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燕儿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纽约人权组织《中国妇权》，9月23日在纽约举办庆祝成立十周年座谈会，藉此祭奠在中共专制和男权社会迫害下所有殒灭的生命，也对那些不畏强权身陷囹圄、坚持信念前赴后继的《中国妇权》义工们致以敬意。
《中国妇权》至今已经成立了10年。10年来，从帮助被拐儿童寻亲到童养媳找家；从寺院尼姑救助女孩到农村女婴保护，从太阳村的黑幕到血淋淋的计生案例，一幕幕真实画面展示在与会者面前，其中一些人物故事的悲惨情节，催人泪下。《中国妇权》已经连续三年,出版了与中国的暴力计划生育政策相关的写实故事书籍，目的就是为了记录中国政府实施的近40年強制性计划生育国策，给妇女和孩子及家庭帶來的广泛的人权灾难，记录下这场大屠杀，让后人永远记住这段空前绝后的，以国家的名义而进行的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杀人史实。
座谈会上，《中国妇权》发布了作家依娃编写的《计划生育牺牲者名单》新书，作家依娃就新书创作作了主题演讲。她说，这本书旨在以不能忘却的记忆来记录这段历史, 告诫后人不要忘记在过去三十多年里，因计生而失去生命的有名或无名的人们。她在发言中说：“今天听说有计生的受害者也来了，发生的事我们无法改变，但一定要记录下来。受害者不是个人的耻辱，因为这是一个国策。36年的国策导致那么多的中国妇女孩子受到这么大的伤害。”
这本书于今年三月由中国妇权出版，有人说计划生育已经是历史，不会有人感兴趣。但依娃女士觉得这36年的计划生育需要好好总结。她说，虽然现在一胎化结束了，但记录计划生育血泪史实的书在国内不可能出版，所以作为作家学者记者应当把它写下来。否则真的是很遗憾的事情。
依娃女士说， 她在编这本书时，收集了大量资料，多少家庭因为计划生育政策而妻离子散，自杀。她就把这些案例集中在一起。她说，她用牺牲者这个词汇，是想确切表现有多少人成为中国计生政策的牺牲品，就像用牛羊来作为祭品，举行仪式一样。计划生育政策也是一种统治方式，在其治下，多少老百姓无辜地牺牲了他们的生命。虽然他们不是烈士，但他们的死亡需要我们记录下来。
依娃女士举例说：“2013年，河北一位45岁的农民父亲喝农药自杀，他有4个女儿，一个儿子，面临6，7万元的巨额罚款。干部天天来逼债，孩子不敢上学。他死后，村干部上门送这送那，党的关怀总是出现在人死了之后。”
依娃女士说，类似案例很多，贵州一个父亲欠25000元的计划生育罚款，孩子读不了书，父亲在孩子开学第一天就割腕自杀。之后，村里修房子补助等等都来了。另外，四川一个今年已经17岁的女孩，在她妈妈当年怀她即将生产时，被拉去强迫打引产针而导致脑瘫，现在生活完全无法自理。
依娃女士在她的采访中还了解到，有村政府为追上环数字政绩，村里年轻媳妇不够，有老太太被逼迫上了5次环，被称5环奥运会。
依娃女士最后表示， 在编书过程中，她一直在走访幸存者，记下他们的故事，不忘记他们。她说，对计划生育的牺牲者要有一份敬畏：“如果我们对生命，对女性没有敬畏，对人的基本权利没有敬畏的话，那么有一天，牺牲的就是我们了。”
目前旅居美国的中国人权律师滕彪，为依娃女士的新书写了序言。他说，依娃女士书中举的例子不胜枚举。他个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计划生育的受害者：“我在北京生了第二个孩子后就一直无法上户口，也无法办护照出国。最后我们交了26万元人民币，才把户口上上。我和陈光诚曾经调查过野蛮计划生育事件，写出山东临沂计划生育调查手记。”
滕彪律师还就中国大陆整体的人权状况进行了剖析：“有人说，你为什么光看中国的黑暗面？要说中国人权没有进步也不客观，比如废除了劳教。但这些进步都是迫于社会的要求和压力，有些进步是民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比如因为有孙志刚案，才有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在某种意义上，这些进步并非中共愿意看到的。”
在一党专制的制度里，人的基本权利无法得到保障，也就谈不上个人甚至某个群体的人权。滕彪律师说， 自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來，围绕着人的基本权利，中国大陆的人权律师与当局进行了殊死的抗争。
另外两名來自中国大陆的人权女律师黄溢智和陆妙卿，也在座谈会上阐述了当前中国妇女面对双重压迫的现实状况，她们谈到中国法律的残缺不全，政府公权力和传统夫权对女性的愈来愈严重的压迫，包括性別和工作歧视等。
纽约大学访问学者黄溢智律师在发言中说：“我从10年前开始作实习律师，最开始是代理乙肝携带者受歧视案件。从2012年开始，我开始参与招聘歧视女性案件，比如单位招聘仅限男性或男士优先。我们接了4起这样的案件，使法院第一次把就业性别歧视写进判决书。”
2012年，黄溢智律师开始关注强制引产事件，并意识到计划生育政策对女性的影响，她说，这是一个国家层次的暴力，但这个暴力是不成名地施加在女性身上。从此她也开始做帮助计划生育受害者的工作：“比如2013年，我曾经代理一个单亲妈妈，当时需要交33万的社会抚养费，不能给孩子上户口。我起诉了北京房山的公安局，要求他们给孩子上户口，因为无论是否违反计划生育法还是交没交罚款，与孩子上户口没关系，孩子有上户口和上学的权利。案子之后虽然败诉，但孩子后来还是拿到了户口，这也与当时大家对计划生育问题关注有关。”
