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秀芬转自博讯网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5月11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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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走了。 (博讯 boxun.com)
清晨，在博讯网上看到树庆发的信息，东海28日上午在天台国庆寺心脏病发作，突然走了。我家人与东海都相熟，儿子爬起床，顿时哽咽。
这么一个快乐的兄弟怎么就走了呢？
1989年6月初的杭州武林广场，东海演讲的情形历历在目。“杭普话”加上嘈杂，我没有听清他说些什么，只记得其声音的铿锵，这个铿锵爽朗的声音伴随我20余年。但之后他判决书上述说的“向我开枪”的伟大演讲，我并未能亲眼目睹。
1989年6月21日晚，我先期抵达老东岳杭州市公安局看守所。约20平米左右以关押6、7个人为标准的囚室有时最大要容纳16个囚友，囚友是要在不同囚室调来调去的。过了一段时间，新转来囚友带来信息，说我旁边住着“六四”犯案的王东海。那时，我住208囚室，东海在210囚室，居于北侧；浙江美院的崔建昌在209囚室，居南侧。囚室有送饭的门洞，大概15公分高、25公分宽。开饭前，送饭的牢犯将门洞一一打开、然后再提碰着桶从头到尾分发饭菜，饭菜分发好了门洞被马上关上。门洞于是有几分钟的开放时间，我们于是可以像耗子一样向洞外做一些瞭望。在门洞短暂的开启时间里，我能见着崔建昌崔爷，崔爷能见着我们俩，我和东海是谁也见不着谁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是真实的写照。1989年10月，我们一大批“六四”人员在杭州市公安局礼堂执行被公开逮捕仪式。在宣布前短暂的时间里，在礼堂边上的侧室，我们终于见着真人了。虽然老东岳与杭州市公安局咫尺之遥，大概考虑安全方面的问题，我们还是起了个大早去接受逮捕。走得太早，看守所早餐时间未到，我们于是享受到了杭州市公安局提供的人道主义的肉包稀饭早餐而不是看守所里的永远的稀饭加红色豆腐乳，也算是早起的回报了。我们一边打趣同来的在边吃边掉泪的黄强，一边说些看守所的奇闻逸事。至此，我才真正开始熟悉我的这位朋友，接着是我们二十多年的往来。
1990年1月19日，东海、徐南南、姚华、黄强和我一众从老东岳杭州看守所被投送到杭州临平浙江省四监服刑，至1991年2月12日我离开四监，我们朝夕相处了389个日日夜夜。我们45个“六四”犯人从“入监队六组”到后来的“直属中队”，正传台州的吴高兴老师多有载录，不赘述。
东海年长我21岁。21年前的此时，东海以我现在的年龄在等待3个月后的出狱。我记起入监时，我们把东海抬起来“爽年糕”，四个人提起东海的手脚悠来悠去，东海大叫着“我46岁（实为45周岁）了，弄不来的”，我们回答说“会小心轻放的”。东海有一颗大而年轻的心脏。我流泪了，我不知道现在的我能做什么。
东海出狱后，我们常来常往。在我和太太去看望东海的时候，东海在我太太面前常提起我起绰号的杰作。直属中队的犯人大都有绰号，绰号也大多来源于我。东海绰号叫“老驴”，衢州的徐南南叫“小驴”，愤怒的人们把“二驴”的雅号送给了我，我们把“驴粪蛋”的美称封给了台州的吴高兴老师，以表示对这位共产党理论家的搞笑和揶揄。东海是断无半点矜持的。
每次到东海那里，我都要他烧面条给我们夫妇吃。无论是自制的刀切面还是商店里买来的挂面，东海都调理得十分入味。经济拮据时，我们甚少去他门前的河坊街的羊汤店；等到经济宽裕些时，羊汤店里却再也吃不出我所期盼的那种味道了，于是我总是用东海家里最大的海碗吃面。
2010年7月初，去国离家之前，我们夫妇到访东海。东海仍在画画，一幅少女的裸体画还未完工。问及谁是模特，东海有些扭捏，不肯作答，少有。他的心永远年轻。东海是进入四监以45岁高龄学油画的，跟着美院的三位仁兄半路学艺，以至于常被监狱管教讥为有所值。这是我们见上最后一面，我们吃了他最后一次为我们烧的面条，是加火腿肉烧的。
东海搬到城北，来往不方便。每致电问及身体，总是爽朗地告之：“没死，活着”，现在有谁能告诉我这句话呢。
斯人已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