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玉珠转自：岑岚华夏文集
“海外关系”，在二十年以前的中国大陆是个令人噤若寒蝉，唯恐避之不及的字眼。所谓“海外关系”，一般意义上指的是某人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国家和地区有亲戚，有时甚至连朋友也算在内。但仔细分析，其实是有某种特殊的政治定义的。有“海外关系”的人在政治上被划入另册，在组织上被监察或被控制使用，不论走到哪里都背负着看似无形实则沉重无比的政治包袱，还有那歧视、戒备的目光，或担心受到牵连的闪避。不同的时期内，“海外关系”有着不同的范畴。在５０年代中苏友好的时候，谁有亲戚朋友在伟大列宁的故乡苏联，或在社会主义阵营包括东欧共产党国家以及北朝鲜等，那么政治上绝对是光荣的，准定受到许多人的羡慕。而且这不但不算海外关系，甚至在个人的政治履历表上还会获得额外加分的殊荣。可中苏决裂后，跟“大修正主义（苏联）”“小修正主义（东欧国家）”有关联的人也沦入了有“海外关系”的人群群落。“海外关系”因国家、地区的不同而有层次的不同。最严重的是美帝和苏修，还有被称为“人民公敌”的蒋介石、国民党盘踞的台湾，其次是英国、西德、日本等西方国家以及香港、澳门等地，剩下东南亚和其他的一些小国家就不是太严重了。
而我的父亲不幸就恰好有一个既严重又复杂的“海外关系”。
在国民党和共产党激烈搏战逐鹿中原，中国大地风雨飘摇的４０年代末，我的父亲正是一个天真烂漫、充满幻想和激情的中学生。他很快就接受了共产主义的启蒙，成为他所在的中学最早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之一。共产党夺取政权后，父亲由于积极热情地投身革命，学习成绩优秀又有组织各种社会活动和文艺、体育活动的能力，从而同时受到共产党的信任和同学们的拥护，担任了学校团组织的负责人。
我的老家在江西省的南部，离南部的重镇赣州很近。４０年代后半期，蒋经国先生曾任赣南行署专员，许多知识青年慕名而去，他的手下招纳了一大批青年英才，其中不少是赣南人。我祖母的大姐有一个儿子大学毕业后也去了赣州追随蒋先生，后来自然也随蒋先生去了台湾。父亲的这位大表兄大约长他十岁，又多年在外求学和工作，父亲只见过他几次。亲戚间来往并不是很多，祖母的大姐生育了至少七、八个子女，父亲则是祖母的独生子。当一年中难得的一、二次串门时，身边簇拥着众多的表兄弟姐妹，父亲对这位久离家门的大表兄的面目印象显然十分模糊。他绝对想不到，就是这位他几乎忘记了的，跟着蒋经国先生去了台湾的大表兄竟成了他背了二十几年的沉重政治包袱。
共产党建政初期，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需要大批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才充实他的干部队伍。一股“参军参干”的热潮在全国的青年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中掀起，许多初中生高中生放弃了升学，投入到这一行列中去。在校大学生们并未参与，因为经济建设也需要更高级的人才，政府要求大学生们安心完成学业。父亲当时十七岁，读完高二，正要升高三。满怀献身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澎湃激情，父亲毫不犹豫地中止了学业，参加了革命队伍，从此把自己的一生都交给了党安排。
我的祖父是个农村旧知识分子，常年在外辗转于数间中小学当文书谋生，微薄的薪水只够他自己的生活开销。家中的田地由我的祖母耕种，勤劳能干的祖母是个大手大脚的劳动妇女，她起早贪黑地劳作，在地里轮番种上各种蔬菜，收获后挑到城里叫卖，得来的钱用以买粮油盐布等和供我父亲读书。在４０年代贫穷的中国农村里，我父亲家的境况能够维持温饱，就可以算作小康了。“土地改革”中，拥有祖上留下的几亩地的祖父母被划为中农成分。以毛主席的阶级分析方法来分析，父亲的家庭出身中农是团结对象，祖父母都历史清白，与国民党没有任何瓜葛，父亲本人思想进步，工作积极又有能力，应该是可以信任且有培养前途的。
起初的几年确实如此。参加工作的第二年，十八岁的父亲就成了一名共产党员，他由乡到区，再调到县里任共青团县委的宣传部长。随后又被选送到省团校（培养共青团干部的专门学校）学习，因文笔较好毕业后分配到共青团省委的机关报《青年报》报社当记者。
