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华转自《参与》
对于中共建政后这一最大的历史冤案，我们现提出两个否定和五点要求。
一，撤销反右运动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论断。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形势》一文中说：“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毛泽东的这个论断，就成为了反右运动不可移易的理论基础。但我们认为，毛泽东的这种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强制改变生产关系，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大搞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的作法，是一种违背科学、违背经济规律、也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虚假的社会主义革命，它搞是一种不顾国计民生，不惜破坏生产力发展，只求排除异己巩固其一党专政的封建社会主义，因而它并不代表社会进步的方向，而是代表了对社会进步力量无情打压的反动势力。而他借此大搞政治权谋，借整风“引蛇出洞”挖坑陷害知识分子搞反右运动的做法，和后来大肆迫害右派分子的做法，则更是犯了“政治迫害”和“反人类”的罪行。所以现在必须否定毛的这套思想理论和清算毛所犯的罪行，公开承认毛泽东思想理论上的错误，在行为上的违法犯罪，和在历史上造成的巨大灾难。
二，更改文革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对反右运动所作的错误结论。这个决议断定：“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共产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迄今为止，对反右运动的历史结论，一直停留在这个决议上，认为反右运动是正确的必要的，只是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但我们认为这个论断虽然比毛的论断有所进步，不再强调社会主义革命等意识形态的教条，但它同样没有摆脱以党治国的陈腐观念，因而同样是非常错误的。首先，公民是有自己的言论自由的 ，是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的，这是在宪法中明确规定的，即使是冒犯了某党的尊严，也是国家政治生活总的正常现象；再者，就是从一些最激烈的右派代表人物的言论来看，他们当时也并非要取代共产党的领导，而是要监督共产党的领导，和建立一套有效的监督制度，并批评了那些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政策和中共一党专政的官僚腐败，而这在现在看来也都是正确的。所以邓小平这种先通过把爱国人士的批评监督定义为反党，并借此肯定整个反右运动的做法是经不起推敲的，其反右“正确”只是“扩大化”的论断因而也是站不住脚的，也是必须予以否定的。
总之，我们认为，中共以往犯的这些错误都是在其强化一党专政，由中共一党垄断国家全部政治事务，搞封建专制社会主义的狭隘自私思想指导下产生的。而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这套东西显然已经完全过时了，随着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政策的深入人心，互联网高科技时代的到来，和依法治国的提出，我们相信人民的监督会渗入到国家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以往那种以党治国，不得妄议政权的做法将会越来越行不通了。而只有启动政改，走民主宪政之道才是唯一的出路。
所以，我们希望作为全国最高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的全国人大能够与时俱进，转变思路，对当年的反右运动重新定性，对当年的受害人真诚道歉，彻底平反。
基于以上对中共毛、邓两个论断的否定，我们现在提出五点要求：
（一）在政治上彻底否定反右运动，给当年的右派重新定性，并彻底平反。
（二）在处理上不留死角。对迄今尚未改正者，如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文炳、林希翎等人，一律予以改正平反，恢复生前名誉，以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
（三）对反右运动的受难者进行经济赔偿。被划为右派分子者除在政治上被开除党籍团籍学籍甚或公职，与地富反坏并列为“黑五类”的贱民之外，经济上也蒙受严厉打击，轻者降级减薪，重者取消薪给，或每月只发十几、二十元生活费，长期生活非常艰辛。所以建议由全国人大、政协和民政部、财政部联合成立专门小组，拟出具体的赔偿方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实施。
（四）为了让子孙后代铭记这个惨痛的教训，避免重犯类似的错误，建议效仿俄罗斯在红场建立“政治迫害遇难者纪念墙”的做法，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建立同样的“政治迫害遇难者纪念墙”，并为五七难友划出专有的纪念区，此外还应在有纪念意义的地方，如曾划出大量右派分子的大学校园内，在有大量右派分子死亡的劳改场所，建立“丁酉蒙难者纪念碑”。
（五）民间自发成立关于丁酉年的大鸣大放和反右运动的研究组织，举行与此有关的研讨会、座谈会、纪念会、追思会，应该按照宪法第三十五条关于结社和集会自由的规定，允予成立，听其召开。权力部门须给予必要的支持。
以上建议望你们慎重考虑，本着对历史，对人民负责的态度认真研究，并尽快给我们一个答复。
此致
敬礼
部分右派、右二代及同情民众
2017年6月2日
签名：（以签名先后为序）
