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星转自现实中国
薛荫娴是前中国国家队队医，以揭露中国体坛兴奋剂丑闻出名，也因此全家长年受到打压。在近80岁的高龄，她和儿子、儿媳逃离祖国，到德国申请政治庇护。
“在中国没法生存，没法活了，逼得我和家人都没出路了，”几天前，她在海德堡难民营一间只有12平米的住所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说。
去年5月，身患重病的薛荫娴到医院就诊，“北京的三家医院都说没得治了，不给诊断，不开药，说你就等着吧。”
身为医生的薛荫娴知道，这样等下去的结果只有一个，“我就等死了。我感觉这种政治暴力又到了医院。”
过去几十年中，薛荫娴不断地体会着这种政治暴力，直到用她自己话说，“家破人亡”。
从根正苗红到揭秘者
1938年，薛荫娴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在延安的中共干部子弟学校念书， 是共产党培育起来的根正苗红的“红二代”。
1956年，在全国第一届少儿运动会上，16岁的薛荫娴代表山东队参加了推铅球项目的比赛，一举打破当时的青少年全国纪录。
1956年，薛荫娴在第一届全国少儿运动会上打破推铅球项目的青少年纪录。（受访者提供）
1956年，薛荫娴在第一届全国少儿运动会上打破推铅球项目的青少年纪录。（受访者提供）
1963年，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运动医学专家，从北京体育大学毕业的薛荫娴进入中国国家体育委员会（现国家体育总局）工作，先后效力于国家田径队、男女篮球队、女子排球队、国家体操队，并一度担任国家队11个队的医务监督大组长。
然而，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掀起的那场国家倡导的兴奋剂热潮打破了她一帆风顺的人生。
根据薛荫娴的回忆，1978年国家体委在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了兴奋剂的问题。
“78年10月11日在大会上讲的，说兴奋剂是给病人用的，但国外兴奋剂用在运动员身上了。我们国家运动员为什么不能用？你们也应该用。”
即便是几十年前的往事，薛荫娴也能随口说出发生在何年何月，这得益于她从医以来便开始记录的工作日记，一共记了68本。
从80年代初开始，兴奋剂便不时出现在她的日记中。薛荫娴说，国家体委派医务处一位叫陈章豪的医生去法国学习如何在运动员身上使用兴奋剂。 留学归来后，他便大肆鼓吹兴奋剂的好处。
“他大会小会说。国家队的问题就是消除疲劳的事。消除疲劳就得吃兴奋剂。我心想，这就是邪门歪道啊。这样大家就不用训练了，就靠吃兴奋剂来出成绩。这是违背奥运会精神的。”
薛荫娴说，当时国家体委训练局的一把手李富荣也支持使用兴奋剂，“他这个独裁专政啊，比有些国家领导人还厉害。反对他就是反对政府，反对他就是反对党。他自己私下成立兴奋剂小组，组长就是去法国学习回来的陈章豪。”
薛荫娴告诉美国之音，过度服用或注射兴奋剂会严重损害人体的肝、脑、心脏功能，女性可能变性， 不再生育，男性也会出现性功能萎缩。可是陈章豪和李富荣不以为意，用“特殊营养药”、“大力补”这样名号将兴奋剂在全国各地四处推广，连少年体校也没能幸免。
“少年体校的小孩一听说营养药来都伸出手去要。吃头几次感到好，出成绩了，进了专业队，慢慢症状都出现了，都是陈章豪、李富荣这伙人的兴奋剂害的。”
“李富荣是兴奋剂利益集团头头”
李富荣后来加官进爵，不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还升任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
2005年，他对中国《新民晚报》说：“作为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我工作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就是反兴奋剂。”
这篇报道还写道，“对李富荣来说，‘反兴奋剂’他几乎天天讲。中国乒乓球队的运动员被告知：‘千万不要吃错东西。’中国游泳队和田径队的队员常听到他说：‘饮食要注意，成绩提高要靠训练。’”
“贼喊捉贼”，薛荫娴说，“吃兴奋剂的头头就是李富荣。他既是训练局国家队的头头，掌握着党政大权，又是吃兴奋剂利益集团的老板。 到底是大老板，中老板，上头还有没有老板（就不知道了）。”
