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秀英转自中国网
专题：农民工问题现状与出路
“我们流浪，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又一个世纪。我们见证这个城市的日新月异，但这万家灯火却离我们很远。”在采访中，我们听到民工们酸楚的心声。
民工，一个特殊的群体，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建设城市，创造财富，但一个鲜明的对照是他们贫穷无奈的生活状态。试想，如果一个人每天工作12小时甚至更长，工资微薄，没有娱乐活动和正常性生活，无法参与社会交往，结果将会怎样？
在第28届国际心理学大会上，专家们指出，艰难的生存状况和陌生的城市使中国民工饱受心理疾患之苦，政府乃至全社会都应对此予以高度关注。中国目前有超过1亿的农民在城市打工，每年又有上千万新的劳动力大军涌入城市。城市并没有真正接纳这些外来者。他们远离家乡和亲人、从事高强度劳动、遭受歧视、缺乏适龄性伴侣和社交生活，就像生活在孤岛上一样。北京安定医院资深大夫陈斌说，除遗传因素外，民工易患三种精神障碍：一是城市化过程中的“文化休克”型精神障碍；二是工资拖欠等重大打击造成的急性精神病；三是进城返乡途中恶劣的旅行条件造成的旅途精神病。这些病症的临床表现通常是折腾、打人、说话凌乱、丧失记忆和裸体奔跑等，严重时有自杀行为。同时，不能忽视的是，这些流动人口还存在一个很重要的社会问题——性心理问题。
不应该也不能够忽视民工们的生存状态，他们的方方面面我们都要给予关注。因此本报特别推出这个专题，选取全国五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武汉，对民工的出路、生活、子女教育、情感、健康权益等方面的状况进行了采访。希望读者能够更加了解、关注“我们身旁这些最熟悉的陌生人”。
广州：不该被遗忘和歧视的群体
本报记者 孙 磊
中午12点钟左右，黄彬被一阵喧闹吵醒，同宿舍的工友刚刚下班回来，正吆喝着结伴上食堂吃饭。“彬仔，快起来，去晚可就没饭了。”大陈就站在他床前，一边用毛巾揩着身子，一边大声地用浓重的河南方言喊着。大陈睡在黄彬的上铺，就在几个小时前，黄彬刚下完夜班回来，也在用同样大的声音喊大陈起床。
黄彬费力地睁开眼睛，感觉头疼得厉害，他从枕头边拿起那块老式机械表，眯着看了一眼，12点15分，“妈的，刚睡了5个小时。”他嘟囔了一句，“我不去了，帮我打点饭回来吧。”黄彬有气无力地对大陈说道。
2点钟，黄彬又醒了。整个宿舍空无一人，那5个家伙又上班去了。桌上是大陈打回来的饭菜，黄彬咂吧着嘴，感觉到一股酸味，算算看，自己有十几个小时没吃东西了，可是却一点食欲也没有。
3点钟要上班，黄彬只好爬了起来，漱嘴、洗脸、刮胡子，象征性地扒拉了两口饭，穿了件外套出了宿舍。
宿舍到厂区不过5分钟左右的路。这是一家规模较大的港资造纸厂，出了大门就是一条公路，从这里坐车到广州市区只要30分钟。来广州6年了，黄彬到市区的次数却屈指可数，而且大多数是在谈了女朋友以后。对于广州，黄彬的印象仅仅停留在楼多、车多、人多，每次身处闹市区，他都会觉得有些不自在。6年了，黄彬居住在这个城市里，却游离在这个城市之外。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真正走进这个城市。他常常在想，究竟是自己不适合这个城市，还是这个城市不适合自己。
天阴沉沉的，4月的广州气温不算太高，但空气中总是湿湿的。6年前，刚从老家大别山区来到广州，黄彬还很不适应这样的气候，那时他24岁。可现在，今年刚满30的他觉得自己至少从身体上像个广州人了，只有在这样的气候下他才觉得很舒服，而每次回老家，不是觉得太热就是觉得太冷。
其实6年中，黄彬一共也只回过两次家，一次是爷爷去世，那是8月天，家里热得要命。还有一次是最疼他的姑姑去世，是在2月，只穿了件毛衣和外套回家的他被冻得够呛。
黄彬很少回家，除了因为来回路费太贵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根本没有假期。
黄彬的工作是仪表维护与维修，像他这样的技术工人，厂里一共就招了6名，分成三组，实行三班倒，没有双休日，也没有任何节假日。
从宿舍出来，黄彬直接往大门走去。离上班还有半小时，他决定抽空去趟镇卫生所。这段时间他一直觉得身体不太舒服，没什么食欲，前几天去卫生所检查了一下，今天结果应该出来了。
出大门的时候，黄彬又看到那个带着孩子的女人在和门卫吵闹着。就在十几天前，厂子里出了个事故，一个压力容器不知为何爆炸了，两个技工一个被炸死，一个被炸伤。因为少了一组人，黄彬他们这段时间一直是两班倒，每人每天要工作近16个小时。
女人是那个被炸死的技工的老婆，上星期刚从老家赶过来。她正哭着用家乡话说着什么，黄彬听不懂。其实，前几天黄彬就听说了，厂里赔偿了家属3万块钱，但对方觉得钱太少，一直在到处上访。
到了卫生所，黄彬还是听到了那个他不想听到的消息：他的乙肝复发了。
从卫生所走回工厂，黄彬速度慢了许多，他有太多的问题需要思考：每个月不足千元的工资怎么样才能支付起医药费。要不要告诉女朋友——一个湖北来的打工妹，在一家电子厂打工的她每月只能赚500块钱。该不该和厂里说，如果一说，工作丢了怎么办……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民工？
在南下广州淘金的百万民工中，黄彬是很普通的一个。但在采访过程中，他不止一次地笑着说：“你只要采访我一个就够了，我身上有着其他所有民工的影子。”
的确，在这个并不属于他们的城市里，每一天，每一小时，甚至每一分钟，都有无数和黄彬一样的民工在挥汗洒泪。“民工对于城市发展的贡献无需多言，但我们的城市又给予民工怎么样的回报呢？”广东商学院社会工作教研室主任谢泽宪发出这样的质问。
谢泽宪是“珠江三角洲工伤研究项目小组”的主持人，她带领这个小组，在广州、深圳、佛山、中山、东莞、惠州6个城市，对38家医院、1家职业病防治医院的582位工伤者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显示的结果是：91.6%工伤者是民工，73.3%的工伤者没有参加任何政治组织。
还有更加让人无法接受的数据。
调查显示：在遭遇工伤这种特殊困难关头，53%的民工表示得到过一些关心，20%表示很少有人关心或者没有人关心。对于“如果您得到了关心，他们是谁？”的提问，伤者的回答是：朋友、老乡占了78.4%，家人、亲戚占73.7%，同事占58.1%；而老板只占23.9%。作为相关部门更是显得冷漠了许多：社保局只占2.1%，劳动局占2.4%，工会占1.9%，妇联占1.4%。
“工伤事故频发是广州民工生存状态的一个现实写照。”谢泽宪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广州是一个正在进行快速工业化转变的城市，这种发展在中国或者说在广州实在太快了，大量农民根本来不及转变角色。他们以民工的身份出现在现代制造业的链条上，这让发生工伤的几率又加大了数倍。”
抛开客观原因不谈，民工屡屡受伤也有着深层的社会因素。谢泽宪尖锐地指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目前的社会背景下，相对于民工而言，有些地方政府部门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显然更为亲密，这使得农民工在与企业对话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