任众、蒋绥敏、纪增善、刘海龄、杨绍佐、蔡群、李家奎、博绳武、赵日月、谢晓玲、袁冬林、李尔柔、黄大地、查建国、俞梅荪、马文都、戴为伟、钱行行、郭盖、王波、、康宏通、、郭小林、张祖武、张骏、李杭、李悦、武宜三、梁豪、张英伯、侯工 、唐才龙、安泰、董乃强，王力明、谢庆庆、髙赛、薛宏伟、孙传久、周华亭、张晓观、鲍彤、马波、沈云彪、张丽娜、蒋文扬、刘培黎、马建平、马辛未、焦家利、刘殿相、曹宝华、任立军、汪烈久，王平，罗开文，杨平，遇罗文，遇罗勉，朱国干、严崇伟、张海星、李蔚、李英之、杨大钧、吴美朝、赵世秀、姜万里、施绍箕、周国兴、金晓蕾、胡显中、高越农、张允诺、王林、吴国洋、李昌斌、王宇伦、徐步垣、王伯兴、周义均、傅瑞荣、黄一龙、……
联系人：任众、13522148009，黄大地、13041171326
题旨说明
要说明反右问题是比较麻烦的，如只强调右派冤枉，是被毛的阳谋所构陷，说毛的政治品德败坏，是恶魔，这并不能说服毛左，和党内的死硬派，而且也泯灭了自己的政治追求。因为在他们看来，你们右派脑后有反骨挨整活该，这正证明了毛的英明伟大，让你们充分暴露，然后一网打尽，这样才能巩固他们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光从这个角度来批毛是不行的，还是要先从思想路线上把毛批倒。
杜光老师的文章就是从思想路线的角度来立论的，这点对我启发很大，但是他没有批透，毛的思想路线到底错在哪里了，他并未指明，所以我在文中作了重点说明，就是毛他搞的是一种不顾国计民生，不惜破坏生产力发展，只求排除异己巩固其一党专政的反动腐朽的封建专制社会主义。但如果只批毛的思想路线，不批他的政治品德败坏，不批他残酷整人的犯罪行为，大家又觉得未批到痛处，所以现在既批判了他的思想理论，又批判了他政治品德败坏，挖坑构陷害知识分子的罪行，这样就比较全面了。
而在右派知识分子方面，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有一种人认为右派当年的建议都是善意的，是冤枉的，像杜光老师就是这一类；但大部分右派却是看不惯中共一党专政独裁的腐败，就是要改变这种状态，所以他们追求民主，要把中共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所谓储安平的“党天下，还是人民天下”，所谓黄药眠的“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但不是共产党所有的”，都是要确立人民的主体地位和它对中共的有效监督，所以说他们是有自己的政治追求的。但另一方面他们当时也并未发展到要打倒共产党取而代之的地步，所谓说葛佩奇要“杀死共产党”，所谓说章伯钧要“轮流坐庄”等，都是中共的恶意造谣，以坐实右派反党，以便彰显其反右正确的阴谋，所以只是从这一点来讲右派才是冤枉的，或说他们被构陷的。这一点在文中也基本表现出来了。
而为什么中共急于搞社会主义，建政之初不是说好新民主主义是一个很长时期的历史阶段吗？其迫不及待铤而走险地搞社会主义革命，是真的因为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优越，而只是经验不足，有点左了，太着急了，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了吗？其实关键还是在于他们怕新民主主义会威胁到他们的统治基础，建国初，当一些党员成为新富农时，毛就发慌了，所以决定铤而走险强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刘虽然有不同看法，但在巩固政权的问题上，最终也屈服了，从此中国走上了一条极权冒险的封建社会主义的邪路，所谓的反右实际上也就成了其冒险路线的一个环节。所以说，中共的这条冒险路线的内因，并不是出于为国家人民利益着想的公心，而是出于巩固维护其一党专政特权的狭隘自私的观念，是出于他们以党窃国的私心，而正是这种私心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一点，在文中也有所暗示。
也有一些人来信说，必须彻底否定马克思主义，说它是万恶之源。也有人说，社会主义也完全是错的。但我却认为，不能把什么问题都推到马克思主义身上，社会主义也并不是完全错的。其实社会主义并不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思潮，也并不只是马克思主义一家，西方一些高福利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更接近社会主义。而且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可以发展扬弃的，伯恩施坦不就把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民主宪政结合的很好吗？在欧洲，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现仍是最有影响的政党，在西方的民主宪政的框架下，马克思主义只是人们认识分析事物的一种方法，阶级的利益斗争也是通过和平的议会斗争的方式，民主竞争的方式来解决，而并不会像先前东欧、亚洲那些一党专政社会主义国家那样没完没了，残酷地进行阶级斗争，而且在西方信奉马克思主义也不会影响人们对上帝的信仰，也不会妨碍人们对人权人性的尊重。所以问题并不完全在马克思主义本身，而主要还是在于共产党一党专政的体制上。总之，到了关键时刻，我估计中共可以轻易地将马列克思主义抛弃掉，但对于其一党专政的特权，他们是拼死也不会放弃的，所以罪恶的源头还是在于中共维护其一党专政特权的狭隘自私的观念，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说到了。
最后，关于纪念反右运动的意义。我们长期不惧打压，不屈不挠地为右派申诉，固然一方面是要伸张正义，讨回公道，索赔维权，但更重要的还是要警示后人，要让国家民族从这个重大的历史冤案中吸取经验教训，反右可以说打断了知识分子的脊梁骨，从此，“歌功舔菊嚣尘上，千里白骨尽哀吟”，这也就为毛泽东后来能够为所欲为，制造荒唐绝伦的“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和后来发动惨绝人寰的“十年文革”创造了条件。所以，对于独裁专制，封杀言路，偶像崇拜所带来的惨痛教训必须牢记，在文中最后我们要求当局效仿俄罗斯建立“政治迫害受难者纪念墙”就是要借此唤醒人们对专制统治的警觉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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