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美国委员会

中国政府已将刘晓波隔离在中国东北一家医院的病房里，拒绝了他希望出国治疗的要求，称那是为了确保他在患晚期肝癌期间得到最佳照料。

但刘晓波的支持者说，自2008年以来一直羁押他的政府希望控制他最后的日子，不让他实现他为之奋斗终身的目标：每一个人在免受专制控制和审查下生活、说话和记忆的权利。

“关键是控制他说话。他们不希望他能够自由地说话，”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中文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说，他编辑过刘晓波的短文和诗歌的英译选集。“如果让他出国治疗的话，他也许会说话，这是那个政权所害怕的。”

刘晓波曾写下“冤魂”对官方的恶行死不瞑目这样的文字，北京似乎害怕他将成为其中的一个，甚至在死后也激励着反对政府的人。负责治疗刘晓波的医院周二说，他处于“感染性休克”和器官功能丧失状态，表明他的病情严重。

有关刘晓波的数量巨大的国家审查和宣传，正是他的影响力仍顽强存在的例证，即使是在他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近七年之后，在他最后一次被拘押、并以煽动颠覆罪被判处11年有期徒刑近十年之后，以及在共产党指责他为支持1989年席卷中国的学生抗议活动背后的煽动“黑手”28年之后。

自从2008年底被捕以来，刘晓波一直不能自由地说话，自从他在2010年被授予诺贝尔奖以来，他的妻子刘霞一直处于警方的严密监视之下。但最近，中国当局已在国外发布了一些图片和视频，以给人以这对夫妇感到满足、并且很配合的印象。

“他们希望能控制一切，如果他出国了，他会处于他们的控制之外，”中国文学退休教授、刘晓波的朋友崔卫平说，她现在住在洛杉矶。“这一直是政府对付异见人士的净化方法——尽量减少他们的影响力，不让他们成为焦点。”

然而，尽管政府希望刘晓波保持沉默，希望确保他遗留下来的东西尽可能快地消失，但他的支持者们不顾强大的限制和警方的警告，已经行动起来。他们想为他赢得说话的权利，让他能出国寻求姑息治疗，以及能决定别人如何纪念自己。

一些同情刘晓波的人去他所在的医院，试图看望他，但医院里的警察阻止了他们。有些人组织起草了一份请愿书，呼吁让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得到自由。刘晓波的一些长期的朋友已收到不要讲话的警告，或已被警方严密监视，其中包括周舵，他曾在1989年6月3日和刘晓波联手，随着全副武装的军人降临天安门广场，与另外两个朋友一起与官方谈判，让留在广场的抗议者安全地离开了那里。

“让刘晓波这样渡过自己最后的日子，不会给政府带来荣誉，但他们会坚持这样做，”温克坚说，他是试图到医院看望刘晓波但未成功的朋友之一。“我觉得，我们能为他争取到他想要的东西的可能性极小——那将需要体制发生巨大的变化——但我们必须尽力而为。”

现年61岁的刘晓波上个月被从监狱送到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沈阳位于北京东北方向630公里，官方当时透露，他的癌症已进入晚期。刘晓波已表示，他想去德国或美国接受治疗。虽然中国政府并没有断然拒绝这个要求，而政府给人的印象是它表示同意的希望不大。

但是，中国政府在刘晓波快死的时候仍关着他，这已经把自己的形象搞坏了，廖亦武说，他是流亡柏林的华人作家，认识刘晓波。中国国内关于刘晓波的新闻报道受到严格审查，除了少数几个英文网站外，报道几乎不提他的病情。廖亦武说，但是憔悴的刘晓波躺在医院病床上的图片，在看到它们的为数不多在中国人中引起了愤怒和憎恶。

“关着他，不让他出国治疗，这实际上让他所具有的象征性意义更强大，”廖亦武在电话中说。“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他，我觉得这更强大。”

围绕着刘晓波的紧张气氛也延伸到了国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人权游说流露出鄙视的态度，就在倡导人权的组织呼吁采取行动的时候，西方国家的政府在权衡对刘晓波的情况该施加多大压力的问题。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周一指责释放刘晓波、让他出国的呼声是外国人“干涉”中国内政，尽管受政府邀请前来为刘晓波作检查的一名德国医生和一名美国医生说，他可以旅行，而且他们各自的医院都会为刘晓波提供治疗。

“政治上可以百分之百地肯定，共产党不希望刘晓波获释或者离开中国，”刘晓波的朋友、笔名莫之许的作家赵晖说。他说：“我们能让刘晓波获释的全部可能性取决于外部压力。”

但到目前为止，包括特朗普总统在内的大多数西方领导人对刘晓波的事情都未公开表态，只是让下级官员发表些评论。

据政府一名高级官员说，特朗普上周在德国汉堡举行的二十国集团会议间隙与习近平见面时，没有提刘晓波。因为所讨论问题的敏感性，这位官员要求不具名。但特朗普的国家安全顾问H·R·麦克马斯特(H.R. McMaster)曾向中国官员提出刘晓波的问题，要求允许刘晓波在妻子的陪同下出国治疗，上述官员说。

欧洲领导人也谨慎地选择他们的措辞。法国外交部曾在6月29日表示对刘晓波的病情“忧心忡忡”，呼吁中国以人道主义的理由释放他。

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的一位发言人周一说，“刘晓波的悲惨病情是总理极为关注的一个问题”，还说“她希望在刘晓波及其家人的问题上能看到一个人道的信号”。

诺贝尔和平奖在奥斯陆颁发，刘晓波被宣布为获奖者后，中国政府向挪威政府发泄了不满，减少了与挪威的外交和经济合作。直到今年关系才恢复正常，挪威政府对刘晓波患晚期癌症的事情作了小心翼翼的表示。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情况，我们正在密切关注。我们等待了六年才与中国恢复了正常关系，”据挪威的新闻报道，挪威外交部负责通讯的佛罗地·O·安德森(Frode O. Andersen)说。“我们为他和他的家人祝福。重要的是他得到医治。”

不能保证习近平会向更强大的外交压力屈服，释放刘晓波。过去几十年中，中国领导人曾愿意在批准政治犯保外就医后，把他们释放到西方国家。这些政治犯中包括在同龄人中最著名的异见人士魏京生，在比尔·克林顿总统向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提出魏京生的事情后，他于1997年年底来到美国。

但是随着中国政府越来越自信，对西方的批评越来越不耐烦，政府已停止了那种做法。习近平似乎特别不愿意作出可能削弱其强者形象的让步。

“中国政府拒绝接受让刘某某到海外治病的呼吁是合法的，”《环球时报》英文版在周一的一篇社评中说，这是一份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党报。社评还写道，无论如何，“西方主流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愿意干涉中国的主权事务。”

即使在刘晓波去世后，给他办后事的安排也可能成为争论的焦点。中国的法规说，监狱对囚犯的后事全权办理，即使家人反对也可以将囚犯的尸体火化。

但是，“关于保外就医的服刑人员权利问题的所有方面确实存在着很多不清楚的地方，包括办后事的权利，”对话基金会创始人康原(John Kamm)说。

中国政府几乎肯定会试图阻止让刘晓波的任何墓地成为不同意见者的朝圣地。文革期间因直言不讳被枪决的作家林昭的墓已经成为一个这样的场所，刘晓波的吸引力会更强大。

德国和平主义者、反对纳粹的人卡尔·冯·奥塞塞尔基(Carl von Ossietzky)是1935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他在遭受多年迫害后，于1938年在监禁中去世。刘晓波将成为冯·奥塞塞尔基之后的第一位实际上在监禁中逝世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