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善玉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2014年夏天，我们驱车南蒙古全境万余公里，几十个旗与盟都有停驻。对于我来说，蒙古这个集合了非同一般的名词与形容词的伟大存在，更加具象。之前去过几个地方，如额济纳旗、阿拉善旗、鄂尔多斯，都是匆匆而过。王力雄早在二十多年前去过南蒙古不少地方，就生态恶化状况写过[1]：“那些地方当年也都是大草原，是牧区，都是那种一个脚印里就有上百种生物的生态。然而现在，放眼望去，只有光秃秃的山坡，露着大大小小的石头，到处是沙丘，几脚踩下去不一定踩得着一根草。再往内地走，到了人类活动比较频繁的地区。原来也一样是游牧蒙古人的地盘，现在全被农耕者占据，牧人早就挤得一个不剩，都迁移到边境地区去了。”
我们动身前，收到日本静冈大学教授、蒙古人学者杨海英（蒙古名：俄尼斯•朝格图）先生的著作《没有墓碑的草原：蒙古人与文革大屠杀》中译电子版[2]，旅途中用朗读软件在车上播放。经过今被命名为“兴安盟”一带，目睹车窗外被移民开垦多年的大片玉米地，那是已然被改变的蒙古草原，听着电子男声机械地朗读着蒙古民族几十年的悲惨史，尤以文革时代遭致惨绝人寰的民族清洗，可以真切地了解到中共声称的以“主张民族平等，反对民族压迫”为主的“民族政策”在南蒙古取得的经验，一是移民；二是镇压原住民。与所有殖民者干的没有两样。
我还带了一本纸质书，是德国历史学家约西莫•布克汉森的《苍狼帝国：成吉思汗与现代世界格局的形成》[3]。有关成吉思汗的一段描述如同对某个缘起的揭示：“截至波斯战争结束之日，成吉思汗的人生在我们眼中都是极其清晰的。即使亚细亚人常喜欢故意将神话与象征性的故事加诸于那些英雄人物的身上，但成吉思汗伟大而质朴的本来面目都丝毫不会被更动。然而，他人生的最后一段却盖上了一层模糊不清的暗幕。奇怪的是，当他的生活越迫近亚细亚的核心，即神秘的青藏高原，这个黑幕也愈形愈厚了。佛教与喇嘛教[4]以其传说的晕影，掩盖了他最后几年的生活。西藏的宗教还终将有一天成了他的帝国——最实质的和最具体的帝国——的真正战胜者。”
记得在呼和浩特的蒙古餐馆，喝着添加了奶皮、奶油、炒米和几块干肉的奶茶很合我这个藏人的胃口。望着高挂墙上的成吉思汗画像，我说起数百年来图伯特各教派喇嘛及诸部族领袖攀附外族、借力壮势却又遗下后患的漫长历史，如萨迦派五祖之一八思巴押宝蒙古皇帝忽必烈；噶举派二世噶玛巴押宝蒙古可汗蒙哥；噶举派五世噶玛巴押宝中国明永乐皇帝；格鲁派四世达赖喇嘛则是成吉思汗的后人转世。以及五世达赖喇嘛去北京见满清顺治皇帝，六世班禅喇嘛去北京见满清乾隆皇帝，等等。
拉萨的大昭寺这个夹杂了汉语与蒙语的称呼也是得名于呼和浩特的大召寺。当然有藏语称呼，即觉康或祖拉康，意为释迦牟尼佛殿。藏语的默朗钦莫，即藏历新年的祈愿大法会又称“传昭法会”，而“昭”或“召”，据呼和浩特大召寺门口的碑文介绍，是大庙的意思。大召寺内的中国游客比磕头的信众多，女导游身穿类似舞台表演装束的那种蒙古服装，用普通话介绍说有四百多年历史的寺院在文革中成了仓库和军营，所以就保护住了。其实留下的应该只是空空荡荡的外壳，彼时连蒙古人视为神圣至尊的成吉思汗庙都被夷为平地。我与一位五十多岁的僧人交谈，他说全寺今有僧侣七十多人，五十多人会说蒙语，近二十人已不会蒙语。而在满都拉这个人烟稀少的边境小镇，一座寺院的遗址上有新的白塔和经幡，问当地蒙古人，说当年寺院大得多，僧人七八十，文革时被砸，现在开始重建，去年请了拉萨的喇嘛来赐福。
2、
旅行中经过阿拉善左旗，我特意去朝拜了城外山谷里富丽堂皇的广宗寺，又称南寺，藏语名为“噶旦丹吉林”，与两百多前流亡至此的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有殊胜因缘，不但依循他的愿望而建，并筑塔供奉他的法体。六世秘传中也有同样叙述，我相信是真的。
