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长明转自中文网本文回顾了有关歧视的相关文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1）歧视的定义；（2）歧视的测量；（3）就业、住房、信贷和消费市场中存在的种族歧视问题；（4）构成当代歧视的个人、组织和结构机制。
种族歧视指的是在种族或民族基础上对个人或群体的不平等对待。在定义种族歧视时，许多学者和法律倡导者区分了差别对待和差别性影响，形成了一个两部分的定义：当个体因种族而受到不平等对待时，就会产生差别对待；当按照规则和程序平等对待个体或偏袒某一方时，将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影响。这一定义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扩大了其范围，包括了不具有明确种族内容的决策和过程，但这些会有产生或加强种族劣势的后果。
一个多世纪以来，社会科学运用许多方法来隔离和识别歧视的存在并记录它的影响。尽管这些方法都存在一些局限，但这些方法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美国少数族裔生活中所受的歧视。
1，对歧视的看法
许多调查询问了非裔美国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在工作、寻找住房和其他日常社会环境中的歧视经历。从这些研究中得出的令人吃惊的结论是他们受到歧视的频率。例如，2001年的一项调查发现，超过三分之一的黑人和近20%的西班牙裔和亚裔美国人表示因种族原因而在工作或升职过程中丧失机会。此外，遭受歧视的频率不会在社会等级较高的人群中下降。事实上，中产阶级的黑人和工人阶级的黑人一样，他们也同样会受到歧视。研究表明，那些自认为受到高强度歧视的人更有可能经历抑郁和焦虑。此外，感知到的歧视可能会降低其在教育或劳动力市场的努力和表现。然而，这方面研究的不足是，感知到的歧视和现实多大程度上相对应。
2，隐含态度
为了了解种族因素何时以及如何发挥作用，另一种社会科学研究关注主流群体的态度和行为。Harry Holzer调查了很多雇主关于近期员工的问题，这时种族被问到只是一个偶然，从而减少了种族问题被突出强调时引发的偏见。同样地，通过专注于已完成的招聘行为，研究人员能够记录雇主的真实偏好以及工作和劳动力市场的特征。调查就业种族歧视问题的另一种重要方法是深入的面对面访谈，这可以有效地激发敏感招聘问题的讨论。例如，Kirschenman和Neckerman描述了雇主们公然承认他们在招聘工人时会避免市中心的黑人男性；他们坦率地表达了对低薪工人的强烈种族偏好。
这些研究提供了雇主的看法，但是我们必须记住，种族主义的态度并不总是能预测到相应的行为。雇佣决定会受到一系列复杂因素的影响，种族态度只是其中之一。
3，统计分析
也许研究歧视最普遍的方法是调查不同群体之间的不平等。这种方法着眼于就业、住房或其他社会和经济资源不平等分配中可能产生的歧视后果。利用大规模的数据，研究人员可以识别出群体之间的差异。差异可以通过种族的主要影响得以确定，这暗示了种族对利益结果的直接影响；或者通过种族和一个或更多的人力资本特征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表明在种族基础上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是不同的。但这种方法很难有效地解释与不平等结果相关的众多因素，从而使我们认为歧视的差异实际上可能是由其他未测量的原因来解释的。更复杂的是，一些潜在的控制变量本身可能是正在研究的内因。
4，实验法