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刘林平从1999年就开始专心研究广东民工问题。他在分析这一问题时说：“外来民工的工作和生活范围非常窄，较为常见的就是同一工厂的工人圈子，或是老乡圈子，这种状况使得他们很难真正地融入到城市生活之中。民工在务工地没有户口，没有选举权，也没有发展权，在政治上对地方政府没有任何影响力，也就无法掌握所应有的话语权，在权益受到侵犯时得不到有效的申诉机会，这又加剧了企业主的侵权行为，由此形成恶性循环。”
刘林平曾受广东省妇联委托，进行外来女工权益保障和生存状况的抽样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外来女工权益保障是非体制性的，主要寄托在资方的自觉性上。调查还显示，外来女工权益受到损害时，最先伸出援手的，不是政府，也不是社会机构，而是老乡、亲戚、朋友、家人。说明外来女工的权益保护，主要是靠私人关系，而不是靠法制。
谁来保障民工的基本权益？
改善民工的生存状态、保障农民工的权益包含了多个方面，除了加强对企业用工监管之外，在工伤事故时有发生、农民工“大病拖、小病扛”的背景下，将农民工纳入基本社会保险体系之中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涵。
但实际情况又如何呢？
陈林是广州白云区一家服装制造厂的工人，两年前从湖南来广州打工，每个月的工资600块，还要扣除60块零5角的保险，可至今他也没弄明白那是什么保险。和陈林一同来的一个老乡在另一家玩具厂打工，至今没有交过一分钱的保险。
“我现在工资只有几百块，一个月就交一百多块钱的社保费，而且还要等15年之后才能领养老金，谁愿意交那个钱啊。”不少民工私下里都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在他们看来，这实在是笔不小的经济负担。而企业从用工成本的角度考虑，工资支付之外每个月要再拿出259元为职工参保，这显然是他们所不情愿的。
有一些民工想得更为长远：“我肯定是没法在这里落户的，所以将来一定回老家，我交了社保又有什么用呢？”
这的确是无奈的现实。直到今天，民工的参保意识依然十分淡薄。在民工不理解和不支持的同时，社保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企业，尤其是中小型非公有制企业的抵制。不少企业通过隐瞒职工人数、故意不给农民工办社保等方法，千方百计逃避参保。
伴随着企业和农民工对养老险和失业险的抵制，工伤保险这道关乎农民工生命安全的最低屏障也未能建立。
针对民工的特殊情况，有关专家呼吁改变现有参保政策。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研究所所长何平就明确表示，目前城市里运行的社会保险制度的成本太高。如果雇主开出的工资是500元，把全部保险上齐了还要再支付200多元，这样民工的就业优势就没有了，很可能找不到工作。所以，农民工参保一定要从最紧迫的险种入手。
政府部门显然注意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记者截稿之前，广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传来消息：广州年内拟出台新政策，企业可先为外来工单独参加工伤保险，而不强求同时参加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
情况似乎在好转。
但仅仅对于工伤保险来说，专家们的看法也并不乐观。谢泽宪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从目前来看，工伤保险都是以市为单位进行统筹，层次较低，而且强制性的措施不够，另外，工伤赔偿的金额也较低。”
民工只能选择离开？
农民洗脚上岸、进城打工是为了生活过得更好。生活过得好不好，收入是重要的衡量标准。
和其他打工者不同，张敬明夫妇是举家携口从江西农村到广州打工的，一晃都过去8年了，夫妇俩目前同在白云区南投镇一家制衣厂打工，月收入总计不超过1500元，儿子在镇上的中学就读。
由于带着孩子，两人只好在外租房住，在不足20平方米的小屋里，靠墙摆着两张床，中间床单拉了一个帘子，床尾是一个布衣柜和桌子、椅子。
每天晚上，张敬明都和老婆商量着啥时能买一套房子。“小点、简陋点都无所谓，只要是自己的房子就好呀，哪像现在，住着别人的房子，心里都是飘着的。”张敬明的话语里充满了无奈、期盼，“广州的房子真是漂亮，价格也贵呀，我们哪能买得起？每月赚的那些钱，也就仅仅够应付吃、住、养孩子，这么多年了，根本没存下几个钱。”
刘林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全国范围来看，农民工的工资都是相对较低的。”调查显示，去年广东省外来农民工月均工资仅为全省在岗职工月均工资(1675元)的54.9%。记者在广州市郊的工厂聚集区采访也发现，普通工人的月工资大多维持在600—800元左右。而在城镇居民收入大幅上涨的时期，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月均工资12年来只提高了68元。
低廉的工资收入、恶劣的劳动环境、各种不平等的待遇使得广州——这块昔日的淘金乐土正逐渐变得暗淡无光。有数据显示，广州今年首次遭遇农民工退潮现象，春节过后几个月时间里，广州各大劳务市场罕见地出现了有岗位难招工的现象。
民工荒是一种信号，是农民工对待遇不满的一种无声抗议。刘林平说，虽然造成广州民工荒的原因有很多种，但民工的待遇问题毫无疑问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就在记者快要结束采访时，黄彬给记者打来电话，他正在上班，机器运转的声音很吵，而他的声音又很轻，几乎听不见他在说什么。在记者的要求下，他提高嗓门说了一句话：“我们厂要在江苏常熟建分厂，我想去那里。”
上海：一个外来打工妹的都市梦
本报记者 周 益
4年前，她从贵州凯里来到上海打工，瞧着南京路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心里暗想一定要成为他们中的一员。2年前，她嫁了一个大10多岁的上海男人，心里窃喜终于成上海人了。
如今，男人有了外遇，又开始骂她“乡下人，没文化”，无法与他沟通。
在上海这个崇尚文化和消费的城市，外来打工者虽然尽其所能，希望与之融合，微薄的工资却让他们无法圆梦。
打工妹刘丽的遭遇恰恰成为了当今上海民工尴尬的生存状态的一个缩影。
为了脱离农村生活，他们来到上海
刘丽刚拿起电话，准备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躺在摇篮里的孩子突然醒了。她只得放下电话去抱起宝宝，记者问她是不是不太方便，她说：“我把电话夹肩膀上就可以。”
“我的家乡在贵州凯里的农村，为了能让弟弟继续读书，我初中毕业后就去了广州的一家纺织厂打工。”谈起那时候的打工经历，刘丽不住地笑，“家里兄弟姐妹很多的，姐姐在上海打工的钱只够支持两个妹妹上学，所以小弟上学的钱就由我来了。那时候厂里效益好，能包我们吃住，所以挣的工钱基本都寄回家了。后来厂里效益不好关门，我也只好回家。”
