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陈奎德
座谈人：王康先生，中国独立学人
一、 中国大陆意识形态宏观光谱：
新儒家 自由主义 社会主义
二、 中国大陆新儒家的崛起
1） 先声：海外新儒家的缘起与流布
1905年，科举制消亡，儒学渐成游魂，无所（制度）附丽。
文化保守主义者，起而应变。从早先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起，到后来在海外传续不绝的新儒家，无论是唐君毅、牟宗三、张君劢、徐复观，还是尊崇儒学的史家钱穆，包括杜维明，尽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花果飘零痛心疾首，但对现代价值如民主、自由、人权等等是基本肯定的。同时，他们对于儒家思想的阐发也发掘出两方面学理支持，一方面是来自对西方思想（如康德哲学）的理解，一方面是来自对中国历史（道统与政统）的发掘。特别是宋明理学及其后续的形而上的方面，从孔孟到朱熹与王阳明的道统，探究在传统文化与现代世界激荡、交会、融合的时代氛围中何以安身立命。
因此，近百年来，随着新儒家渐渐融入现代社会，接受多元理念和现代制度，不再提“罢黜百家”，也未致力于重建儒家式的政治制度，而转向个人与家庭伦理，转向深入发掘心性，深入并强化儒学的宗教性和神圣性方面。
2） 背景：八十年代末以来中国物质、精神变迁
3） 近年来大陆新儒家的另立门户：大陆新儒家与台湾新儒家之间的论战，大陆新儒家的“儒化中国”论
最近几年，在中国大陆思想文化界有三个事件引人瞩目。
第一个事件，是2014年某次群贤毕至的座谈会，有人在会上声称“现代中国的立法者，既不是孙中山，也不是毛泽东，也不是章太炎，康有为才是现代中国的立法者”，并强力论证康有为对现代世界与中国各种问题的先知先觉，从而激起一种“回到康有为”的潮流；第二个事件发生在2015年，原来还是同盟的大陆新儒家与台湾新儒家之间，出现了深刻分歧和激烈论战，这场论战先在新闻媒体上掀起，接着2016年初两岸儒门学者在成都又搞了一个“两岸会讲”，从事后发表的长达81页的记录来看，唇枪舌剑很有火气。第三个事件是2016年，大陆新儒学的五大“重镇” （蒋庆陈明康晓光余东海秋风）联袂出演，在新加坡出版了一本号称是“重拳出击”著作的《中国必须再儒化——“大陆新儒家”新主张》，全面提出当下大陆新儒学的政治诉求与文化理念，不仅试图给执政党重新建立合法性，而且提出关于未来中国的“通盘构想”，据称这是“儒家自'文革'后第一次集体发声，吹响了复兴儒学，回归道统，儒化中国的集结号”。
三、 从心性儒学到政治儒学
严分夷夏的大陆新儒学
大陆新儒学是1980年代之后受到海外新儒家的启发，才逐渐滋生起来的，过去，他们曾把海外新儒家称作自己的“接引者”，所以，无论在思想资源还是学术脉络上，应当说他们都是一脉相承，也是同气相求的。可是，在2011年的一次座谈会中谈到“普世价值”的时候，一位大陆新儒学的学者却激烈地抨击海外新儒家，说他们“很糟糕，没思想，没勇气，没出息” 。
“舍筏登岸”或“得鱼忘筌”，这时的大陆新儒学，已经不需要靠他们接引，也不需要与台湾学人对话了，大陆新儒学要对话的“对手方”已经转移。他们也不像过去海外新儒家那样，需要借助西方哲学解读儒家思想，也不需要认同“普世价值”和“民主制度”了，因为他们觉得，过去的启迪者们“有太多这类普遍主义的话语，总是强调儒家与西方文化共通的哪些方面”，这是有害的，而儒家就是要“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所以，他们的口号是“拒斥西方，排斥异端”。
蒋庆：“无论是梁漱溟和熊十力，还是张君劢和钱穆，都致力于把中国引导西方科学与民主的道路上去”，这个道路“对于儒家来说，则完全是一种失败主义”。
从2014年、2015年到2016年，所发生的这些事件自有其内在脉络，它们至少可以象征三点：第一，大陆新儒学已经脱离港台新儒家的影响，第二，大陆新儒学关怀的中心，已经从文化转向政治，第三，大陆新儒学的领袖们，不再甘于在寂寞的学林中“坐而论道”，而是要从幕后走到台前，挽袖伸臂参与国家政治与制度的设计。换句话说，就是中国大陆新儒学不再满足于“魂不附体”，而是要“借尸还魂”。
诉求：建立通儒院、庶民院和国体院；改变来自西方的政治意识形态，代之以儒家的“王官学”；政府应恢复儒家庙产，恢复儒家祭祀，把儒家经典阅读作为中小学教育基本内容：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儒教国”。
四、大陆新儒学的可欲性与可行性
1）可欲性：当代实施“政教合一”，可欲否？经得起比较、辩论的考验？经得起“用脚投票”？合乎正义公平？在当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心”与“理”归属于何处？
2）可行性：通儒院、庶民院和国体院如何产生？
蒋庆：“在现代中国，王道应该通过三院制国会来实施：代表天的神圣合法性的通儒院，代表历史文化合法性的国体院和代表民众的合法性的庶民院。
通儒院的领袖应该是个大学者。其议员候选人应该由学者提名并考察他们对儒家经典的知识和连续性的更多管理责任的政绩而选拔，类似于皇权时代选拔士大夫的科举制。国体院的领袖应该是孔子的直系后裔，其他议员应该是大圣人或君主的后裔以及中国主要宗教的代表。最后，庶民院的议员是公民投票选举产生或者行业团体的代表。
这种体制将拥有权力制衡。每个院都按自己的方式协商，并不干涉其他院的事务。为了避免三院冲突造成的政治僵局，一个法案需要至少在两个院获得通过后才能成为法律。为了保证儒家传统的超越神圣的合法性，通儒院应该有最终的独有的否决权，但它的权力受到另外两院的限制：比如，如果他们提议限制宗教自由的法案，庶民院可能提出反对并阻止它成为法律。
不是仅仅通过询问中国是否变得更加民主来评价中国的进步，用王道来判断政治进步或许更完整和更具文化敏感性。 ”
上述程序能够通过政治过程考验吗？有可行性吗？ https://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zhongguotoushi/m0722panel-07212017160049.html?searchterm:utf8:ustring=+%E5%AE%97%E6%95%99%E8%87%AA%E7%94%B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