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美国委员会

不久，中国一批极左派人物撰文对小说《软埋》以及作者方方进行政治批判，认为小说是为地主阶级翻案，否定中共的土地改革政策，并认为当下中国文艺界需要认真贯彻习近平2014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5月22日、23日、24日接连三天，前中共中组部部长张全景、解放军上将赵可铭、中共中央宣传部研究室原主任刘祖禹三位中共高官在红色文化网，分别发表文章《〈软埋〉是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反映》、《〈软埋〉是对土改的反攻倒算》、《<讲话>之后发表<软埋>是极不正常的》，对《软埋》进行政治批判。5月27日，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王诚也在察网发表批判，称“《软埋》其实就是一颗颜色革命的信号弹，通过伪造一个地主家庭被软埋的历史，来为刘文采、黄世仁们翻案。”

对于极左派运动式的大批判，方方也不停地在自己的微博进行回应与反击，称自己是一位自由的作家，并感慨“文革”阴魂不散。方方5月22日写道：“我的写作，一向关注社会进程中作为个体的人的命运。有读者一定要肢解小说，并恶意解读其内容，以夸张的方式，向诸多不读作品的人们传达错误信息，这是他们自己的问题。”“想知道我为什么‘不倒’吗？”方方5月23日再次反击写道。“我身后当然有大背景！而且是巨大无比的背景！他的名字叫常识。常识，这正是你和你的极左伙伴们所缺少的。”

但是到了5月25日，方方微博称《软埋》停印。随后《软埋》在当当、京东等网上书店下架。不过，小说《软埋》却因极左人物的批判与方方的回应，成为热门读物，许多读者赶紧在书店或是淘宝购买还未下架的图书以示支持。《软埋》的Word文档或是PDF文件更是在读者中秘密传播。

方方，原名汪芳，当代著名作家，1987年发表的中篇小说《风景》被视为新写实主义开山之作，代表作有《祖父在父亲心中》、《乌泥湖年谱》。现为湖北省作协主席。她不甘于历史与记忆的被“软埋”，用三年时间将小说写出，2016年8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本来并未引起社会的太大关注。在极左批判之后，不仅“软埋”成为一个热门词汇，用来形容当代中国的历史与记忆，中共土改的历史也再次成为社会热点话题。

20万字的小说《软埋》，讲述的是一位老妇人丁子桃突然陷入痴呆后，她的儿子吴青林无意中发现父母身世的故事。原来父亲吴家名原是山西一个地主家的少爷，全家在1948年的土改中被杀后，隐姓埋名成为医生。母亲原名黛云，在1950年代土改时期，娘家人被杀、婆家全家集体自杀且被“软埋”，即不入棺椁直接被泥土埋葬。黛云侥幸逃出，被吴家名救活，但从此失去记忆。就在吴青林发现自己父母家族的可怕历史时，被记忆折磨了两年多的丁子桃去世，没有和儿子说一个字，她的记忆从此软埋。

方方在小说后记中写到，书名及故事来源于她的一位朋友的母亲。朋友的母亲当年只身从四川逃出，后给人做保姆。后来朋友买了别墅，母亲依然紧张和恐惧，即便得了老年痴呆症，依然清晰地说：我不要软埋。“人死之后没有棺材护身，肉体直接葬于泥土，这是一种软埋；而一个活着的人，以决绝的心态屏蔽过去，封存来处，放弃往事，拒绝记忆，无论是下意识，还是有意识，都是被时间在软埋。一旦软埋，或许就是生生世世，永无人知。”

就这部小说掀起的波澜之时，方方接受了采访。采访用邮件进行，经过删减与编辑。

问：小说后记中你提到你的家族历史片段，能说说你家族在土改中的经历吗？你们的家庭记忆也被“软埋”？关于土改，你查阅过相关历史资料吗？

答：小说内容跟我的家族其实没有任何关系。我在写完小说后，想写一部百年社会动荡和变革之中一个家族的命运，所以就去老家看看。因为我父母的家庭还是非常有代表性的。由于我父母年轻时即出来读书工作，我从来没有去过老家。小说写完后，交给了出版社，然后才第一次回到老家。的确，我在乡下了解到许多过去从未听说的事。几十年过去了，知道一点往事的只剩有两个表哥，其他晚辈也几乎都不知道。小说的原型人物是我朋友的母亲，但也只有一点点痕迹。我在后记里也提到。正是被她母亲所说的“软埋”两个字所击中，放下手上的他作品，开始写这部书。