回家以后，刘丽发现自己已经不能适应农村的生活，而城里的单位也不要一个初中毕业生，所以她又踏上了出门打工的道路。这次的目的地是上海。
刘丽说：“当年出去打工的时候年纪小，没什么想法，能挣钱就可以，但我来上海不光为了钱，我想离开原来那个穷山村。”
据上海市人大财经委和市总工会等有关部门联手，历时数月，走访数千人才制作出的一份《上海外来务工人员生存状态调查报告》显示，外来建设者们两个最大的心愿是：第一，企业能确保他们获得按时足额支付的、与工作所在地消费水平相适应的工资报酬；第二，做新上海人，更好地融入上海的美丽。
无独有偶，在零点研究集团针对上海、北京、广州和武汉4个城市的外来务工者生存状态的调查中，69%的人“希望能成为这个城市的一分子”；72%的人“愿意与城市当地居民交往”；82%的人“喜欢城市的生活”；90%的人“希望能被这里的城市居民尊重！”
来到上海，自己瞧不起自己
刘丽的姐姐在上海和别人合伙开了个卡拉OK店，缺人手帮忙，刘丽过去后就到姐姐的店里打工。刘丽说：“其实我脑子算聪明的，去姐姐店里开始打扫卫生，后来就学着管账，慢慢地还上手了。一个月能拿1000多元，也没地方花，姐姐包吃住嘛。”不过，刘丽也发现，在上海打工和在广州感觉完全不一样。
刘丽叹了口气，说：“以前在纺织厂，同班的姐妹都很要好，什么都不用顾忌，可在这里，一起上班的姐妹回宿舍后都很少说话的，好像都在防着什么。比如说出去买个东西，我们都不怎么走一起。”刘丽觉得十分不适应，后来听到宿舍边上的小店里人喊她作“乡下人”时，刘丽才明白姐妹们不愿走在一起的原因：“我们都怕被人喊作乡下人，然后还变得看不起身边的人。其实是自己瞧不起自己，我很痛恨自己这样的想法，但又不能改变，最后变得很痛苦。”
刘丽在逛街的时候还发现，自己那1000多元的工资，虽然在上海已经能维持自己的生存，但再要进行其他消费却让她经常捉襟见肘。
据浙江省统计局针对上海等全国五大城市消费状况的调查显示，在构成基本生活成本的吃、住、行、居、学、医、玩等方面，五城市的价格水平各有优势和劣势，上海市有15项指标居五城市之首，部分项目的价格遥遥领先。
一个参加该项调查的工作人员说，外来务工者在上海的生活水平明显低于“城里人”。无论从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上，由于他们游离于社会主流文化之外，而成为城市一个边缘的社会阶层。首先由于城市的生存成本远远高于农村，哪怕是住在城市的贫民窟，起码你得付房租。另外，由于没有城里户口，孩子上幼儿园、小学、中学等都得交赞助费、借读费，这也是许多民工不得不忍受亲子分离的痛苦，让孩子仍留在农村就学的原因。其次是由于民工普遍的文化水平不高，使他们满怀“淘金梦”进城后，却发现只能从事以体力劳动为主的低报酬职业，高成本与低收入，这是相当部分民工的现状。
尽管不能买多少东西，刘丽还是爱上了逛街，一有空就去逛淮海路、南京路，看着身边熙熙攘攘的人群，她心里暗暗发誓，自己一定要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要做个上海人。
刘丽的心态其实在众多外来打工者身上都有体现，零点公司经过调查发现，这些在很多人印象中手提肩扛着大包小裹，为了生存候鸟式地迁徙于城乡之间的外来务工者中，有一部分人的消费方式正在悄然发生着一些变化：他们使用的手机的平均价格为1300元左右，已经超过了他们的平均月薪1033元。而且，这种现象还普遍地存在于他们在品牌服装、手表、家用电器、住房等一系列产品的消费中。
调查认为他们想通过象征消费获得地位认同，使自己与仍旧留守在农村的人区别开。
进城务工者往返于城乡之间，不断经历社会地位和消费角色的转换，这种社会角色的转换，会影响他们在城市和农村不同场景中的消费行为。进城务工者在城市的消费观念受到城市居民的影响，行为上会有模仿城市居民消费习惯的情况。
同时调查也表明，进城务工者中，有52%的人喜欢城市居民的消费方式，63%的人关注媒体中对于城市流行事物的报道，51%的人喜欢尝试出现的新事物或新产品。
而且，他们中68%的人喜欢向亲戚朋友推荐自己买过的商品，74%的人会从城里买些新奇的商品带回老家。还有六成60%的人提到，亲友在购买决策时会问询自己的意见。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他们希望借此融入城市生活。
刘丽苦笑着对记者说：“我后来才知道，到那街上走的大都是外地人。”
嫁个上海人就是上海人了吗
这时，一个上海男人来到了刘丽的身边。这个名叫张斌的男人比刘丽大了10多岁，说起张斌，刘丽的声音变得很低沉：“他是姐姐店里的常客，我们认识之后，他就经常到店里来玩。毕竟我是在姐姐的店里工作，张斌经常出入不是很方便，慢慢地他开始约我出去玩。时间长了，我就彻底向姐姐摊了牌，没想到姐姐根本没有阻止我们来往。相反，她还让我把张斌带回去让她见见，要是合适，就同意我们正常交往。”
张斌留给刘丽姐姐的印象不错，于是他们两个公开地谈起了恋爱。“他是三班倒的工作，要是轮上做中班或是晚班，他就把白天大把的时间都留给我，让我初尝恋爱滋味就觉得无比甜蜜。”在电话那头，刘丽忍不住笑了，“他陪我逛淮海路，看电影，回家还教我看上海滑稽戏，我听不懂的地方他就用普通话一边翻译一边自己做。他家爸妈也很喜欢我，在我面前都是讲普通话，有时还教我上海话，那时候真觉得自己是上海人了。”
“我在姐姐那里做，工资也在那里拿，张斌觉得我这么大的人了，老是依靠姐姐不是长久之计。他建议我另外找工作，并且答应帮我的忙。我姐姐并不同意我这样做，但我还是听从了张斌的意见。由于我只是初中毕业的学历，想找一份待遇优厚的工作很困难。他帮我联系了一个学理发的地方，有一技之长在手，就不怕找不到工作了。我想也是，就从姐姐那里搬了出来去学理发。”刘丽高兴地说，“现在要好的小姐妹都是那时结识的，全是上海本地人。”
不久，刘丽和张斌领了结婚证，并住到了张的家里。过了几天，刘丽姐姐打电话找她，才得知她住到他家，还领了结婚证。“我姐姐觉得张斌这个人脾气很大，本来想让我再考虑考虑的，没想到我这么快就结婚了，她大为光火。在上海，我一切都是听从姐姐的，这一次在婚姻问题上，我违背了她的意思。接下来的四个多月里，她一直都不肯理我。”刘丽说，“我来上海后，事事都依靠别人，先是姐姐，后是张斌，自己从没给自己做过决定。”
刘丽这个外来打工妹和上海本地人张斌的结合在上海已经不罕见，“上海外来务工人员生存状态调查报告”中，2004年对500名外来建设者的抽样调查显示，他们的月平均工资是1000余元。他们消费关心的主要方面，一是住房，二是子女教育。上海外来建设者平均年龄31岁，67%是已婚。有意思的是，其中配偶户籍为上海的占19.5%。这就意味着，每5名已婚的外来建设者中，就有一位的“另一半”是上海人。
婚后，丈夫第一次骂她“乡下人”
婚后不久，刘丽怀孕了。可学技术才九个多月，张斌建议两人暂时不要生孩子，他的理由是这时放弃学习挺可惜。“我同意了。因为店里很忙，我不敢向师傅请假上医院做手术，就自己买了药在家吃，早晨刚流掉孩子我就上班去了，站到晚上打烊才回家。家里还是老样子，张斌并没有因为我刚刚流产而特别为我做什么，早上的碗还在水池里泡着，衣服也没有洗。张斌觉得，家里的事情应该是女人做的。”正说着，孩子在边上突然哭了起来，刘丽只好放下话筒，不住地哄。