记者的工作比起基层干部的工作要单一得多。父亲自小爱好文学，有中国古典文学的根底，又接受了现代文学的熏陶，有一定的写作基础。父亲热爱记者的工作，他刻苦学习以充实自己，到处采访不辞辛劳，抓住了一些有价值的新闻，写出了一些好文章，得到了外界的好评和领导的表扬。有一次，他偶然得到有关某县一位女高中生被逼婚的消息。一种维护《婚姻法》，帮助受逼女学生的正义感使他迅速赶到出事的县进行采访。了解了事情的真相以后，他大吃一惊。原来，对女高中生逼婚的不是什么流氓地痞，而是该县的一位领导干部。这是一位“南下干部”。当解放军挥师南下去夺取在国民党手里的半壁江山时，中共中央抽调了大批干部随军南下接收新区。由于延安十几年培育的干部远远不足所需，共产党在东北解放区招收了愿意投身革命的许多青年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经过短期训练派往南方，后来又增调了许多东北解放区的地方干部，其中有相当一些是农村里的乡村干部。他们中不少人几乎是文盲或半文盲，并不懂多少革命道理，政策水平和领导艺术就更谈不上，有的工作作风简单粗暴，却又时常显摆“老子比你参加革命早”的老资格。虽然只是少数人，可在南方各省的普通干部和老百姓中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这位南下干部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他看中了这位漂亮的女高中生，向她求婚，没料到她竟然一口回绝。恼羞成怒的他于是采取各种方法，逼迫她允婚。倔强的姑娘坚决不从，直至被逼疯。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度责任心使得父亲决定要抨击不正之风，尽力维护党的威信和声誉，他挥笔疾书，写了一篇报道，揭露了这一逼婚事件的真相。报道发表后，反响很大，那位领导干部后来受到上级党组织的处分，群众拍手称快。但也有人批评这篇报道立场有问题，干部犯错误应党内解决，公开报道有损党的干部形象。不久，“反右运动”开始，有人重提这篇报道，说作者有复杂的海外关系，他写文章的动机很值得怀疑。更有人说文章恰好配合“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字里行间都透露出反党倾向。但不知是报社领导好心对父亲作了暗中保护，还是打成“右派”的人数已完成任务，亦或是其它什么原因就不得而知了，总之父亲还是幸运的，最终没被打成“右派分子”。“反右”结束后，上级号召干部（主要指知识分子干部）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去艰苦的环境中锻炼并改造世界观。全报社的人都写了决心书，可父亲在大红纸上公布的名单中却高占魁首。这一结果是颇耐人寻味的，很显然，父亲虽逃脱了被打成“右派”的恶运，实际上也失去了上级的信任，有着复杂“海外关系”的父亲被认为不适合在称为“党的喉舌”的报社工作，而须下放劳动去改造思想。
父亲和几百名下放干部被敲锣打鼓地礼送出省城，朝着一个号称“天下第一山”的地方行进。坐汽车行了几百公里后，公路没了，他们背负行李步行了一百多公里，来到了大山脚下。举目望去，好一片雄伟气象！这里位于罗霄山脉的中段，湘赣两省边界，山势险峻，陡壁深涧，长年云雾缭绕。方圆五百里绵延起伏的山岭长满了青松翠竹绿杉，还有各种各样的杂木、灌木，是一个资源富足但却贫穷落后的地方，军事上可凭据天险，易守难攻，无怪乎当年毛泽东选择这里作为党和军队的第一块红色根据地。父亲和他的同伴们手持砍刀，披荆斩棘，一步步上山，来到山区中心的一个山顶小平原安营扎寨。这里虽名为小镇，实际上只是个二、三十户人家的小村子。几百名下放干部中有的头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有的虽然“摘帽”（即取消“右派”的头衔），可仍拖着一条看不见、摸得着的政治尾巴。不久又来了一批被划为“右倾”、“中右”的军队转业干部，他们大多也是知识分子。就是这几百名身负沉重政治包袱的下放干部和几百名知识青年，历尽千辛万苦，白手起家，艰苦创业，使这个贫穷落后荒凉闭塞的山区变了模样。公路修通了，汽车不停地下山上山，运出去国家建设需要的大批茅竹木材，运回来山上人们需要的生活用品和其它建设物资。机关大楼、学校、商店、影院、新华书店、革命历史博物馆、餐馆、招待所，甚至还有供内宾、外宾住的高级宾馆，一座座楼房盖起来了。昔日的小山村已变成了初具规模的山中小城，上级把这里定为县级行政管理局，直属省管，文化大革命中还一度与著名风景胜地庐山同时升为地区级，与赣州、吉安等专区平起平坐。１９６５年５月，毛主席重游此地，看到这惊人变化，非常高兴，挥毫写下了一首词，这就是著名的《水调歌头》。词中广泛流传的名句“旧貌换新颜”，“处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等赞颂了建设者们取得的辉煌成就。可是有谁知道这些建设者们长留内心的隐痛？他们身背政治重负，忍受着人们的歧视，在“艰苦劳动，彻底改造世界观”的口号导引下艰难行进的脚步多年来是否也被历史忽略了？