实验使研究人员能够更直接地通过精心设置和控制比较来测量因果效应。在Dovidio和Gaertner的实验中，被试（心理学本科生）参加了一个模拟的招聘实验，要求他们对不同资历的黑人和白人求职者的申请材料进行评估。实验结果表明，同等条件下被试推荐白人应聘者的可能性比黑人要高出近70%。除此之外，现场实验也提供了一种直接测量现实世界中歧视的方法。在实验中，研究人员仔细地选择、匹配和培训被试来扮演一个工作/公寓寻求者或消费者的角色。研究人员通过介绍同等资历但不同种族的人，可以评估种族因素对获得机会的影响程度。已有研究证明了在就业、住房搜索、汽车销售、保险申请、住房抵押贷款、医疗保险甚至是打车服务方面存在歧视。但是实验方法仍然受到一些限制。
5，法律和法律记录的研究
Roscigno分析了向俄亥俄州民权委员会提交的有关就业和住房歧视的数千份“严重索赔”案例。这些案例记录了一系列的歧视行为，从骚扰、排斥到种族偏见。也有研究调查反歧视法的应用趋势。Donohue和Siegelman分析了1970-1997年的歧视索赔案例，在此期间歧视投诉的总体数量大幅增加，投诉从强调种族歧视转向强调性别歧视和残疾歧视，集体诉讼已经变得越来越少见。最后，一些研究人员把公民权利和反歧视法的变化作为外生差异的来源，以此来衡量歧视的变化。例如，Freeman通过比较1964年《民权法案》颁布前后黑人收入差距，研究联邦《均等就业机会法》的有效性。虽然任何研究方法都存在一定缺陷，但仔细考虑方法的应用范围，有助于将研究问题与经验策略匹配起来。
50年前的歧视行为是公开和广泛的，但是现在很难评估每天的经历和机会是如何被持续的歧视所塑造的。随着技能的重要性、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其他非种族因素导致个体的差异越来越大，学术文献同样质疑了歧视和现代结果的相关性。事实上，歧视并不是影响当代机会的唯一因素。但理解歧视在资源和机会分配中所起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将分析就业、住房、信贷市场和消费市场领域中有关歧视的文献。
1，就业
尽管少数族裔的劳动力地位得到显著改善，但差距依然存在。非裔美国人失业的可能性是白人的两倍，黑人和西班牙裔的工资仍然远远落后于白人。大量研究调查了歧视在塑造当代劳动力市场差异中所起的作用。在Bertrand和Mullainathan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将内容相同的简历寄给了波士顿和芝加哥的雇主，他们使用带有种族身份的名字。研究发现，与同样资历的黑人相比，白人名字引发的回应率要高出50%。此外，提高申请者的资历使白人申请者受益。对就业结果的统计研究同样显示，在可观察到的人力资本特征方面，存在着巨大的种族差异。Tomaskovic-Devey等人发现，与白人相比，黑人男性在找工作上花的时间更多、获得的工作经验更少、工作更不稳定。
与雇佣和就业的案例不同，关于工资差距的研究得出了更复杂的结论。Cancio等人发现，在控制了家庭背景、教育、工作经验、任期和培训等变量后，白人男性的收入比可比黑人高15%（白人女性比黑人女性多出6%）。然而，Farkas和Vicknair发现，增加对认知能力的控制消除了年轻黑人和白人全职工人的种族工资差距。根据作者的观点，这些发现表明，劳动力市场结果的种族差异更多的是由于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的因素（如技能的习得）。
总的来说，文献指出了在就业中存在的歧视，但对工资中存在的歧视没达到一致的看法。此外，就业和工资的调查结果可能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2，住房
居住隔离仍然是当代美国城市的一个显著特征，隔离的程度似乎没有受到社会经济地位上升的影响。尽管在1980-2000年之间，种族隔离似乎略有下降，黑人（以及其他少数族裔群体）继续生活在与白人明显不同的居住场所。在住房歧视方面，绝大多数工作都利用了实验性的审计数据。例如，2000-2002年间，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对黑人、拉丁美洲人、亚洲人和美洲原住民进行了一系列广泛的调查，研究发现少数族裔在寻找住房时受到不良待遇。其他研究进一步指出了性别和阶级维度的种族歧视。研究结果显示：与黑人男性或展现出中产阶级教养的黑人男性相比，黑人女性或下层阶级教养的黑人女性所遭受得歧视更多。另外环境对歧视事件分布也有影响。Turner和Ross研究发现，当房地产经纪人的住房或办公室都在一个以白人为主的社区时，黑人的种族隔离则常常发生。也有研究指出在整个都市环境中，歧视的发生率存在很大的差异。