等到宝宝的哭声渐渐小了下去，刘丽才连声抱歉地拿起电话：“不久我满师了，终于领工资了。这时张斌想盘下一个店面让我开店。店面价格我认为高得离谱，所以并不赞成他的决定。没过几天，张斌回来说，他已和别人谈妥，过几天就去交钱办手续。我一听还是那个价格，便不肯答应。张斌发火了，男人已经决定了的事情，我再反对的话，不是让他拉不下脸吗？可我还是心疼钱，只说他不懂行情。张斌见我还坚持，直骂我是乡下人没文化，不懂事，他随手拿起一个拎包向我砸过来，我的额头上立马淤青了一大块，我也火了，抓起一个枕头扔过去。结果他一个箭步走过来，不由分说给了我两巴掌。我哭着跑了出去。这是他第一次骂我乡下人！”
说到这，刘丽一下子沉默下来，她重重地喘了几口气以后对记者说：“那时已是深夜十二点多了，我跑到了姐姐那里，姐姐一看我的额头就知道发生了什么。几分钟后，张斌赶到了，不住地认错。姐姐说了他几句，他给我写下了保证书，保证今后不再动粗。但从此以后，张斌的脾气就渐渐暴露出来，经常动不动就摔碗，我们总是吵架，他还经常说我没文化。”
刘丽告诉记者，自己也很羡慕有文化的人能说话头头是道，但自从来到上海，每天下班都是深夜，加上菲薄的收入，买书看的念头常常就这样打消了。而由上海市振兴中华读书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和上海社科院、上海大学等单位专家组成的课题组共同研究完成的《上海读书指数报告》显示，上海人均图书年消费75.90元，买书额全国第一，上海个人藏书人均141.75册，80%以上的调查对象拥有个人藏书，其中超过70%的人拥有50册以上的图书。刘丽坦言，自己所有的几本书还是张斌买的，自己从来没有买过书。
跟其他民工相比，刘丽只是看书较少，因为有姐姐的支持，她的娱乐活动并不缺乏，但根据相关调查我们得知其他人遭遇活动贫乏和缺乏发展空间的问题相当严重。在浙江省统计局的五大城市消费调查中发现，很多外来打工者的生活范围仅仅局限于工地—住处之间，最广泛的交往也就是同乡，工作以后的娱乐是晚上几十个人挤在一架小电视机面前看电视，或者打牌……没有霓虹灯，没有琳琅满目的商品，没有高雅的娱乐场所，没有图书与教室，当然也没有权利、地位。特别是一些中、小私营企业，对民工毫无保障的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用工方式，只“用”不“养”，最基本的养老保险都不做，仅以包吃包住，拿到一定的工资已很难吸引多年的打工者，这些企业使民工普遍感觉工作的岗位没有发展和提升空间，长此以往，尽管在城里已打工多年，但他们仍很难真正融入到城市的主流生活中。
生下孩子，丈夫有了外遇
当刘丽身边这个孩子生下来以后，她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她说：“一天夜里我上厕所，听到他在小声打电话，只听‘我过几天就去看你，不要生气呀……’他挂了电话看见我站在门外，非常吃惊，我问他和谁说话，他不睬我就睡觉去了。我想想不对，去查了他的手机账单。那个月话费一千多元，光短信就两百多元，而且是同一个号码。我用手机打过去，是个女人接的。我一提张斌的名字，她马上让我不要骂她，有什么事都去找张斌。原来他们已经交往半年多了，正是我怀孕待产的那段日子。”
刘丽和张斌摊了牌，他马上又承认错误，说是因为刘丽生孩子，他太寂寞了。刘丽提出离婚，他却坚决不同意，只说以后会断掉。刘丽想去法院起诉他，他却告诉刘丽，哺乳期内不能离婚，而且她没有职业、没有自己的住房，即使离婚，法院也不会把孩子判给她的。
“我被吓住了。他边说边把孩子抱起来扔到床上，说要是我还想离婚，他就虐待孩子。”刘丽说，“他父母知道后，责骂他的同时求我念在孩子还小千万不要提离婚。他答应父母会和那人断掉，不过要求慢慢断，让我等一段时间。”
就在结束采访的时候，刘丽告诉记者，姐姐开那卡拉OK其实被人骗了，好几个月前那个合伙人就把店抵押给了别人，自己却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那些钱全是姐姐以前打工积攒下来的，如今身无分文的姐姐已经回贵州老家去了。”刘丽懊悔地说，“我如果不离开那店，姐姐也不会把账都交给别人管，我跟张斌这么闹也分了她的心，姐姐这么一回去，我在上海除了这个宝宝以外再没亲人了。”
北京：民工子女的求学奢望
本报记者 陈璐
每隔30多分钟，繁忙的京广线上就有一辆列车呼啸而过，巨大的气浪将路轨旁的衰草吹得七倒八歪。距离路基南面30多米处，就是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北京市石景山区黄庄小学。
1000多名外来农民工的孩子们，就在这轰隆隆的声响中度过每一天的学习时光。
像这样的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全北京已有400多家。大约8万至9万名民工的子女，就是在类似恶劣的条件下，延续着苦涩的求学生涯。当我们走近这些学校，“沉重”二字不由得涌上心头。
黄庄小学的教导处副主任王琴给记者拿出了厚厚一叠的学生名册，每个孩子都在自己的页码上留下了歪歪扭扭的愿望。虽然表达方式各不一样，但很多孩子是这样表述的：希望能够留在北京，比父母的工作生活强一些。
一份普通的助学档案
眼前的这个孩子名叫张小军，大家都叫他军军，有时就喊军儿。由于父母都是高挑个儿，他的个头便也在同龄人当中高出了半个头。可他毕竟还是一个只有12岁的孩子，只要笑起来的时候，还是一脸的稚气，还有两个深深的酒窝。
王琴告诉记者，他是五年级中成绩最好的孩子，也是辍学次数最多的孩子，记者看到了他的助学档案。
姓名：张小军
性别：男
年龄：12岁
籍贯：河北张北县
成绩：数学100，语文99
家庭收入：父母在郊区种地，每月700余元生活费，但我没钱交学费。
愿望：特别想吃好的菜，可爸爸妈妈总是让我们吃坏的。
军军告诉记者，他是2年级第二学期就来北京了。老家河北张北县因为缺水，庄稼总是肥不起来，爸妈就到北京这地儿种菜来了。现在的家就安在北京四环外一个小区的车棚里。
当记者问军军为什么总是辍学，他支支吾吾地不知道说些什么。下午放学后，记者和他一起来到了他家。
不到8平方米的棚子里住着军军一家三口，记者找到了正在小区卖菜的军军的妈妈，这个年龄不大但已经满脸皱纹的农妇告诉记者说：“不是不念，是念不起啊。”“可他才12岁啊”“行了，种种菜，识几个字也够用了。”看得出来，军军他妈对记者说这些话的时候，露出了一脸的无奈。她说完，便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这时，一个和军军差不多的男孩来找张小军，他是张小军最好的朋友也是老乡，名叫顾小欢，已经辍学在家一年了。小欢喜欢读书，没有书念的日子，他觉得就像丢了魂似的，吃不好，睡不香。爸爸在北京西郊帮一家公司打工，装装空调，妈妈还在老家照顾老人。
12岁的小欢知道，爸爸的那点儿工资，除了供他上学，交房租费、水电费，还有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也需要钱。但他太想念书了。“爸，让我念完5年级好吗？下半年，我就和你一起打工去，等挣了些钱，我再去念初中。”小欢用满含泪珠的目光，望着爸爸。爸爸支持小欢念书。他说自己因为没有文化，干活就吃尽了苦头。他不愿让小欢重走自己的老路。为了让小欢安心学习，他便从几个合租的房子里搬出来，另租了房子。可是，每月200块钱的房租，对于每月工资不到600块钱的爸爸来说，可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但他为儿子硬撑着。他还正在联系小军所在的学校，希望把小欢送进去读书。所以，每天这个时候，小欢都来找小军，希望从他嘴里知道学校里面发生的事情。
