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吏治应平衡反腐和鼓励创新
贝淡宁：任何政治体系必须在遏制政府官员干坏事和让他们能够干好事之间保持平衡。中国的重心需要回到后者。
十年前在中国，宴请宾客时如果桌上没有烈性白酒，几乎是非常失礼的。喝酒后的司机会开车回家，带来可以预想的灾难性后果。
鉴于有数据显示，至少20%的严重道路交通事故与饮酒有关，中国政府决定打击酒驾行为。几乎是一夜之间，有关部门在路边频繁地随机设立酒驾检查点，并严格执行严厉惩罚——包括拘留，以及暂扣6个月驾驶证。
打击取得了成效。风气发生了改变。现在酒驾在中国几乎人人闻之皱眉。全国各地酒驾导致的死亡率大幅下降，而现在非常少见的随机检查，几乎变得没有必要。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2年上台之前，贿赂以及宴请官员和送礼被视为普通公共生活的一部分。如果没有取悦本应捍卫公共利益的有关部门，就很难上得了好学校、在好医院看上病。要想被提拔至更高职位，往往得贿赂上级领导。
但腐败达到了一个临界点，公众不满达到了危及政治体系合法性的地步。作为回应，中国政府发起了反腐运动，事实证明，这是中共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同时也是最为系统性的反腐运动。
多个基本上无效的反腐机构被集中为一个机构：由2012年上任的王岐山领导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到2016年，已有逾10万名官员因腐败落网，包括十几名高级军方官员、数名国有企业高管以及5名国家领导人。
对此持怀疑观点的观察人士宣称，整件事只是为了打击政敌。但这场反腐运动与以往不同的是，它还创造了许多政敌，从政治自我保护的角度来看，这似乎是不理性的。
无论动机是什么，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反腐运动奏效了。所有与政府官员打交道的人都注意到了变化：与酒驾类似，腐败行为几乎人人闻之皱眉。好处显而易见：公司利润上升，因为不再需要拿出额外费用贿赂政府官员。普通市民认为政治体制不那么不公平了，因为不用向官员行贿和送礼就可能获得公共服务。
问题在于，反腐运动几乎过于有效了。政府官员不仅在腐败前三思。他们还无时无刻不担心出错，以致于决策几乎完全瘫痪。
很少有官员愿意冒险或者对新出现的意外问题考虑创新的解决办法。使用公共资金的流程变得错综复杂，一分钱不花更为安全。这就像人们为了应对随机检查酒驾而不再开车一样。
好的一面是，腐败官员发现更难滥用公共资金了，但坏的一面是，好官员无法使用服务社区所需的公共资金。这些代价非常大，而且还在增长。中国在过去30年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鼓励政府官员试验和创新——这帮助推动了中国的改革。
但如今的保守主义意味着创新的政府官员不会得到提拔，问题也不会得到解决。长期而言，有才华且热心为公众谋福利的公职人员无法获得提拔，可能是致命的。
因此现在是时候放松反腐运动了。王岐山表示，反腐需要从最初的威慑阶段转向让官员们甚至“不想腐”。
最重要的是，下一阶段的反腐不能凭借官员对惩罚的畏惧。它必须凭借那些降低腐败动机的措施，包括提高公职人员薪水以及更加明确分离经济和政治权力。儒家学说的道德教育从长期来说也可能有助于改变官员的观念。
必须赋予公职人员更多信任，授予他们替公众做事情的权力。任何政治体系必须在遏制政府官员干坏事和让他们能够干好事之间保持平衡。中国的重心需要回到后者。
译者/何黎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贝淡宁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