我是上世纪80年代初大学毕业的，曾在电视台工作，经常下乡去拍纪录片，后来又下乡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这种经历，使我有机会在乡下看到许多无主大宅，或说是老式庄园。也有的宅园会有一二后人，偏居一隅，多是贫困潦倒者，更多的则连主人都没有。好奇中问村民，他们也会跟我说一点当年往事。这些我见多和听多了，便会沉淀在心里。

此外小说中所写的川东，我也专门去过。因为涉及到土改，我自然会查阅资料。很多与土改相关的资料非常小众，毕竟这是过去了多年的事。而这样一件影响到中国社会进程的大事，大家也都忘记得差不多了。现在，倒因为《软埋》一书的遭禁，这些资料反而流传开来。这也让我很意外。当然，我读或查到的，应该比流传得更多一些。我写过不少有历史背景的小说，我的写作习惯就是在开笔之前，一定要把案头资料工作做足。非但如此，我还会去现场查看。几乎每一部小说都是如此。

问：《软埋》以否定土改而引起争议，不过，小说中土改历史并没有正面出现，而是在一位失忆老人的记忆中再现的。与其说这是一部土改小说，不如说是一部土改记忆的小说。可以这么说吗？

答：也可以这么说吧。小说其实并无反对土改的议论，甚至没有反对的倾向。对历史事件不作评价，这大概也是我写作的一个基本态度吧。因为很多历史进程中的事件，经常有着非常复杂的背景和非常特殊的原因。是非对错，不是由一个作家来评判的。文学是人学，我的小说关注是的在这些历史进程中受到冲撞而被改变命运的人。社会事件只是人物的背景而已。甚至，归到这部小说中，我倒是更多的有一种与历史和解的态度。这种和解表现在我对遗忘者的体谅。毕竟这是一段已经过去了大半个世纪的历史，与此相关的几乎整整一代人都业已逝去，留下来的后代也可以放下这些，以向光明处看的心态，过好现在的生活。

所以我觉得他们可以遗忘，但社会精英会应该对这件事有所记录。一个社会的重要事件，不能让时光软埋掉，我们需要记录下来。个人可以不需要记忆，但历史和民族需要。记录的目的是可以以史为鉴，为后来的社会进步提供文本参照。

问：那么，你怎么看土改的历史？既然小说其实并没有正面写土改，你认为，小说《软埋》为什么会触怒极左，引起他们的大批判？

答：我本来就没有对土改这一事件进行正面描述的想法。我只是想写在那样的背景下，一个人和一些人的命运。至于土改本身，我一向的看法是：一个新政权的建立，进行土地改革或许也是必然。实现耕者有其田，抑豪强，均贫富，大约也是一种社会理想。但是怎么改？是否需要这么残酷？是否需要杀掉这么多人？我作为一个人本主义者，持有这样的想法也是显然的。其实这部小说中人物命运是有些悲惨，但却是一部观点温和的小说，仅仅涉及到土改这个题材而已。

之所以引起极左围攻，我想有极左自身原因。因为任何派别一旦走向极端，就会随时寻找攻击目标，如果他们不攻击别人，便会自己相互攻击。只有在攻击他人的情况下，他们方可团结一致。当然，或许有人背后策动，比方我在评奖和评职称过程，对一些四处搞活动的人进行过批评，显然这些人对我也是相当仇恨的。利用极左的情绪，对我个人进行报复大有可能。不然，很难理解，三个退休高官（指前中共中组部部长张全景、解放军上将赵可铭和中共中央宣传部研究室原主任刘祖禹——编注）几乎在同时看了小说，并且同时期写出内容大体相同、文风大体接近的文章。而且这三个退休高官的共同点都是喜欢书画。有时候，一些事看起来很复杂，稍加搜索，追踪寻迹，一下子就能看到是怎么回事。所以，引发这么一个事件的导火索，很可能就是我得罪的某一个人，他寻找他的哥们帮忙，而极左的“网络新文革”也正好需要目标人物作为突破口，他们也要有他们的存在感，发出他们的声音。这个话题，或许正好合他们的意。两下里一拍即合。由此，所有极左的骨干人物几乎全体上阵，没有写文章的，也通过转发表态，声势真是非常的浩大。用词之激烈、之凶狠，也非常让人惊讶。从普通的底层百姓，到北京高官，都来批判这一部小说——一部观点如此温和的小说，的确是不可思议的事。它不可能不成为事件。

实际上，他们从第一篇文章开始，就不是在谈作品，而是针对作家。以他们列出来的罪状，放在过去，都是杀头罪，放到现在，也让官员们高度胆寒。他们甚至是一而再、再而三，一波一波地示意官府：这个人的小说是在反对你们，你们应该严惩她。他们也吃定了官方心理。为了维稳，官方一定会听从他们摆布。