非法办学和漂泊的课桌
1994年初，来北京打工的易本耀和原本是民办教师的妻子李素梅看到，许多打工者的孩子因为没有城市户口，又交不起高昂的赞助费或借读费而面临着失学的窘境。当年9月，夫妻俩办起了打工子弟小学。由于当时缺乏相关政策法规，这样的“非法”学校有着诸多困境：当时，在校生不到200名，老师7人。学校只有几间破旧的临时搭建的教室，没有操场，孩子们只能在蔬菜大棚里上体育课……
几年来，学校“漂泊的课桌”在城市边缘多次迁移。目前所在地的北面是一个现代化的住宅小区，房价在每平方米7000元左右。易本耀告诉记者，这里由于紧邻四环，周围的地皮价格节节攀升。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小学的南面已经全部拆迁完了。目前学校面临再次搬迁，可能还要再往西迁。
记者去的时候正逢午餐时间。尘土飞扬的操场上，学生们手拿饭盆排起长队，一个接一个走到食堂露天窗口，从窗口伸出的大勺把米饭扣在孩子的碗中。随便走进哪个班级的教室，灰暗的墙壁上都是脏迹斑斑，破旧的桌椅互不匹配。学生们的饭碗散乱地堆放在教室一角的木架子上，窗子的玻璃上还破了一个洞。
条件简陋，环境恶劣，是许多民办打工子弟学校面临的共同问题。记者走访的几所打工子弟小学条件都比较简陋。20多平方米的阴暗教室里，挤着50多个学生。还有一些学校是建在垃圾场、工地旁。
“动荡漂泊”、“南移北迁”，可能是形容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现状最恰当的词。“我们的学校曾有过两个星期搬了3次家的记录。”北京市丰台区对当地打工学校大规模的清理，至今让易本耀心有余悸。
4月10日，易本耀领着记者来到被教育部门查封的北京丰台区师陶学校校舍。
两辆用来接送孩子上下学的校车漆皮掉落，教室的门上则挂着生了锈的大锁，还有的教室钢窗和门框被牢牢地焊死，一道砌起的砖墙挡住了通往教学区的道路……
创立于2001年7月的师陶学校，查封前有打工子弟1350多人，教职工90多人。之前，丰台区以“未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为由，将其关闭。“花12万元买的校车和慈善组织捐赠的电脑如果长时间不用，就有报废的可能。”站在萧瑟的校园里，易本耀痛心地说。
“因为没有名分，我们不能给学生办学生证、毕业证，甚至没有固定的学校校舍，教室都是随便租的房子和场地，只要有风吹草动，我们就得搬走。”石景山区黄庄小学负责人陈恩显也颇为无奈。
目前，摆在这些学校面前的最大困难便是“非法办学”的包袱。对于他们来说，从办学之初起就生活在夹缝中。教学合法化，把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办下来是他们的当务之急。
“最大心愿就是能早日拿到政府的批文。这样我就可以放心地筹资，尽快改善学校的软硬件条件。”陈恩显告诉记者。
就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办学和管理情况，记者曾联系丰台区教委社会力量办学办公室，被告知采访此类情况须经区委宣传部批准。记者又致电丰台区委宣传部寻人久不遇，记者只能留下手机号，却始终没有接到有关负责人的电话。
公办学校的高门槛和歧视
“我们远离自己的家乡，我们也有自己的梦想，我们同样渴望知识的海洋和明媚的阳光……”上课的铃声响了，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学校四年级三班的孙进，在一间阴冷、充满着汗酸味的教室里高声唱起了校歌。
过高的费用，绊住了民工孩子上公办学校的腿。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北京市规定外地小学生到公立学校借读，要交纳200元借读费。但实际的收费要比这个标准高得多。
顾小欢的爸爸曾经带着12岁的小欢，开始在北京丰台区寻找能接纳孩子入学的公办小学。但每每得到的回答是“学校班级已满员，再安排入学很困难”。即使能够勉强收下，除了交200元借读费外，还要再商量交其他费用。
公办学校求学无门，收费低廉的民办打工子弟学校，也因为重重困难难以为继。两周三易校舍的易本耀长吁短叹地对记者说：“我们学校用地和校舍都是租的，只能颠沛流离。自己建设校舍需要很大一笔钱，可是对我们这类学校当地教育部门不给拨款。我们现在是非法办学，真的渴望漂泊的课桌能安定下来。”
在这样的“非法学校”里，有教学经历并达到较高学历水平的教师很少，而音乐、体育、自然、英语等课程的师资更是缺乏。即使如此，家长们仍十分满足，因为如果没有这些学校，孩子们早就失学了。
不过，在不久前学校已通过北京市海淀区教委的批准，并且校名也将从“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学校”更名为“北京市海淀区行知实验学校”。“希望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易本耀忧喜参半地说。
其实，在2003年教师节，温家宝总理就在视察北京市接收务工农民子弟学校时在一块黑板上写下了“同在蓝天下，共同成长进步”这样一句话。话虽不多，却是意味深长，这是对进城务工子女充满关怀的真情流露，也是对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加大这一工作力度的内在要求。
民工的孩子与其他孩子一样，生长在共和国的同一片蓝天下，享受着四季的同一缕阳光，他们应有与其他孩子一样灿烂的笑脸。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在这一群孩子们中间，人们更多地看到的是他们的忧郁、愁闷，甚至是失学的痛苦和眼泪。他们并没有错，只是由于他们的父亲母亲是漂泊在城市的民工，他们从事的是繁重的、许多城里人都不愿意干的活，他们所得到的又往往是与他们的劳动付出很不相称的低廉的收入。父母也想让自己的孩子能有书读，有学上，上好的学校，以后有一个好的发展，不要像自己那样漂泊异乡，干一些城里人不愿干的甚至被城里人瞧不起的活。
民工子女上学的政府责任
“他们从小在城市生活读书，却不能成为城市中的一分子，被管理体制排挤到城市的边缘。应该称呼他们为‘城市新市民’。”北京社会科学院流动人口教育与培训中心主任韩嘉玲曾经针对北京市流动人口子女做了一项调查。其中有这样一个问题，你是哪里人？答案有两个，一是老家人，二是北京人。“我后悔当时没有设定第三个选择，即不知道。因为在最后收上来的问卷中，就有不少孩子在问题旁边画了一杠，另写：中国人。”
这个结果令韩嘉玲心酸。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时候，她甚至不愿意用“民工第二代”这个词语来称呼这群孩子，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阳光的词语：“城市新市民”。
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员王新新告诉记者：“从根本上来说，农民工为所在的城市创造了财富，他们的子女有权利在这个城市中平等地分享福利。农民工子女就近上学不是城里人对他们的恩赐，而是他们固有的权利。如何来帮助农民工子女学校的发展？我们的政府还需要做些什么？这些都是当务之急的问题。”