总的来说，现有的证据表明，租房和住房市场的歧视仍然普遍存在。尽管有一些可喜的变化迹象，但在寻找住房过程中，少数族裔经历差别待遇的频率表明，歧视仍然是居住机会的一个重要障碍。
3，信贷市场
白人的财富大约是非裔美国人的12倍。事实上，接近收入分配底端的白人比在收入分配顶端的黑人拥有更多的财富。房屋所有权是财富积累最重要的来源之一，它将对贫富差距有一定影响。因此，在信贷市场上，大多数关于歧视的工作都集中在抵押贷款的案例上。有研究表明，与具有同样信用特征的白人相比，黑人和西班牙裔人在获得抵押贷款时面临的拒绝率更高，并且优惠条件也较低。Munnell等人发现，与白人相比，黑人和西班牙裔申请者被拒绝的可能性高出82%。也有实验研究发现，黑人比白人更不可能获得贷款报价，他们得到的指导和信息也比白人少。除了调查申请人的种族，研究人员还调查了社区种族对贷款决定的影响程度，也就是所谓的“划红线注销”（将某些顾客划出贷款范围）。自1974年《平等信用机会法》禁止“划红线注销”和1977年《社区再投资法案》颁布后，与白人社区相比，少数种族社区仍然拥有较少的抵押贷款资金，几乎没有证据表明法案的持久性。有几项研究表明，穷人或少数种族裔社区已经减少了抵押贷款融资的渠道，尤其是来自主流银行的贷款。
最后一个问题是，银行业的竞争和解除管制带来了贷款条件的变化，导致贷款又有“新的不平等”标签。这些研究人员并没有把重点放在拒绝贷款率上，而是关注贷款的条款和条件，特别是贷款是优惠还是次级贷款。优惠贷款给高收入和白人社区，而次级贷款和掠夺性贷款集中在低收入和少数族裔群体。
并非所有与信贷市场歧视有关的证据都是坏消息。事实上，1989-2000年，全国范围内的黑人和西班牙裔的抵押贷款增加了60%，而白人则为16%，这表明一些融合正在发生。尽管如此，有证据表明，黑人和西班牙裔美国人仍然面临着较高的拒绝率，而且比白人获得的优惠条件要少。
4，消费市场
新泽西公民行动（New Jersey Citizen Action）2005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1993-2000年间，黑人和西班牙裔人在汽车经销商处获得了更高的融资成本，比拥有类似信用记录的白人高出339美元。Feagin和Sikes记录了中产阶级非裔美国人歧视经历的无数情况，从餐馆的低劣服务到在百货商店加强监视以及公开骚扰。总的来说，这些研究表明，消费者市场的歧视继续给少数族裔消费者带来精神和经济上的损失。消费者市场歧视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购买汽车的案例上。Ayres和Siegelman在芝加哥进行了一项实验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在与黑人的谈判中，经销商的灵活性较差，导致了价格最终分配上的差异（相对于白人男性，黑人男性和黑人女性的平均支出分别为1132美元和446美元）。
虽然很多关于消费者歧视的文献都集中在个体消费者的种族上，但一些研究也分析了社区特征对商品和服务定价的影响。例如，Graddy根据当地的种族和收入特征，调查了快餐连锁店在价格定位上的歧视。这项研究表明，在消费市场，歧视可能会被视为具有种族居住隔离的功能。
学者们描述了过去50年种族偏见性质的变化特征，有人质疑这些明显的变化反映了美国白人真正的潜在情感或者是对种族平等的更肤浅的承诺。例如，“象征性的种族主义”、“现代的种族主义”和“自由放任的种族主义”理论，都指向了原则态度（种族平等是一种理想）和政策态度（如：政府采取行动来实现这些理想）之间的脱节。