之后她们还呼吁政府公开社会抚养费的用途，并向卫计委提建议，把计划生育与户籍松绑，分开。黄溢智律师说，她们的工作对松绑和放开二胎起到了作用。她表示，正如依娃女士所说，被强制引产的人可能会被慢慢遗忘。而且到2016年放开二胎之后，问题是不是就解决了？以往被强制堕胎引产的妇女的并发症，并因此而死亡的案例，责任由谁来负？特别当感觉可以生二胎是一个进步的时候，女性因为生二胎而遭受歧视的问题，也没有得到政府正面的回应。黄溢智律师说：“中国政府强制推行了近4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具有讽刺意义的是1958年时，国家需要人口去发展经济，还曾经禁止国有单位的妇女去堕胎或采用避孕措施。到1979年，又认为人口增长过快就开始控制妇女的子宫。”她说，妇女在其中完全是工具，而且计划生育又成了政府的政绩和经济来源。
在民主国家，计划生育是个正面词汇，但与中国的计划生育就很不一样。黄溢智律师说，在民主国家，计划生育是妇女的权利，关系到妇女性别的平等，有避孕措施和健康服务，女性自己可以选择，不可强制。但中国不是这样，妇女没有自主权和自由选择权，而且由此产生针对妇女的暴力。
黄溢智律师以准生证为例，就是限制妇女的生育自主权。她说：“近年来针对妇女生育的暴力在减少，但仍然间接存在，比如以你家人的福利和孩子的受教育权作为要挟，让你做所谓的检查和服务。他们没有把女性作为主体，只是当成一个要完成的任务，因此政府在这方面的职责需要监督。”
此外，黄溢智律师说，二胎政策与女性就业歧视很有关系，现在二胎放开后，很多女性去找工作，用人单位会担心你会否生二胎，就是女性会因为生二胎而遭受第二次歧视。她接着说：“延长产假也许会固化母亲的角色，对女性不利。有没有把妇女作为主体，考虑妇女的需求？而不是把女性当作弱者来保护。生育不仅是母亲的职责，而且是社会应当共同来承担的一个责任。”
耶鲁大学访问学者陆妙卿律师，曾经是一位商业律师，但从2012年后，她开始关注计划生育这个领域。她说：“有一次，有人打电话向我求助，说他女朋友怀孕了，计生干部要拉她去堕胎。我当时觉得做不了，自己觉得很无助。之后我就开始关注计划生育方面的法律法规。到2013年，我就连续做了几个关于计划生育的案子，都是当时国内第一案。第一个案子是江西的一个农户，被强制结扎，我们提起全国强制结扎行政诉讼第一案。”
陆妙卿律师最后谈到最近刚发生的一个事件，关系到女性有没有对自己身体的自主权。今年8月31日，陕西榆林一位27岁的产妇跳楼身亡，原因是疼痛难忍，要求剖腹产被拒绝。之后家属医院各执一词，相互指责。陆妙卿律师说：“医院说家属不同意剖腹产，不签字；家属说是医院不同意。无论如何，我们看到产妇本人的意愿在这里是不被尊重的。后来医院与家属达到和解。但这种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但应当怎么做，让以后这样的事情少发生？作为妇女，我们怎样争取到对自己身体和生育的控制权？二胎放开后，有许多朋友和我说，以前一胎政策时想生政府不让生，现在二胎放开，老了不想生了，公婆又逼着生。所以不管生还是不生，好像都不是由女性自己说了算的。”
《中国妇权》项目策划负责人陈立群女士也在会上发言，她以俄罗斯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來比喻709律师的妻子们，她们在把爱情献给自己丈夫的同时，又把青春无怨无悔地献给了丈夫的苦难事业。她说，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妇女们加入了维权、民主转型的行列里，不屈不挠，可歌可泣。
《中国妇权》大陆项目负责人姚诚先生也在会上发言，他主要讲了以下三点：“第一点，《中国妇权》在中国妇女和儿童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成立，非常及时。第二点，通过我们在大陆的义工，《中国妇权》给了中国妇女和儿童莫大的希望，比如解救童养媳，帮助失联女孩。我们《中国妇权》在中国大陆最多达到有4000多个志愿者，得到全国十几个省寻子联盟的支持。央视曾经多次报道我们，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背后是《中国妇权》。后来知道了，习近平上台后把《中国妇权》定为境外敌对势力，我们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我们有7个人被捕入狱，目前在监狱中的还有苏昌兰，刘飞跃等人。”
姚诚先生说，他本人作为《中国妇权》的义工，也是从大陆逃出来的。他曾经作过两次牢，经常被抓入看守所派出所。所以大陆义工很坚强。
第三点，是目前中国妇权向何处去？姚诚先生说，未來的十年应将维权救助转移到女权运动上来。他说，许多中国妇女冲在维权前线，中国的民主，包括维权，女性的力量不容忽视。
美国国际广播协会（CUSIB）共同主席安-努南女士在发言中回顾说，1995年，她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峰会，并探访了一个地下天主教會，一位修女的哭诉，使她无法转身而忘却，从此她开始关注中国人权问题。她说，第一次认识張菁女士，是2009年在中国驻纽约领事馆前抗议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被监禁。随着彼此友谊的发展，安-努南女士越來越多地了解到《中国妇权》这10年来做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艰苦工作。
最后，我们以《中国妇权》创建人张菁女士在座谈会上的一段发言，作为我们这次节目的结束语：
“艰苦维权，十年不辍，多少激情感动，成败得失；我们哭过笑过努力过，理想中的公益社会共同追求过；一路走来，荆棘丛生，回顾十年，无怨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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