“但是面对着繁华的城市，他们只能在简陋的打工子弟学校读书，不能在北京考学，不能有足够的零用钱，更不能像北京孩子一样进一些娱乐场所。他们承受着父母的高期望，却很难从父母那里得到关心和指导。他们庆幸来到北京读书，这使得自己比家乡的同龄人有了更多的见识和生活经历，但另一方面，他们对城市又有隔膜。这是如此隔膜的两个群体，有些孩子甚至觉得北京人就是靠着出租房子赚钱。他们不愿意重复父母的生活，也不认可周围城市人的状态，一方面羡慕崇拜城市人，另一方面又觉得那些都不属于自己。”
王新新给记者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我们要关心这些‘城市新市民’的成长，我认为应该注意这些方面。首先是建立外来工子女就学申报制度，结合计划生育工作，指定机构对学龄外来工子女进行登记，作为政府决策和考核的依据。目前，负责流动人口管理的是公安机关，主要是办理暂住证和出租屋治安管理，并不涉及儿童入学问题。外来工办理暂住证是出于务工需要，绝大多数人并不给其子女办理。因此，外来工子女人数实际上是一笔糊涂账。其次，以‘经费跟着学生走’为原则，对外来工子弟采取灵活多样的财政资助方式。现在有的地方由市本级财政向全市公办学校招收的外来工子弟拨付生均经费，有的是通过发放教育券等形式资助在民办学校就读的外来工子弟。有的是把学校布局调整后闲置的教育设施免费或低价转让给民办学校使用，以降低学校成本、降低收费。这些做法都值得借鉴。”
在顿了顿之后，王新新又告诉记者：“把外来工子弟学校纳入政府管理，建立公办学校特别是名校与民工子弟学校结对帮扶制度，抽调公办学校有经验的校长、教导主任和教师到民办学校担任兼职指导员。比如，广州市天河区，去年在全区推广这一经验，选派公办学校中层以上干部到外来工子弟学校担任指导员。这些指导员在外来工子弟学校全职、无偿工作，为学校管理和教学出主意，促进学校上等级、创特色、出品牌。目前，该区已有7所外来工子女学校晋升为区一级学校。最后，我们应该鼓励各类市民团体、大学生志愿团体到外来工子女学校进行支教和帮扶活动，组织公办学校学生与外来工学生共同活动，拉近外来工子女与普通市民之间的心理距离。否则，孩子长大进入社会后，不同阶层之间的互相接纳就有麻烦了。如果外来工子弟从童蒙开始就打上标签，圈定在弱势环境中成长，这些‘城市新市民’今后如何能认识、融入本地文明社会？”
武汉：谁该对民工健康负责？
本报特约记者 渐 飞 本报记者 张 辰
民工王昌胜死里逃生
4月9日，武汉狂风大作，暴雨如注。汉口一个建筑工地上，48岁的王昌胜坐在工棚里望着外面说：“又可以休息一天了。”
王昌胜是从随州农村来武汉的，记者见到他时，他在汉口一个建筑工地上。当时，他正与工友挤在工棚里吃饭。他又黑又瘦，捧着饭碗的手，虎口处裂了几个大口子，指甲缝里还残留着黑糊糊的一层泥。谁能想到，就在一年半前，因为胃出血，他差点没了命。
2000年9月，王昌胜来到武汉，通过老乡介绍，到汉口一家建筑工地当小工。平常，他在建筑工地上拆迁、挑石灰，一天工作10小时，工资是30元钱一天，一个月一天都不休息，这样下来每个月除了300元钱左右的吃用，能存上600元钱左右。
去年，王昌胜在一个拆迁工地上做事。每天从早上6点工作到晚上7点，中间只有半小时的吃饭、休息时间。赶工期时，甚至要加班干通宵。肚子饿是常事，饿了就只能忍着。时间一长，就把胃给饿出病来了。
前年冬季，他在工地上抬砖块，突然觉得胃阵阵抽痛，比往常来势更凶猛。他不想让工友顶班，就硬撑着继续干。哪知，歇了一会儿之后，胃越来越痛，豆大的汗珠开始一颗颗地从额头滴下来，浑身没有一点力气。
去班长办公室请假的两分钟路程，他足足走了15分钟。晕乎乎回到宿舍，倒在床上就起不来了。四顾无人，王昌胜感觉要出事，呼吸困难，心好像要跳不动了。
到了下午3点，王昌胜开始吐血，咖啡色的。傍晚6点多，妻子从工地回来，见丈夫这个样子，急得不知该怎么办才好。赶忙叫了辆三轮车来，想送丈夫去医院检查，但王昌胜死活不肯。他说，老婆，不要去大医院，那里要好多钱的，我们花不起啊。老婆一边哭，一边带着丈夫去了家私人门诊。
诊所医生没有多问，就给挂了瓶吊针。王昌胜刚觉得心里舒坦一点，但针头一拔掉，马上又开始吐血了。医生说，赶紧弄到大医院去，不然要死在我这儿了。
送到一家大医院时已经是晚上9点多。医生一检查，发现是严重的胃出血。当时两人掏遍口袋，总共也只有500多元钱。没钱治，怎么办？王昌胜对妻子说，咱家上有老下有小的，父亲年纪也大了，就不用治了吧。妻子当场在医院号啕大哭，说什么也不肯放弃治疗。
后来王昌胜在医院动了手术，加上住院，前后一个多星期，共花了1万多元钱，全部是从亲朋好友那儿七拼八凑借的。在医院多待一秒都是难受，多住一分钟都是钱啊。王昌胜不顾自己身体还没痊愈，很快就出院了。
“医生说，像我这样得过严重的胃出血后，不能干重活，可是没有办法啊，不干活，怎么还钱，怎么养家呢？”王昌胜带着一丝不太容易发现的愁苦，“出门在外的，就怕生病呀，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把身体养好，不要再拖累家人了。”
面对“三大杀手”，还能扛多久？
内科专家指出，王昌胜患的胃疾实际上在民工群体中是普遍存在的，“从他们的工作性质来讲，远离家庭，毕竟生活上的照顾比较少，饮食不规律，冷一顿热一顿，所以胃病比较容易出现。还有工作强度也比较大，一般从早晨忙到夜里，所以身心比较疲劳，有时候赶施工进度，精神比较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容易出现消化系统、神经系统的病变。”
然而让人担忧的是，由于条件限制，很多民工对身体出现的健康问题并不十分重视，常常是能扛就扛过去了，这一扛，就扛出了不少健康隐患。
武汉中原医院不久前曾为当地的民工进行了免费体检，检查结果显示，民工身体健康状况不容乐观。中原医院的周晖主任表示，医院方面为民工进行了血液生化、胸透、B超、尿液分析等项目的检查，还进行了外科、五官科、男性专科、女性专科等临床专科的免费检查。前来体检的民工80%集中在建筑和餐饮行业，大部分人每天工作时间在8至10小时左右，有的长达12个小时甚至更长。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流动性大，卫生、生活环境较差，没有医疗保障、卫生知识缺乏等等，这些使他们成为传染病、食物中毒最易暴发的一个群体。检查发现，40%以上的民工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健康问题，其健康状况远低于城市市民的平均水平。首批参加体检的121名民工中，就发现了1名急性肺结核患者，乙肝“大三阳”“小三阳”共有28名。不少农民工患有肌肉劳损、骨质增生等疾病，这与他们工作时间较长、劳动强度大有关。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也是民工的高发病，这与民工饮食卫生条件、工作环境粉尘污染有关。
尽管检查是免费的，仍然有相当数量的民工没有能如约来参加体检。周晖表示：“一是部分用人单位不准请假，他们不肯因为体检而耽误自己的工期；二是部分民工心疼请假扣掉的半天工钱。不少民工在武汉打工10年以上，却从未进行过系统的体检。可是他们还能扛多久呢？一旦患病，对他们来说，不仅会威胁到个人的健康和生命，还会因此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