社会学研究偏见主要是基于通过大规模调查来测量外显态度，而心理学家越来越多地转向了偏见的内隐测量。与种族偏见研究类似的是种族刻板印象的研究。美国白人将非裔美国人与诸如懒惰、暴力、依靠福利等特征联系在一起，这些人的特点是贫穷、不聪明、不爱国。关于种族差异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有意和无意识的反映在评价中，并可能为各种形式的歧视待遇奠定了基础。研究人员对刻板印象的认知效用和准确性有不同的看法。许多社会心理学家认为刻板印象是“错误的或僵化的概括”，而统计歧视的经济理论则强调群体估计的认知效用。
综上，这里讨论的各种因素包括偏见、群体竞争、现代种族主义、刻板印象等只代表了可能影响歧视的各种内在因素。然而，歧视的行为表现不允许人们轻易地假定任何特定的内在动机，就像缺乏歧视并不能假定没有偏见。
个体行为者所处的组织环境也会对歧视产生影响。接下来我们简要讨论一些与歧视的组织机制有关的重要内容，特别是组织结构和实践如何影响决策者的认知和社会心理过程、组织实践如何产生不同的结果以及组织如何应对它们的更广阔的环境。
1，正式化的作用
在军队和公共部门中，雇佣、晋升和薪酬的高度合理化制度与少数族裔的代表人数的增加、权力职位的种族多样性以及种族工资差距的缩小有关。同样，在私营部门，人事管理决策系统的正式和系统化协议与少数族裔代表的增加有关，具体绩效指标和正式化评估系统的使用与减少种族偏见有关。另外，Squire发现，在政策申请中，白人申请者的信贷违规记录往往被选择性地忽视。与之相反，Gates等人报告说，自动承保系统的运用使少数族裔和低收入客户的批准率有近30%的增长，同时也比传统方法更准确地预测了违约。与此同时，官僚主义的增加并不一定能减轻歧视的影响。根据Bielby的观点，规则和程序本身就受到了组织内外部的影响，这些组织以一种促进他们利益的方式动员资源，组织之间的竞争可能会破坏官僚程序的中立。此外，有证据表明，正式的标准往往有选择性地执行。同样地，绩效评估中存在的种族偏见迹象让人怀疑正式的工作质量评估能逃脱种族影响的程度。因此，规范化可以减少或消除歧视的程度仍然有待讨论，其影响取决于具体的实施环境。
2，多样化的措施
自1964年民权法案第七章通过以来，大多数大型组织都采取了积极的措施来表明遵守反歧视法。Kalev等人特别关注三种最常见的组织实践：通过创建新的职位或特别小组来实现组织问责制、偏见管理培训以及指导和网络实践。他们发现，旨在提高组织权威和问责制的实践在增加管理职位的女性和少数族裔的数量上是最有效的，网络和辅导计划似乎有些用，而侧重于减少偏见的项目（如多样性培训）几乎没有效果。Holzer和Neumark调查了反歧视政策对少数族裔和女性聘用和就业的影响。他们发现，反歧视政策与聘用人数的增加、雇主使用的筛选方式、少数族裔求职者和雇员人数的增加以及雇主提供培训和对员工进行正式评估的倾向有关。尽管在招聘中使用反歧视政策与少数族裔雇员的资历较弱有关，但实际的工作表现似乎不受影响。
3，社会网络的作用
社会网络在招聘实践中所扮演的角色充分证明，它可以将员工与雇主相匹配，并为求职者和雇主提供有利条件。Mouw发现，在白人居多的企业中，通过员工引荐减少了近75%的黑人雇佣率。Petersen等人研究发现，引荐方法有利于消除招聘中的种族差异，这表明社会网络对招聘结果的影响很大，可能比组织成员采取的任何直接行动更重要。不管雇主的个人种族态度如何，员工引荐很可能会再现一个组织的现有种族构成。社会网络之所以重要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和找工作，还包括为工作提供的非正式指导、合同和晋升的重要信息。而且对自己群体成员的偏好可以带来非正式指导和赞助，进而有助于维持现有的地位等级制度。但是根据Loury的说法，早期的歧视主要反映了种族群体的明显差异，但当代的歧视更可能通过非正式的机会网络来延续。
4，组织中的环境
