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华转自 FT中文网
刘远举：在柴静的《穹顶之下》中，他们只批评数据的某处误差；在杨舒平的演讲中，他们假装只看到了演讲修辞的夸大。
留学生杨舒平的演讲，在中国激起了滔天的舆论，网络上的人肉、骚扰之后，似乎已经升级为一场更大的事件。而在尚存的民间舆论场中，也引发了一番争议。
在所有的议论之前，不妨先回答一个问题：昆明的空气到底好不好。答案很简单，以中国人的标准来说，好，以国际标准来说，差。只要中国人不低人一等，那么，关于杨的演讲，最重要的一个事实就得到了澄清。
最基础的事实之后，接下来是最实质的事实：激怒那些人的，到底是什么？
真的是因为昆明空气好，被她说成坏吗？如果她换一种方式说呢？比如，说昆明空气不好，但我们中国人正在努力解决问题。本来我们中国人不知道PM2.5，正是因为你们美国人“别有用心”地在大使馆设置空气检测仪器，每天播报数据，才使得PM2.5成为一个问题。这干扰了中国的经济建设，你们美国人知道中国还有多少工人依靠污染在生活吗？
这些论调奇怪吗？不奇怪，这正是柴静在《穹顶之下》播出后遭遇的诘问。同样的讨论，柴静也遭遇了“不能错一点，否则就是造谣”的套路。稍微了解国内舆论场现状的人都会明白，杨舒平如果真是这么说的，恐怕没人去再去计较她所说的昆明空气质量到底差不差。
所以，真正激怒某些人的，不是昆明的问题，而是她之后关于自由的论述。真正激怒人的，是“自由像空气一样”的比喻。如果在一场批评中，批评者都不敢直面冒犯他们的、激怒他们的东西，而只是抓住另一些问题穷追猛打，那么，这些批评的色厉内荏、外强中干，这些批评者的虚伪、伪善，那些躲在爱国旗下的小心思，就昭然若揭了。
需要提醒一下，否定这个推断，就意味着认同杨对于自由的所有赞美。当然，像和菜头这样的人，会巧妙的设置一个“前面撒谎，后面就没价值了，后面就没有说服力了”这样一个并不成立的逻辑，来暗中否认掉杨的演讲的所有价值。
但是，首先，杨舒平的演讲，前半部分只是一个比喻，其后半部分作为事实是独立成立的。邓小平曾给毛泽东写信，表示“永不翻案”，但这能否定掉改革开放的事实成就吗？那么，同样的，杨在前面的演讲不好，又怎么能在逻辑上否定掉后面所说的呢？她的论据，她的比喻的确不精确，甚至姿态不好看，但不意味着由比喻引出的事实不存在。不妨退一步，昆明空气质量全球第一，可那又怎样？杨舒平演讲中所提倡的，不正被她的遭遇证实其在中国的必要性吗？
杨说错了么？民主与自由，分别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第二位与五位。难道是错的，不能说，不能提倡了吗？如果认同杨舒平演讲后面所说的这些价值观，那前面如何，又有什么要紧呢？所有的事实都和身份相关，或者更精确地说，所有事实失真的后果，都与身份相关。
某种程度上，她像台湾作家龙应台一样忽视了一些东西，没有意识到经济发展带来的自发的认同感。但是，她不是龙应台，对她的要求不应该如此苛刻。一个微不足道的学生，说了几句取悦美国人的话，又有什么关系呢？又怎么能否定掉其演讲的主旨呢？又哪里能谈得上“卖国”呢？
其实，太阳底下无新事，这种舆论并不是第一次。在柴静的《穹顶之下》中，他们只批评数据的某处误差，为中国严重的空气污染辩护；在范雨素身上，他们高冷地只关心文字的好坏，而看不到范雨素文章中的社会现实；在杨舒平的演讲中，他们假装只看到了演讲修辞的夸大，而看不到后半部分对自由的赞美。最终，集装箱大卡车的全产业链排污造假被社会舆论忽略了；范雨素提到的农民工子弟上学问题被无视了；至于到杨舒平，倒还算不了什么，无非是论证了她的演讲主旨的正确性。
杨舒平演讲事件，经过几天的发酵，已经脱离演讲本身，焦点变成了对言论权利的态度——正如杨的演讲后面所描述的那样。当然，每个人都有选择发言角度的权利，这种权利应该得到尊重。但是，面对沿着路径历史地发展着的真实的舆论场，话题的选择，角度的切入，当然是存在价值排序的。这种情况下，一个参与公共言说的人选择关心什么，决定了他到底是一个基于某个专业的发言者，还是一个公共话题的参与者，而一系列的选择，则反过来显露出他的姿态。顺着这个思路，不难发现，和菜头的选择之下藏着稳定的姿态。
要顺应最大的粉丝群体；为了迎合粉丝，一定要激起情绪，不能四平八稳；当然，最后，还要安全不被封号。那么，在这三种目标约束之下，在杨舒平演讲引发的公共讨论中，在范雨素的文章之后，能选择的角度，基本上就只剩下一个方向了。那么，和菜头的姿态，真的比他所批判的杨舒平来得更高尚吗？姿态之外，带来的社会影响真的比杨舒平更积极吗？答案不言而喻。
值得一提的是，有些人正视杨舒平的演讲的后半段，然后给出了更高冷也更具迷惑的批评，认为杨对自由与民主的赞美，无非是从一种元叙事掉入了另一种元叙事。所谓元叙事（meta narration），通常被叫做“大叙事”，就是具有主题性、目的性、连贯性和统一性，无所不包的，具有合法化功能的叙事。这一术语是由法国哲学家利奥塔在1979年首次提出的，他认为，社会现代性的最主要部分是大叙事构成的，但后现代主义却是以怀疑大叙事（进步、启蒙解放运动、马克思主义）为特征的，并以此为切入点，来对现代性进行“清算”。利奥塔提出大叙事应该让位于“小叙事”，或者说是更谦虚的、“地方化”的叙事。“小叙事”可以“把目光聚焦于单个的事件上，从而把大叙事抛弃。”
“元叙事”的概念在中国，被有意识地加入了“两种元叙事是对立但平等”含义的私货，即中国模式与美国模式是对立的，但在道德性上却是平等的，然后，迅速成为中国舆论场中的“一枝新秀”。且不说元叙事本身的概念并没有为价值观体系的道德平等性作出背书，而且，空气污染、孩子上学、个体自由，不正具有强烈的小叙事色彩，是对大叙事的替代么？然而，不管是范雨素、杨舒平还是柴静，她们的小叙事遭遇到了猛烈的攻击。所以，用杨掉到了西方自由、民主的“元叙事”来批判她，反而证明了已经异化了的“中国元叙事”的虚伪性，证明了，在中国，连小叙事也不可能存在。
（注：作者是上海法律与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