在空寂的寺院见到两位高龄僧人，告知六世尊者灵塔于文革初，被以汉人为主的红卫兵、积极分子所砸，尊者法体自塔中扔出，戴上高帽批斗，强迫僧侣焚烧。但骨灰被一位僧人偷偷藏入装面粉的柜子，上世纪八十年代重建寺院时才敢拿出，供奉于新修的塔中。老僧还说文革前有四五百僧人，文革时都被驱赶，返回草原当牧民，成家，生儿女。现在只有二十多个僧人，也都成家，平时忙碌世俗营生，有佛事时集聚寺院。但寺院已成旅游景点，门票80元，寺院分1.5元，其余都归公司和政府，“我们没办法，”老僧叹道。
得知我是藏人，老僧立刻说你们藏族不喜欢我们蒙族；我否认，说我们两个民族因缘深厚，信仰相同，生活方式相似，老僧打断我的话说我们蒙古骑兵去你们藏地“平叛”，杀了很多藏人，你不知道吗？还说去年同寺僧人去拉萨朝佛，一听是蒙古族，藏族的态度就不好了。蒙古骑兵进藏“平叛”的往事我大概有听说，但不清楚细节，也就未上心。老僧的话让我惊讶。之后留意到杨海英先生在《没有墓碑的草原：蒙古人与文革大屠杀》中提到文革时遭大肃清的内蒙古骑兵师，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曾“入藏参与镇压”。
杨海英先生介绍内蒙古骑兵师是由“日治时代接受现代教育，被称为‘挎洋刀’的蒙古人将校为中心组建的蒙古人自己的军队”，五个师，骁勇善战，文武双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中期被收编为中共军队，参加过东北内战、朝鲜战争等，尤其在辽沈战役中，“内蒙古铁骑发挥了很大的威力”。1958年，内蒙古骑兵第五师第十三、十四团共3200名骑兵，接到中共下达的参加青藏“剿匪平叛”的任务，尽管蒙古人任职中共最高官员的乌兰夫在中共内部讨论时表示“对少数民族打仗是下策”，不同意对少数民族用兵，“但终究未能拂逆一言九鼎的毛泽东……身不由主地陷入中国历史上对少数民族统治策略的‘以夷制夷’之陷阱”。“听从兰州军区的指挥”的两个骑兵团于1962年从藏区撤回，中共官方称[5]：“两个团分别被授予‘战功伟绩’锦旗，受到朱德委员长的接见。”文革爆发后，骑五师被解除武装，取消番制，286人被打成“内人党”，惨遭迫害，内蒙古骑兵师团的历史就此谢幕，“蒙古人永远失去了自己的民族军队”。
那么，蒙古骑兵是如何“入藏参与镇压”藏人起义的？在《没有墓碑的草原：蒙古人与文革大屠杀》中未有更多着墨的杨海英先生，就此另外写了一部日文专著——《洋刀挥舞在图伯特：蒙古骑兵现代史》[6]。他在给我的邮件中说：“一段重重的历史，总得有个记录。”而这部专著是他特别看重并下了很大功夫的。他说：“我作为蒙古人，基于必须对藏人道歉的心理，背着沉重的民族的忏悔而写。我只不过替一代老兵而写。他们本来要民族自决，却成了雇佣兵。”
注释：
[1]文章《野兽为何往外蒙跑》，选入王力雄文集《自由人心路》，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年。
[2]《没有墓碑的草原：蒙古人与文革大屠杀》，杨海英著，刘英伯、刘燕子译，台湾八旗文化，2014年。
[3]《苍狼帝国：成吉思汗与现代世界格局的形成》》，(德)约西莫•布克汉森著，陈松林译，新世界出版，2012年。
[4]“喇嘛教”之说不妥，或是译者所为。应为藏传佛教。
[5]中华网：
http://military.china.com/history2/03/11027561/20120428/17173510_1.html
[6]《洋刀挥舞在图伯特：蒙古骑兵现代史》为原书名，2017年4月台湾大块文化出版时，定名为《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蒙藏民族的时代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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