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一场反右运动不仅打倒了几十万、上百万的右派分子，也使他们数以百万计的家人、亲属受到株连，其中就有上百万的右派子女，文革期间被人蔑视地称之为“狗崽子”。 (博讯 boxun.com)
黄肖路，退休教师，现在居住在美国。其父黄万里是中国水利专家，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他是20世纪初中国著名教育家黄炎培的儿子。黄万里1937年在美国获得工程博士学位。1955年，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动工，黄万里坚决反对。但是他势单力薄，只好在1957年6月在清华大学校刊上发表散文《花丛小语》来发泄心中的不满。
毛泽东看到这篇散文以后不满地批示道：“这是什么话？”《人民日报》随后也以《什么话》为标题发表了这篇散文，作为日后进行批判的靶子。黄万里也因此成为清华大学最大的右派之一。黄万里后来还为反对修建长江三峡水利工程而大声疾呼。但是像他反对三门峡工程的意见一样，决策者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黄肖路生于1946年。父亲黄万里被打成右派时，黄肖路还是北京的一个小学生。
黄肖路说：“我父亲一被打成右派，我在上清华附小，立刻就被一个同学起外号叫‘小右派’。对我十多岁的小女孩来说是心灵上一个特别大的刺激。小学6年级，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58年六一的时候，我们班上小朋友要选两个人到北京市的景山公园去，全市少先队员的优秀代表去参加，就选上我了。结果一个同学就说：黄肖路是‘小右派’，不应该选她去。一起哄，后来就不让我去了。”
黄肖路和她的哥哥考大学都先后受到右派爸爸的影响。
黄肖路说：“ 我二哥60年考大学不录取，就是因为我父亲。对我刺激特别大。那一年因为大饥荒，所以开始有这些教授，戴着右派帽子的人都有所谓的‘神仙会’，让他们谈心里头有什么问题。我父亲就说，如果我自己在政治上犯了错误，我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你送我去监狱或者劳改，没有关系。但是如果影响我的子女上大学，我就完全想不通。那也是因为那个时候，61年，就好像共产党已经饿死很多人了，所以，它也要在某些方面对这些所谓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好像要软一点。后来61年的时候，快高考的时候，清华统战部就又给我二哥报了名。所以61年他又考上了清华大学。所以，等到我65年考大学的时候，我父母认为完全没有问题，所以就没有把我要考大学的这件事告诉共产党派来那个专门给我父亲做工作的那个人。当时我父亲就把录取通知书一看，不录取，他就拿到手里了。后来，他就掏出来说：‘你是不录取。’我心里头哗一下就沉了。”
1966年文革开始以后，黄万里被送往江西一所“五七干校”隔离审查。在此期间，黄肖路曾经去看望爸爸。
黄肖路说：“我先就看见他在屋里头坐着呢。他就跟我挤挤眼睛。那时候属于隔离审查，就好像我是去探监一样。我就先得跟所谓的‘工宣队’还是‘军宣队’的领导谈话。(他们)就说，你父亲表现得很不好。很顽固，不好好交待他的问题。我就说我给他带了一点衣服。实际上他那衣服里呢，有的一个口袋塞点糖，一个口袋塞点香肠。我知道他那‘干校’那时候不会吃得太好。我就交给他了。他就没让我看。我就特别难受。我就哭着回到我妈那儿去了。过一天、两天，就把我给我爸塞的那点吃的都退回来了。说你衣服可以给他，吃的不能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