著名社会保障问题研究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郑功成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经济收入有限，加上缺乏基本的医疗保障，民工们在打工的城市生病了能扛就扛，随他们漂泊到城市的妇女也多是在家或找地下诊所生孩子，结果造成孕产妇和新生儿死亡率较高，普通疾病、工伤、职业病已经成为民工健康的“三大杀手”。民工较为普遍地存在着对城市、医院、单位乃至城市居民的信任危机：一是担心传染上传染病后无钱医治或在医治中受歧视，有的民工被传染后到医院就医时就因交不出巨额医疗费用而返乡，变成了新的传染源；二是害怕被隔离，民工在城市长期生活在边缘状态，长期处于一种受歧视的地位，既缺乏自我保护的能力，又缺乏相应的社会保护机制，从而形成很害怕被隔离的心态；三是部分雇主因生产经营问题而停工停业，随意辞退民工，或者不再支付民工的工资，导致民工生活无着，使得他们不得不无奈返乡。
民工生命健康受威胁，谁之责？
“干的是最脏、最累、最苦的活儿，住的是最挤最闷的‘窝棚’，吃的是最差最少的饭菜。”这句出自一位民工之口的话可以看作是当今多数民工生活的缩影。在武汉很多的工地，记者都能看到类似的一幕：在一家工地，10多顶绿色帆布帐篷散布其间，这就是工人们的“宿舍”。靠近院门的左侧，在一个临时搭建起来的简易伙房里，一名炊事人员正在一块横放着的木板上面切刚刚洗过的萝卜。尽管已经洗了两遍，但洗完萝卜后的水依然浑浊。旁边的一个水泥池子里盛放着半池水，池底上似乎是一层泥土，黑乎乎的。池水就是平日的生活用水，是用水管从别处抽过来的。如此简陋的建筑竟然是整个院内唯一的“伙房”。其他工地的伙房，其主体也就是一个燃煤大灶，要么直接设在工人住宿的帐篷里，要么兼作炊事人员的宿舍。
“冬天情况还好一些，夏天那些冬瓜放在地上，苍蝇爬来爬去，有时候师傅连洗都不洗，一下就放到锅里了。”在这些工地，民工食堂连最起码的硬件设施都得不到保障，更不要说规范操作了。在这样的环境下，任何一个环节中都潜伏着食物中毒的隐患。
这种简易食堂墙上都没有贴卫生许可证。一民工告诉记者，就算有证也是走形式。食堂师傅的健康证只要交点钱就能办，从来没听说他们去体检过。
然而当记者问到，“住这样的地方感觉如何？”“吃这样的饭菜感觉怎样？”“现在的生活对健康有没有影响？”一位民工的回答只有三个字：“习惯了！”没有餐桌，也没有大鱼大肉。下班后，他们就这样几个人围在一起，架几块砖头，铺上一块木板，就可以吃饭了。健康，成为这群人最自信也最无奈的一件事。
对于民工的饮食卫生安全保障，国家卫生部法规司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除了国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外，各地也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法规和管理办法来保障民工的饮食安全。如《建筑工地卫生防疫要求》、《工地食堂卫生管理要求》等。
既然有这么多法规保障，为什么民工的生存质量依旧被严重忽视呢？这位工作人员解释说，主要原因一是建筑工地的主管部门，还有建筑工地的负责人对食品卫生重视程度不够；再一个就是民工的法律意识，尤其是对食品卫生的法律意识不高；第三就是监督管理工作也存在一些薄弱的环节。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春光研究员认为，民工生命健康受到威胁，归根结底是卫生部门监管不力所致。
“市民待遇”对民工是种奢望？
据统计，武汉市的外来流动人口有120多万，大部分是进城打工的民工。据武汉市卫生部门的调查，农民工中流行病、职业病的患病率普遍高于常住人口，在2000年武汉市结核病防治所的一次抽样调查中发现，其感染肺结核的比例比常住人口高出近一倍，其中患有传染性肺结核的比例也比常住人口高出一倍。在获得“市民待遇”以前，他们子女的免疫等问题是“心中的痛”。计划免疫只针对有本市户口的居民，一些民工的子女如要接种疫苗，不得不劳神费钱回原籍接种。
仅乙肝疫苗，就要分期接种3次。大部分民工为了省路费，索性就不接种。这给他们的身体健康留下极大的隐患。记者发现，医疗费用的高低是决定民工是否就诊与怎样就诊的主要因素。一些就诊方便快捷、价格便宜的个体诊所因此成为首选。和大医院相比，一些集中在背街小巷和城乡接合部的个体诊所更受农民工的青睐，但其中不乏非法行医者。除了证件不全，非法行医的诊所还存在消毒不严格、诊疗不规范等问题，极易造成交叉感染，增加疾病传播的可能性。
在武汉打工的孝感农民刘江，今年48岁。今年2月份，他在医院里检查发现患有肺结核。医院马上将他转送到区结核病防治所。刘江说，开始觉得浑身乏力，以为是太劳累了。防治所给他拍胸片作了检查，强制他要接受治疗，连续吃药半年。正当他担心无力负担医药费时，医生告诉他，这一切都是免费的。
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治疗一个疗程需半年，需药费300多元，复治病人一个疗程需花药费近700元，再加上拍胸片复查、查痰等等费用，高达数千元。
刘江说，如果是自己掏钱就会放弃治疗，“慢性病可以挺一挺。”比起前面的民工兄弟，刘江赶上了好时光。武汉市实施的结核病防治计划项目，让每一个患者都可以享受免费治疗的优惠政策，包括民工。民工享受“市民待遇”不再是奢望。
目前，民工的医疗问题已受到关注。国内个别城市在已经开始进行的城市医疗救助制度试点中，将民工纳入到救助对象中。比如深圳市，针对外来劳务工在深圳就医难的问题，提出了初步的解决方案，即每月只要缴交20元左右的医疗保险，就既可保“住院”又可保“门诊”，这意味着劳务工在深圳也能用医保看门诊。
重庆：民工的“性福”生活在哪里
“休息日的时候，会和工友闲逛，去解放碑附近看美女。”25岁的于贵有略有些羞涩地说。在他刚到重庆市里打工时，就有同村先进城的伙伴告诉过他，重庆的解放碑附近是美女密集的地方，平均每五秒钟就能见到一个美女。
一个25岁民工的苦闷
采访时间恰好是周末的晚上，他刚从外面吃了“串串香”(重庆街头的低档火锅)回来。“我们一个村出来打工的几个人因为打不同的工，过完年到现在都没有见上面，今天好不容易才凑到一起，大家凑的份子。”说话的时候，于贵有口齿显得有些不灵活，他解释说因为高兴喝了好几瓶啤酒。“吃完饭他们都去‘斗地主’了。”
于贵有和他的伙伴们的业余生活很简单，就是喝喝酒打打牌，偶尔去街上看美女“养养眼”。于贵有是重庆郊县的农民，到市里打工已经五年了。“我前年娶了老婆，一个村子的。她在家照顾4个老人，我想去远一点打工但是不放心家里。”但事实上，除了过年，于贵有几乎很少回家，他在一家建材市场帮人家上下货，一个月能挣上600元，自己一个月大约用掉200元，剩下的全部给家里。他住在石桥铺附近，一间10平方米左右的屋子住着4个人。于贵有告诉记者，他原先住在石桥铺白鹤村的一个四层小楼里，14间房全部是租给打工者的。“那里全村居民几乎都修了房，绝大多数用于出租，因为租金相对较低而供不应求，起码住了上千民工。”回忆过去住的地方，他的语气中流露出淡淡的感伤，“每天傍晚下班的时候，像我一样的人往来不断。不过过完年后老板告诉我，要拆迁了，我只好搬了，还住在附近，习惯了。”