问：赵可铭〝仍然认为文学是阶级斗争或政治宣传的工具〞，这种论调的出现，很容易让人想起文革。你认为为什么如今还会出现这样的批判和论调？

答：我们在大学时，曾经联合湖北省的文学期刊《长江文艺》杂志社做过一次专题讨论，即：文学是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那时间大约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或八十年代初。我们大部分同学都坚决否定“工具论”这一说。三十多年过去了，我认为这是一个早已解决了的问题，根本不用再讨论。文学当然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虽然它时而可以作为工具。但它的本质不是用来当任何工具的。所以，再次看到具有文革风格的文章，我还是吃了一惊，真的有一种“久违了”的感觉。

上海华东师大钱谷融先生曾经有一句名言，这句话深深地影响到我。他说：“文学是人学”。我极认同这个观念。你不能要求一个作家必须是政治家或革命家，要求他们的写作是为政治或为革命；也不能要求作家的写作必须按规定去写，或者按上级要求去写。如果历史上过往作家都是这么写作的，我们今天哪里还有那么多的文学经典可以一读？文学更多的是一种个人表达，无数个人的表达，汇集起来，才是一个时代的表达。

问：《软埋》一方面得到民间文学奖“路遥文学奖”，另一方面遭到左派人士张全景、赵可铭等人的围攻，你自己是怎么理解当下中国这个奇怪的现象？如何看待当下中国这两种严重对峙的情况？

答：我不介意得不得奖。而且我之前也并不知道有一个路遥奖。但在一片批判声中，评委们把路遥文学奖给了我，我还是非常感动并感谢的。这种感动感谢并非是得了奖，而是一种认同。它让我知道，在文学界，至少有不少人与我有着相同想法或相近的价值观。对于极左的围攻，我最初也是备觉意外。先没当回事，因为很多作家都被攻击过。像陈忠实、莫言余华等，他们也都有（受）过攻击。

我是完整经历过文革和改革开放的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一直在反左，反左的力度并且非常大，对社会上影响也很深。很长时间，极左都没有市场，一个极左者，一定会被社会所唾弃，也被众人所厌恶。当然，也许也有文革的拥护者，但那时没有互联网，他们没有发声机会。现在的极左人士其实与文革中的左派也是不同的人。应该说，改革开放让中国社会走出了困境，经济上得到腾飞，但这个过程，很多人都付出了代价，尤其是生活在底层社会的人们。虽然社会整体富裕了，生活比之以前都得到改善，但贫富差距的扩大、日常生活的艰难，比方看病、买房、教育、就业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再加上层出不穷的贪官和永远懈怠的官员如此之类。改革中的失误，许多后果是由他们承担下来了。国家长时间没有修正这些失误，便导致了他们深深的失望感。而他们的声音很难发出去，他们的诉求也经常被忽略，甚至他们积压的情绪也得不到安抚。

互联网让他们聚集在一起，彼此回首往事，怀念当年要穷一起穷，要苦一起苦的清贫岁月，这已成为了他们的精神安慰剂。极左们正是利用这样一些深怀失望感的人。个人际遇，使他们很容易情绪化，只要有人煽动，就会相信煽动者真是他们的代言人。这样一群人的基数非常之大。直到今天，我们的政府，仍然没有拿出更好的办法，来改变他们的生活状态，以及让他们更新自己的观念，从而融入现代生活。我想，要化解现在的对峙，最重要的还是要重视民生并改变民生。这是一件很艰难的事，可能需要漫长的改革过程。

问：1942年5月2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成为中国文学创作指导思想。2014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作为作家，你怎么看待这两个座谈会所造成的影响？

方方：第一个会议中的“延座讲话”，我这样年龄的人，在文革中都学习过。毫无疑问，这个讲话对中国的文学有着极大的影响。第二个会议，我没有参加。毕竟我在国内也不是个积极分子。我虽然在湖北作协当主席，但在中国作协仍是边缘人物。何况我一向也不喜欢开会。没有资格参加这个座谈会，大概也是我们双方的乐见之事。说起来，无论第一次或第二次座谈会，都显示着高层领导对文学的喜爱和看重。他们的观点，自是对中国文学的走向影响巨大。这个影响不能用简单的文字陈述会出现在哪些方面等等，也无法用很精准（的）词汇来作一个判断。或许是一种综合性的影响吧。但需要说的是：一个真正的写作者，无论有多少领导的重要讲话，他们仍然会按自己的内心需求去完成每一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