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华转自《参与》 来源：微信 作者：公子沈
“公子犯堂”的读者可以已经注意到，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下行的通道。GDP增速逐年下跌，衰退的大趋势已经难以阻挡。照目前下滑的速度，过不了几年，中国的实际GDP将降到3%以下，与发达国家接近，然后达到停滞的状态。
以中国的人口规模、区域差异、贫富差距、社会机制、民族矛盾、体制特点，只要经济发展有丝毫停滞或接近停滞的趋势，那就意味着会产生出大量的失业人口，将不可避免的引起社会和经济大动荡。
在动荡来临之际，除了极少数人以外，全国人民的生活都将受到巨大的冲击。
不要再以为我危言耸听。你去问问上一辈人就知道，中国历史上最近的几次大动荡距离我们都不遥远，我们父母和祖父母两辈人都经历过不止一次。你敢说，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难道历史就一定不会重演吗？
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事实证明，这句话是中国千年以来颠朴不破的真理。
在我看来，虽然历史的车轮难以阻挡，但是有一些灾难并不是不可避免。中国GDP增速逐年下跌，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只要我们控制得当。我相信中国的潜力，也相信中国人的创造力。
但是可悲的是，在我经过大量的调查和理性分析之后，我并没有发现我们对中国模式进行过任何深刻反省和改革行动，所有人还沉浸在所谓“中国模式”的虚幻当中，甚至觉得替代欧美模式指日可待。
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就拿中国模式最典型的一个特点来探讨：寻租（rent－seeking）。
在我眼里，只要中国的寻租问题不能在制度上予以控制和解决，中国就不可能有伟大复兴的机会，今天一切表面上的糊墙纸行为都毫无意义。
无论建多少“和谐号”，这个国家也没有和谐；无论建多少“复兴号”，这个国家也难以复兴。
那么，寻租到底是什么东西？
按照经济学家戈登•图洛克（Gordon Tullock）的定义，寻租是指在没有从事生产的情况下，既得利益通过垄断社会资源或维持垄断地位，从而获取利润的寻利活动。
毫不夸张的说，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就建立在寻租经济体制上。所谓的中国模式，其实就是一种寻租模式。
寻租就像领航员，可以引领和带动中国的起飞，但是不能一直陪着中国高速飞行。照目前领航员指挥的方向飞下去，越飞越低，还没等到大家担心的“硬着陆”，就已经撞上前面的山峰，同归于尽，粉身碎骨了。
我的证据是，为了防止利益受损或拖延改革阵痛，中国经济还在继续依靠寻租体制，即使我们发现后者已经恶化成了一个制约中国经济恢复健康的毒瘤。毒瘤的治疗拖得越久，就越难攻克，随时会引起各类并发症，暴毙而亡，无药可救。
寻租体制就是中国经济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但是为了保卫既得利益，他们害怕改革的阵痛，只能一边苟延残喘，一边为自己做好资产转移和随时跑路的准备，同时又用所谓的“中国梦”迷惑吃瓜群众，让底层民众和基层官僚以为形势一片大好。
直到某一天经济驱动力不足，发动机突然熄火，大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此时他们早已携巨款逃之夭夭，把其他人留在水深火热之中争相伐戮、自生自灭。
寻租不是两败俱伤的零和游戏，但是它是一种负和游戏。也就是说，输家的损失远远高于赢家的获利。当既得利益的非法获利颇丰，社会上普通人的损失不仅惨重，而且还远多于既得利益的获利。当损失达到一定的程度，危及人民群众的生死存亡，反对的声音就会出现。
古今中外，任何相似的体制都出现过这种现象和结局。
我们先来看寻租的基本现状。
中国目前典型的寻租模式，就是通过政商结合方式，极少数人掌控全国经济命脉，全面垄断工业制造和民生服务，包括石油、电力、煤气、烟酒、银行、保险、电信、铁路、航空、军工等各个重要领域。
由极少数人为代表的国家体制，从中获取超额利润，并通过极为复杂和隐秘的手段，向少数既得利益集团和个人输送和分配，造成极为不公平的财富分配结果。
更关键的是，这一切都是在不为人知的潜规则底下做到的，一切都顺理成章，几十年来成绩斐然，以至于所有人都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状态，把这种潜规则当成了新常态，也难怪某薄姓人士在法庭上表示不服。
按照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王建国教授的说法，中国模式是一种“中央集权控制下的市场管制经济”，他把这种模式称为“权控经济”。
改革开放初期的寻租，可以算作“权控经济”下的产物。当时的“权控经济”创造出了生产力，因为我们的起点非常低，刚刚从零起步进入市场经济领域。
例如，从1958年到1977年的20年时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仅仅有可怜的4元，农村人口甚至不到2.6元。所以，自从改革开放引入资本主义，立刻让人们尝到了甜头，领导吃肉我们喝汤，对于一直连汤都喝不上的老百姓来说，已经很满足了。