组织处于一个更大的经济、法律和社会环境中，当劳动力市场扩张或收缩时，组织会改变、终止或保留它们的招聘策略以适应这些更强大的力量。与此同时，组织不仅仅是更大的经济和法律环境的被动接受者。例如，在法律环境中，组织在诠释和塑造法律付诸实践的方式上扮演着积极的角色。根据Edelman的观点，组织并不是简单地忽视或规避法律，而是以某种方式或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他们的利益。然后，组织行动者可以扮演双重角色：定义和遵从法律，这对反歧视法的性质、力量和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组织在塑造歧视方面占据着独特的地位。它们不仅调解了组织内参与者的认知和态度偏差，而且还影响了经济和法律压力所施加的影响。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的组织研究都集中在劳动力市场的背景上；对其他领域组织功能的研究（例如：房地产，零售销售，贷款机构）将会进一步加深我们对集体政策和实践如何影响歧视的理解。
1，历史遗留的歧视
当代种族贫富差距的起源与历史上的红线、住房契约、种族歧视特征的联邦住房政策以及住房和贷款市场上的歧视有着密切联系。这些历史实践本身通过代际间的优势转变（投资于好社区、好学校、大学、为成年子女提供住房援助等）就足以维持高水平的种族贫富差距。根据Conley的说法，即使我们消除了当代各种各样的歧视，巨大的种族贫富差距仍然会持续，这反过来会在教育、就业和其他社会领域造成种族不平等。这些历史根源的歧视延续当今的不平等，而且还通过它们加强当代形式的刻板印象和歧视。正如Myrdal的“累积原则”，结构上的弊端是持续存在的种族不平等的原因而不是结果。因此，通过结构性和制度性渠道延续种族不平等，可能有助于加强消极的种族刻板印象，并将责任转嫁给少数族裔以使他们处于不利地位。
2，现代国家的政策和实践
结构性歧视的典型案例包括印度的种姓制度、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南非以及吉姆·克劳法的美国。虽然吉姆·克劳的遗迹早已消失在当代美国，但仍有一些美国社会的特征可能导致结构性歧视。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在美国提供的公共教育。根据Orfield和Lee的观点，超过60%的黑人和拉丁裔学生就读于高贫困率学校，而亚裔和白人学生的比例分别为30%和18%。除了这些学校资助的差异，由于地方财产税，贫困社区学校的资源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穷人和少数族裔学校的教师可能缺乏经验，任期更短、没有官方的教学资格证书。由于在贫困和少数族裔学区存在教学质量问题，这些学生在为未来的机会竞争中处于劣势。第二个相关的例子来自刑事司法政策领域。目前，几乎有三分之一的年轻黑人男性在他们的一生中会坐牢，这一数字在黑人高中辍学者中上升到了近60%。这些例子表明，表面上的种族中立政策能够构成和加强现有的社会不平等。根据Omi和Winant的说法：“通过明确或含蓄的种族政策，国家机构组织和实施日常生活的种族政治。”
3，劣势的累积
优势或劣势的累积以及反馈效应，歧视的效果可以增强。尽管传统的歧视措施侧重于个人的决策（如决定雇佣、出租、提供贷款），这些决定的影响可能延伸到其他相关领域。例如，信贷市场上的歧视导致贷款违约率上升，对少数人创业、自有住房和财富积累产生了负面影响。住房市场上的歧视带来居民隔离，这又与不良的健康状况、有限的教育和就业机会有关。在某一特定领域内对歧视的估计可能会大大低估歧视的累积效应。另外歧视的影响也可能会随着时间向前推移，而歧视的累积影响会放大最初的影响。Blau和Ferber指出，在职业入门阶段，男性和女性拥有不同的工作，实际上会产生生产力、晋升机会和薪酬的性别差异。即使在没有持续歧视的情况下，起始点的微小差异也会对生命历程产生巨大影响。最后，预期或歧视会导致适应，从而强化最初的效果。
种族不平等是复杂和多方面影响的产物，歧视并不是美国种族不平等的唯一原因。然而，现有证据表明，歧视确实继续影响着当代机会的分配。此外，鉴于这些影响往往是隐蔽的、间接的和累积性的，我们目前的估计实际上可能低估了歧视对少数族裔的社会和经济后果造成影响的程度。尽管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种族歧视问题仍然是塑造当代社会和经济不平等格局的一个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