前中国体育总局局长伍绍祖后来在回忆录中侧面证实了薛荫娴的说法。他说，当时体育界有个共识，成绩不行就得服兴奋剂。服用兴奋剂秉持三个原则：有用、无害、查不出来。
世界游泳教练员协会主席约翰·伦纳德曾指责说：“没错，全世界都有运动员吃兴奋剂，但只有中国选手是有组织的吃，拿纳税人的钱吃。”
在全国上下沉迷于“大力补”的神奇功效，和金牌带来的荣光、利益时，薛荫娴成了体制内罕见的公开反对者。
“本来有些大夫队给运动员吃这个有意见的，但是都不敢说话，” 薛荫娴说。
当时只有前国家体操队教练宋子玉敢站出来支持她，“他说，你咬住牙，谁让你给运动员吃兴奋剂你也不能给他们吃。他是反兴奋剂的队长。”
正是因为反兴奋剂，宋子玉被调离了体操队，不断挨整，最后得了肝癌，抑郁而终，只活了63岁。
“他死了我的心都凉了，他是我的偶像。 我心想，我将来可能也得走这条路，” 薛荫娴说。
拒绝给“体操王子”李宁打针
薛荫娴清楚地记得，1988年7月13日，李富荣召集国家队11个队的总教练、班主任开大会，提出要给“体操王子”李宁打兴奋剂。 那天，他们特意避开薛荫娴，改让医务组的另一名医生参加会议，因为按照李富荣的说法，自从薛荫娴去了体操队，那里就“针扎不进，水泼不进”。
薛荫娴对美国之音说，李宁曾亲口告诉她，当年2月陈章豪偷偷给他打了四针兴奋剂，开始时他觉得身上有力气，后来就不行了。
回忆当年拒绝给李宁打针的原因，她说：“因为我是反对兴奋剂的，我不会给他打针。另外，李宁是有名的运动员，假如用了兴奋剂查出来，我们的人格都没了，国家的国格也没了。”
薛荫娴说，从1980年开始，国家队用兴奋剂都用遍了，她原想守住体操队这块净土，但这样的想法实在太天真了。她说，唯一让她欣慰的是，在她的职业生涯中，她从来没给任何一名运动员用过兴奋剂。做这一切时，她没有考虑过后果，但最终她被调离体操队，成了一名边缘人。
薛荫娴曾经想守住国家体操队不受兴奋剂毒害，最终也没能守住。（受访者提供）
薛荫娴曾经想守住国家体操队不受兴奋剂毒害，最终也没能守住。（受访者提供）
出走的异见者
薛荫娴描述说，往后的几十年中，她经历着中国最高级别的异见者的待遇：在北京，警车就停在她家门口，每天24小时被监控；电子信箱、手机都被监视、窃听； 她被限制出境，理由是“可能危害国家安全”；中国警察一直想知道她那68本日记到底藏在哪里。
她的家人也被卷入。
“我拒绝给李宁打兴奋剂，这笔账就算到我全家头上了。两个儿子都叫弄他们失业了；大儿子还为这事做了牢；我丈夫被打致死，” 薛荫娴说。
薛荫娴的长子杨伟东是一名独立艺术家，原本在体制内游刃有余，生活宽裕。家庭的变故让他想要弄清中国这个社会究竟怎么了，为什么敢于说实话的人似乎总会招致不幸。他拿起摄像机，计划拍摄500个中国人的访谈，记录他们的心灵。这些访谈被整理成文字版，在香港分几卷出版。这套名为《立此存照》的访谈录因为涉及不少当局眼中的政治敏感人物，在中国大陆成为禁书。
杨伟东对美国之音说，从2012年以来，他们已经三次被限制出境。这次一家能出来，自己也感到意外。就连平常和他们常打交道的国保也不确定他们能否成行。“护送”一家人到机场后，这名国保对杨伟东说，要是出了关，通知我一声。
杨伟东说，或许给母亲治病这样的理由当局实在也很难拒绝吧。
离开中国前，一家人就做好了申请庇护的准备，这意味着他们到德国后，必须交出护照，住进难民营，等待移民听证。
2017年8月，薛荫娴在德国海德堡难民营。 （受访者提供）
2017年8月，薛荫娴在德国海德堡难民营。 （受访者提供）
每天，杨伟东在微信朋友圈中发布难民营的一日三餐。他说，想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告诉中国人，“吃只是人的最基本需求，就像人同样需要空气和水。自由、民主才是我们中国人的理想。”
薛荫娴相信，中国现在仍然在使用兴奋剂。不久前，中国退役跨栏奥运冠军刘翔在《鲁豫有约》节目中说的一句话触动了她作为医生的神经：一个时代能够刮一阵风，我觉得我就足够了。
“一个运动员吃了一次兴奋剂出了一次成绩。这个风的动力在哪？就是吃兴奋剂吃的，邪风刮出来的，” 薛荫娴说，正是因为兴奋剂，中国才有太多昙花一现的运动员。
星期一（8月28日），总部设在瑞士国际体育仲裁法庭驳回了两名中国女子举重运动员的上诉，判定她们在比赛中使用兴奋剂，收回二人在08年北京奥运会上获得的金牌。
薛荫娴说，她相信总有一天，这些真相会全部暴露在阳光下。到那一天，她的所有坚持，历经的所有磨难都会得到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