“权控经济”似乎是拥有后发优势的国家必经的一个阶段，我们确实做到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寻租看似没有多大的问题。
但是，发展到现在，当有极少数人的超富达到夸张程度，占有相当比例的社会和财富资源，而少数人富了一点点却面临极大压力，大多数人虽然脱贫但富不起来遇到瓶颈，这时候我们再看，“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开放路径到底是什么？
邓小平有一句结论：“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
中国人喝汤喝了30年，汤越来越喝不饱，或者说大家胃口越来越大，却仍然一块儿肉也没见到，继续被少数人紧紧攥在手里。
也就是说，现在“权控经济”已经不再具有生产性，或者说生产性越来越少，寻租所产生出来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
既得利益所获利润，不再属于他们财富创造过程中的一种奖励，变成了即使他们不投入任何努力，也同样收获利润。
据官方统计，某位已经因贪腐下台的副国级官员及其家族，通过掌控石油化工系统，“造成经济损失14.86亿余元。通过法院判决追回的金额至少有5.8亿余元”。这只是给他们留了面子的公开数据，真实的数据必定是天文数字。
在他们把利润放进自己腰包，严重影响了企业经营的效率、责任，以及公开透明的程序制度。他们赚得盆满钵满的同时，国有企业的股东，也就是中国老百姓，从市场垄断中享受到应得的待遇和服务也因此大打折扣。
就拿石化产业来说，中石油和中石化两家公司被《财富》列为世界五百强企业的第三名和第四名，营业收入总计为8700多亿美元。但是在中国开车的人都知道，中国的汽油油品非常差，国产最好的97号汽油，质量甚至不如美国老百姓所用品质最差的87号汽油。另外，中国作为新兴的汽车大国，石油化工企业在世界上又如此之强，可我们老百姓面对的国内汽油价格却高于其他许多国家。
为什么？我只需要随便举个例子你就理解了：自2003年以来，仅中石化一家公司就有连续3任总经理和董事长因为贪腐被查处。当然，同时也少不了蒋洁敏、王永春、廖永远等许许多多涉及石油利益的贪腐官员不停地被查出。更要命的是，他们只是因为抱错大腿比较倒霉，其他的人和接替他们的官商也不见得干净到哪里去。
石油企业好歹属于制造业，但在金融证券等领域，通过各种层层叠叠手段把国家资产转向个人的情况就更加夸张，也更加隐秘。
例如，有的人攀附到权贵或本身就是权贵家族成员，他们便可以轻松的从银行“空手套白狼”，涉及到的贷款金额之高，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根本就不是我们普通工薪和中产阶层所能想象的。
再例如，中国某个保险公司最近几年展示出自己一副把全世界都买下来的样子，显得财大气粗，实力雄厚，为国争光。可是不用我多说，不论你是白领还是商人，你和你身边的人几乎找不出一个人是这家企业的客户。也只有在中国这种国家，才有可能凭空冒出一个默默无闻却拥有巨额资金的神秘企业。
总体来说，既得利益集团的利润来源，已经不再完全靠财富的创造，而是更主要地靠财富的转移。
由于他们是游戏规则的制造者，也是游戏的玩家，那么自然就会在体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中如鱼得水。更何况从法院到媒体，均受到他们绝对的管控，底层民众对里面的小九九毫无所知。
底层民众最清楚的，可能就是股市了，因为我们也都进入了游戏陪玩。
新闻上说，有一个深圳证交所员工，用300万本金获利高达2.48亿。在我看来，这个员工被抓包，除了说明监管体系的问题有多么严重以外，还能说明他这个人没有后台，或者是后台不够硬。这样的小人物都能做出如此令人瞠目结舌的表现，那么后台够硬的玩家的手段和程度可想而知了。
经济学家吴敬琏早就指出过，中国股票市场的监管体系有着极大的缺陷，“操纵股价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他说：“整个证券市场变成了寻租场”。
虽然去年包括证监会副主席、上市企业和证券公司管理层在内的多人被处理，今年又处理了保监会主席、银监会主席助理、民生银行副行长、进出口银行分行党委书记等等，但是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在金融保险等领域根本没能系统性地解决制度问题。
一味的喊叫“反腐风暴”、“严厉打击”等口号，跟几十年来一直嚷嚷的“扫黄打非”没太大区别。你会发现，反腐必然越反越多，越反越腐。
除了国企央企的利润侵吞、金融骗局和股市薅羊毛，税收也是寻租的一种体现。中国曾被《福布斯》列为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第二严重的国家，另外许多隐形税收、重复税收、地方的苛捐杂税更难以计算。
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大臣柯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说过一句话：“征税的艺术在于从鹅身上拔最多的毛，但只让它们发出最少的嘶吼声”。