说起老婆，于贵有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觉得挺对不住她的，家里的事情全靠她了。我挺想她的，两年了很少在一起。”他的喉咙沙哑起来，“以前住的一个舍友趁着这次搬家把老婆接了来，看见他们两口子，我很难受，我也想接她过来，但是条件上是不可能的。”于贵有说，老婆很贤惠，但是没有城里的姑娘漂亮。“样貌一般，没得钱打扮，不像城里的女孩子打扮得那么‘妖精’。”他饶有兴致地比较着，眼睛一会儿亮一会儿黯淡。
于贵有告诉记者，他当时并不想这么早结婚，因为家里条件不好，他想等挣上“大钱”了再考虑。但是父母怕他在外面染上坏习惯。“村子里有这样的人啊，在外面打工时玩小姐结果得了性病，花了好多钱都治不好。”于贵有的婚事是父母决定的，对此他显得有些无奈，“而且他们上了年纪，一方面想早点抱上孙子，另一方面也需要人照应。我是独子，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对长久过不上夫妻生活，于贵有坦言很苦闷，说自己原先并不是多喜欢喝酒，但这一两年喝得多了。“喝完酒吗，就和他们‘斗斗地主’，看看有刺激性的碟子。曾经有工友拉我去找小姐，我不肯去，要花钱不说，还可能得病。”高中毕业的他平常经常看报纸，“报纸上都写着有人因为找小姐得上了艾滋病，那会要人命的。我是我家惟一的苗，要传香火的。”
两份调查
于贵有说，自己目前的条件比起很多“棒棒”(重庆对帮人挑货者的俗称)算是好的，等再好一点，还是要把老婆接来，以解相思之苦。“我去看过‘棒棒’住的地方，像我现在住的这么大小的屋子，阴暗、潮湿是一样的，但里面住了20个人，一种特制的上、下两层‘大床’，每层有10个铺位。虽然便宜，2元一晚上，但是太难过了。”他皱皱眉，“我有能力的话，还是要把老婆接来，哪怕房租贵点。不接来不行啊，我是个正常的男人。”
今年1月，重庆市民营企业家、市工商联会长尹明善曾组织各区市县工商联，对重庆自营劳动农民工现状进行了调查，并形成了《城市自营劳动农民工现状调查报告》。在这份调查中，有数据表明，重庆城区约有36万农民工，其中85%以上都是本市户籍，其中自营农民工30余万。他们群居在最廉价、最不卫生、最不安全的陋房内，极易患上各种疾病。人均占用住房面积少则3平方米，多不过10平方米，有的甚至住楼梯间、危房、工棚等，因此能过上正常夫妻生活的民工很少。
该调查表明，来自本市农村的占总数的85%，男女比例为62∶38。他们整体文化水平低，文盲占6%，小学文化占47%，初中文化占39%，而像于贵有这样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的仅占8%。“上不起学，所以出来打工。因为没有文化，一些民工根本没有性病知识，在极度空虚以及性压抑下，会采取找‘小姐’的方式来解决，染上性病后大多也是通过自购药品治疗，或到私人小诊所就医，根本无法治愈。”重庆社科院一位学者如是说。他指出，民工进入城市后，仍然维持旧有的思维方式，显得与城市发展节奏格格不入。《城市自营劳动农民工现状调查报告》也显示，民工白天忙于生计，晚上无所事事，只有通过看电视、看录像、打牌或到一些不健康的娱乐场所去“消遣”来打发时间，有的甚至走上了违法犯罪道路。而部分独身在外的男女青年农民工以滥交朋友来填补精神空虚，把这种畸形的男女关系作为发泄和寄托对象。
3月底，辽宁营口女医生孙云环上书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为民工申诉“性权利”。一时间，关于民工的“性权利”成为一个热闹的话题。而记者从重庆当地的一家媒体了解到，重庆沙坪坝区有关部门对100个民工的精神生活状况展开了调查，结果显示性压抑成为民工一大痛楚。与《城市自营劳动农民工现状调查报告》所述相同，民工消遣方式单一。男性民工无所事事67%、找老乡聊天40%、“斗地主”或者打麻将19%、打电话19%、喝酒11%，5%的男性民工坦承自己找过“小姐”。而女性民工主要的消遣方式有：给家里打电话52%、逛街35%、找老乡聊天28%、看书读报27%、吃完就睡20%。
调查显示，50%的男性、53%的女性民工表示，他们交朋友的渠道是老乡，除此之外，48%的男性、66%的女性的交友对象是“一起打工的”。
在“据您所知，其他跟您一样在城市打工的人很久没过性生活了，他们会选择干什么”这一道选择题时，男性民工21%选择“找小姐”、18%选择“整夜睡不着”、18%选择“喝酒麻醉自己”、25%选择“看黄色录像”或“讲黄色笑话”；女性民工有19%选择“拼命干活发泄”、5%选择“强忍着”。
调查显示，已婚夫妻打工而两地分居，长期没有性生活时，24%的男性、33%的女性“整夜睡不着”。39%的男性、55%的女性民工通过“给家里打电话”来度过漫漫长夜。
于贵有告诉记者，最近他也在报纸上看到了这条新闻。“就是一个新闻吧，不可能有具体的解决办法。‘性权利’就是一个概念吧，比这个更紧迫的事情多了。我觉得，和同伴们互相发发荤段子，笑一笑也就过去了。”
爱情漂在重庆
这些天，23岁的杨莉正在和男朋友李俊闹别扭，所以看见亲热缠绵的情侣客人就生气，服务的时候有时故意装作没听见他们召唤。正是上生意的时候，老板看了把她拉到旁边一顿臭骂，她一脸的沮丧。一直非常繁华的南滨路今年因为受拆迁的影响，餐饮生意开始冷清，杨莉打工的店生意也没有以前那么好，随时有减员工的可能，但杨莉的心思全然不顾这些了。
杨莉在重庆南滨路上的一家火锅店做服务员。她的家也在重庆的郊县，打工已经七八年了。“我南下到过广东的东莞，在那里的一家鞋厂做。渐渐年纪大了，在那里也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就回来了。”她语气平淡地告诉记者，仿佛在讲一个不相关的人。
有数据表明：在外打工的农民将近80%左右的人都表示最终是要回到家乡寻找配偶的，他们普遍认为外面的感情不牢靠。“广东男人大男子主义，我受不了。其他地方来的，我连对方有没有结婚都不知道。”杨莉就是有这方面亲身感受的一个。她和男友的分歧是：男友不想结婚，借口是要多挣点钱，但杨莉不这么想，父母还不知道她已经和男友同居一年多了，期间还打过一次胎，她想赶紧结婚。“从小父母就告诉我，女孩子行为举止不能随便，不然会遭到别人的指点。但现在，唉！”她叹了口气，“我不想再拖了，就认他了。”
问她是不是很爱男友，她反问记者：爱情是什么？神色怆然。她透露说，男友对她并不是很好，根本没时间也没精力来照顾她，她也希望如同城里的女孩一样被人呵护，但她明白自己的条件，所以不奢望。“只要有自己的家就好了，趁着年轻生个孩子就巩固了。”她又叹了口气，直言不讳地说，“这么多年在外面打工，虽然苦，总觉得比家里强，因此不想回到农村，就想在城里呆着。”
记者从掌握的数据来看，民工寻找“另一半”的主要途径是老乡介绍、婚介征婚、自由恋爱、媒体征婚等几种方式，但成功率往往很低。由于出身不同、地位悬殊，找个城里人更成了他们的梦想，甚至使一些人丧失了在城市里继续生活的勇气。四川大学华西心理卫生中心的马愉根教授指出，对民工的性压抑和性饥渴，社会应该给予一定的理解，并且需要积极疏导，如果任由民工自行解决或沉溺其中，势必会给社会带来一定不良的影响。
沉默了好一会的杨莉在记者准备结束采访时又开了口。她像是下定了决心，说要再去和男友好好谈谈。“如果还是不答应，怎么办？”记者问她。她摇了摇头，说不会离开他的，已经过惯了和他在一起的生活。“有个男人在身边，还是好的，起码不寂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