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聪转自博讯网
依娃女士在她的采访中还了解到，有村政府为追上环数字政绩，村里年轻媳妇不够，有老太太被逼迫上了5次环，被称5环奥运会。
依娃女士最后表示， 在编书过程中，她一直在走访幸存者，记下他们的故事，不忘记他们。她说，对计划生育的牺牲者要有一份敬畏：“如果我们对生命，对女性没有敬畏，对人的基本权利没有敬畏的话，那么有一天，牺牲的就是我们了。”
目前旅居美国的中国人权律师滕彪，为依娃女士的新书写了序言。他说，依娃女士书中举的例子不胜枚举。他个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计划生育的受害者：“我在北京生了第二个孩子后就一直无法上户口，也无法办护照出国。最后我们交了26万元人民币，才把户口上上。我和陈光诚曾经调查过野蛮计划生育事件，写出山东临沂计划生育调查手记。”
滕彪律师还就中国大陆整体的人权状况进行了剖析：“有人说，你为什么光看中国的黑暗面？要说中国人权没有进步也不客观，比如废除了劳教。但这些进步都是迫于社会的要求和压力，有些进步是民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比如因为有孙志刚案，才有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在某种意义上，这些进步并非中共愿意看到的。”
在一党专制的制度里，人的基本权利无法得到保障，也就谈不上个人甚至某个群体的人权。滕彪律师说， 自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來，围绕着人的基本权利，中国大陆的人权律师与当局进行了殊死的抗争。
另外两名來自中国大陆的人权女律师黄溢智和陆妙卿，也在座谈会上阐述了当前中国妇女面对双重压迫的现实状况，她们谈到中国法律的残缺不全，政府公权力和传统夫权对女性的愈来愈严重的压迫，包括性別和工作歧视等。
纽约大学访问学者黄溢智律师在发言中说：“我从10年前开始作实习律师，最开始是代理乙肝携带者受歧视案件。从2012年开始，我开始参与招聘歧视女性案件，比如单位招聘仅限男性或男士优先。我们接了4起这样的案件，使法院第一次把就业性别歧视写进判决书。”
2012年，黄溢智律师开始关注强制引产事件，并意识到计划生育政策对女性的影响，她说，这是一个国家层次的暴力，但这个暴力是不成名地施加在女性身上。从此她也开始做帮助计划生育受害者的工作：“比如2013年，我曾经代理一个单亲妈妈，当时需要交33万的社会抚养费，不能给孩子上户口。我起诉了北京房山的公安局，要求他们给孩子上户口，因为无论是否违反计划生育法还是交没交罚款，与孩子上户口没关系，孩子有上户口和上学的权利。案子之后虽然败诉，但孩子后来还是拿到了户口，这也与当时大家对计划生育问题关注有关。”
之后她们还呼吁政府公开社会抚养费的用途，并向卫计委提建议，把计划生育与户籍松绑，分开。黄溢智律师说，她们的工作对松绑和放开二胎起到了作用。她表示，正如依娃女士所说，被强制引产的人可能会被慢慢遗忘。而且到2016年放开二胎之后，问题是不是就解决了？以往被强制堕胎引产的妇女的并发症，并因此而死亡的案例，责任由谁来负？特别当感觉可以生二胎是一个进步的时候，女性因为生二胎而遭受歧视的问题，也没有得到政府正面的回应。黄溢智律师说：“中国政府强制推行了近4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具有讽刺意义的是1958年时，国家需要人口去发展经济，还曾经禁止国有单位的妇女去堕胎或采用避孕措施。到1979年，又认为人口增长过快就开始控制妇女的子宫。”她说，妇女在其中完全是工具，而且计划生育又成了政府的政绩和经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