税收到了国家体制，与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一样，收入所得用于私利和他途，根本没有最大化地受惠于老百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贯彻得并不彻底。
例如，2014年中国的医疗支出占GDP的比例为5.55%，排在全世界中下水平，远低于美国的17.5%或日本的10.2%，只比卫生条件惨不忍睹的印度高一点。
为什么中国当局在惠及全民的医疗和教育上的开支比例这么低？一切的根源还是在寻租体制本身。
对于一个寻租体制来说，它运作的根本目的就是寻租，为少数既得利益服务，不惜成本的保护既得利益和体制，例如每年高达近1万亿人民币的维稳经费，而且这个数字连年飞速递涨，从2014年起突然就不敢再公布，现在有多夸张我们无从得知。
寻租这么严重，为什么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民众对体制表达了支持而不是反对？
首先，大家考虑到成本，觉得并不值得。与改革开放之前，特别是文革时期进行痛苦的对照，大家就觉得，现在有口饭吃，有点钱赚已经不错了，宁愿维持现状，不希望过去的场景重现，害怕历史再次重演。
其次，金融和房地产泡沫掩盖了实体经济没落的事实真相，让城市里有房一族赚得盆满钵满，为经济衰退起到了暂时性的舒缓作用。
还有，我们获取的信息、知识、数据全部都是经过删减和过滤的，比如许许多多的寻租案例，我连公司名字和人名都不能在这篇文章里提，否则立刻被屏蔽和谐。
在中国，你们知道的都是他们想让你们知道的东西，而不是你们应该知道的东西。正如格隆博士最近在一次演讲中所言，中国的CPI只是一个“安民指数”，已经没有任何实际参考价值，GDP也都一样。
虽然如此，大家并没有深刻的意识到，寻租体制是绝对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的。它建立在一个不公平、不公开和严重扭曲的基础平台之上，必然蕴含着巨大的不稳定因素。
随着经济不断下行，蛋糕不能越做越大，争食蛋糕的既得利益群体越来越庞杂，它面前只剩下两条路可以走：自我革新或自我灭亡。
无论选取哪条路，都会有痛苦，但是前者是短痛，后者是长痛；前者受损最严重的是既得利益，后者受损最严重的是普罗大众。
我在本公众号“公子犯堂”之前的一篇文章写过，纵观历史，在这片土地上，吃瓜群众永远是任人宰割的对象，根本没有自己选择方向的权力。不论是清末的义和团还是民末的共产，这个国家的人民只会跟风起哄，在历史的弄潮儿带领下走个过场。
不同的是，有的弄潮儿名垂青史，成了伟人，有的弄潮儿身首异处，被人唾弃，但不变的是，每一次都受伤最深的都是可怜的中国百姓。
很多人都喜欢说，你是屌丝就不要怪社会，只能怪你自己不努力。但是对于一个社会的观察者来说，一个人的不成功有很多因素，一个社会的不成功也有很多因素，我们必须予以客观冷静的分析。
从科学理性的角度讲，一个人的努力程度虽然很重要，但并不是成功的主要因素，我们不能拿鲜有的个例来证明这一点。
我们都被成功学迷惑了，因为成功人士最喜欢夸大自己的个人努力，把自己塑造成大家心目中的英雄或榜样。他们很少人会把自己背后的金主、裙带关系以及运气因素讲出来。
从穷苦农村出头的成功商业人士属于万里挑一的极少数。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说过：“对于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来说，重要的不是极少数的成功故事，而是攸关身处底层和中层多数人的事”。据他分析，决定一个人成功的最主要因素是他的起点，包括父母的收入、本人的教育程度，还有运气。
这说明，只有提高全民的福祉，包括增加人民的收入和教育水平，那么社会上个人成功的机会和比例就会更大，从而整个社会就能够提高消费、推动创新、拉动经济，建立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社会。
那么，中国的改革方向应该是什么？
在我看来，中国必须尽快大胆地破除已经存在和不断加固了近30年的既得利益网，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全面整治贪腐行为，建立独立的法制体系与有效的民间监督，在司法管辖范围内进行全面市场化，增加全行业竞争，鼓励自由思想和科技创新，增强企业效率。
寻租行为大大减少，有助于改善社会公平程度，并且通过国家机器进行财富再分配，提高人民的福利，减轻人民的生活压力，进而会使人民拥有更多的实现个人梦想的机会。
如果依靠第二产业市场化竞争、第三产业自由创新和增加的民间消费来带动经济，中国的经济表现一定会好起来。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寻租不是过错的根源，但是在经济体制急需动大手术的时候，还继续固守着权控经济体系，任由无孔不入的寻租腐蚀着中国大地，不敢彻底打破既得利益网，不能痛下决心：哪怕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也要啃下最难啃的硬骨头，那么，我们的未来必定是依稀渺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