人，占当年招生总数的51%。在短短的6年中，不但农村青年入学增加了4倍多，而且还第一次超过城市青年的入学人数。”
然而，就中国大学的类型和层次而论，城乡学生的分布似乎变得更加不平等。就笔者所见，媒体历年来仅就此作过零散的报道，但它们都指向同一趋势。湖北省高招办的统计，2002年到2007年，本科总录取考生中，农村生源保持在五成五左右，这一比例与湖北省2006年的农村人口份额几乎一致。可与此同时，提前批次录取考生和专科考生中的湖北农村生源所占比例也在持续上升，反映出他们在重点高校的比重下降。一项针对河北理工学院等三所唐山院校的调查也显示，扩招之后农村学生在应届生中的比例均有所上升。相比之下，某些重点大学的农村生比重持续下降。身为北大教授的郑也夫因而反问道：“北大现在生源的城乡比例是84：16，中国城乡居民的智力能有如此落差吗？”
重点大学的农村学生比例降低，部分可由城市化水平和城乡人口素质的变化解释。与美国的黑人问题不同，中国农民的身份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城市化进程会导致农村学生减少。《南方周末》引述刘云杉的研究，称1978至1998年间农村背景的北大学子约占三成；2000年至今，该校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与此同时，全国农村人口的比重也从1978年的82.1%下降到了2008年的54.3%。考虑到农村人口基数的下降，北大农村学生的缩减幅度并非那么急剧。何况，城市化很大程度上也是选择性的人口迁移过程。优秀人才由农村向城市转移，便会拉大两者的人口素质差距。大学毕业的农村学生大多留在城市工作，他们的孩子应较乡下同学的孩子更有可能进入大学。这些城里的“农二代”已经享受到父辈向上流动的好处，只是宏观统计数字反映不出来罢了。
依据全国城镇人口入户调查资料，北大教授丁小浩的研究指出，家庭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考生的入学机会，如单位领导或专业人员子女进入一线院校的几率数倍于工农子弟。清华大学刘精明教授利用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也发现中上阶层在大学本科教育方面的机会优势成倍扩大。基础教育的城乡差距也是导致高等教育不平等的重要成因。天津学者朱迎春和周志刚引述的资料表明，在师资、校舍、图书和实验仪器等方面，农村中小学均明显落后于城市地区的学校。增加农村教育投资，资助农村贫困学生，已是老生常谈，笔者不必再强调。2003年后，中央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旨在加强农村教育工作。这些措施对高等教育的政策效果，恐怕要十年后才会显现。
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有些评论家热衷于短期见效的政策措施，如专栏作家薛涌两年前就提议——— 应按人口比例录取农村考生，以保护他们的升学机会。假使重点大学按城乡人口比例招生，我们岂非明年就可以实现教育公平了？然而细作分析，此法殊不可取。农村学生在重点大学的比重较低，直接原因在于他们中的高分考生不多。因此薛涌鼓吹的“配额制”只有通过降低农村学生的分数线，才能保证按人口比例招生。这不仅制造了对城市考生的教育歧视，以一种不公代替另一种不公，也忽视了农村地区的发展差异。据2005年教育部某课题组的研究，山东省的人均教育投入自东向西呈逐渐递减，东部经济发达的E县高于西部A县3.7倍。如果我们不顾具体情况，在山东境内搞比例配额制，E县的农村考生就会大占便宜，而他们并非来自真正的贫困地区。
依笔者之见，提升农村考生在重点大学中的比重，关键在于中学教育。大学招生实际是两次选拔的结果：第一次从适龄人口中选拔应试考生；第二次则从应试考生中择优录取大学生，两者共同影响所谓的“毛入学率”。1989年以来，尽管城市地区的录取率一直高于农村，两者的差距在不断缩小，到2005年仅差5.5%(城市68.4%，农村62.9%)。由于农村录取率上升较快，城乡毛入学率的差异，主要是报考率造成的。就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的比率而言，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秘书长涂猛在2006年曾透露，据青基会调查，60%以上的农村学生在接受完义务教育后，不能接受高中和大学教育而回乡务农或外出打工。这大大地缩小了农村地区的优质生源推断，使很多优秀的农村学子在初中毕业后就与名校无缘。如何让他们回到课堂上，是中国教育学界亟待研究的课题。
中国高校扩招给大批农村孩子带来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流动。比起上什么样的大学，能否上大学意义更为重大。而大学体系内部的不平等，则是扩招后新出现的问题。国际经验表明，高等教育普及后，社会中上层更有可能利用新出现的教育机会。如上世纪六十年代后，西德推动了机会平等的教育体制改革，可农工子弟还是比受过良好教育的家庭更少获得教育机会。中国教育部应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一次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抽样调查，系统性地分析其多种成因，从而制订对症下药的改革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