山区建设初具规模，百业待兴，处处需要得力的干部。除了“海外关系”，个人档案中没有其它不好记录的父亲被派往一些负责岗位上。他先是担任了文工团团长兼党支部书记，组建了山上唯一的文艺演出团体，活跃了山上的文化生活。文工团后被省里接收，不少演员还成为省里的名演员。接着他调入机关，任团委书记，后任党委办公室主任。父亲感到自己重新受到党的信任，“海外关系”的包袱也许就此解脱了？他心情舒畅，工作更加努力，以此来报达党的信任。建设山区的生活，激发了他的写作欲望，业余时间他写了一些短诗，歌颂建设者们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和他们亲手创造的新生活。
１９６４年“四清运动”开始，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机关都抽调可靠的干部组成工作队派往农村，父亲也被选调去地区工作队。当父亲急急忙忙安排好本单位的工作，携带行李赶去工作队驻扎的地点报到时，工作队领导严肃地通知他，“因工作需要仍回原单位”。起初父亲还真的以为原单位有什么急事，又匆匆赶回去，发现并没有什么异常，父亲大惑不解。不久，父亲调离机关，领导派他去一个小山村组建一个农业科学技术研究所。父亲一直做文化宣传工作，对农业一窍不通，但他对领导交给的任务从没有二话，立即就走马上任了。父亲一点一滴从头学起，向专家学习，也向有经验的老农学习，甚至有时还向曾种过几十年蔬菜的祖母请教。几年后父亲就掌握了农业科学的基础知识，并对一些先进的农业栽培技术如数家珍，全力推广。醉心于农业科学研究的父亲很久以后才知道自己为何从四清工作队去而复返的真正原因，即工作队领导做政治审查时发现他有一个在台湾的表兄，他们认为具有如此复杂的“海外关系”的人是不适合当工作队员的。由此又引发了父亲原单位的领导对父亲重新审查，得出的结论是父亲也不适合在党政机关工作，更不适合呆在党委办公室主任这样一个重要的职位上。父亲的“海外关系”问题也影响到母亲，其时作为区一级妇女联合会主任的母亲已被任命为县一级妇女联合会主任，当她手持调令去党政机关报到时，领导突然通知她调令改了，改任她为一家以竹子做原料的工艺美术品厂厂长。领导还说：“祝贺你成为众多企业中的第一位女厂长！”母亲没有思想准备，一时茫然不知所措，事后许久才知个中原因。
“海外关系”的包袱到了文化大革命几乎成了一个炸弹，它随时都有可能因被“造反派”、“红卫兵”发现而引爆。从一开始，父亲就被划入要扫荡的“牛鬼蛇神”行列，身上的罪名五花八门：因写过几首歌颂山区建设者的短诗被打成“黑帮”，因５０年代当记者时写的新闻报道加上了一顶“漏网右派”的帽子，因当过基层单位负责人自然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协助上级领导做过工作计划、写过总结被封为“黑军师”，甚至连父亲曾大力推广过的水稻良种“珍珠矮”和“农垦５８”也遭到“炮轰”、“火烧”。我家中农出身的成份被人改为“破落地主”，最后，由于那复杂的“海外关系”无疑被赋予“特嫌”（即特殊嫌疑分子）的称号。从１９６６年开始，父亲就失去人身自由，差不多一直在“牛棚”（未经任何司法程序，是“造反派”专门关押“牛鬼蛇神”的地方的总称）里关了三年。１９６９年，父亲被“支左”的“军宣队”宣布“解放”，随后第二次下放农村，去到几百公里外一个更为偏僻的小山村和我们全家团聚。一年前，我们姐弟已跟随母亲和祖母先期来到这里安家落户。
历史的发展有时确是戏剧性的。当全民族的共同大劫难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８０年代初期始，中国打开了国门，迈出了改革开放的步伐。谁能料想，昔日闻之色变的“海外关系”忽然间竟成了时髦的名词，甚至是一种炫耀身价的标牌。人们以钦羡的目光望着那些由于有“海外关系”才得以成为第一批因私出国的人，他们出国留学、探亲或继承遗产，比起中国的大多数老百姓来说，特别是象我父亲这样仅仅沾了一点“海外关系”的边，却因此受到多年的不公正待遇而事后也不会有任何补偿的许许多多人来说，他们确实算是不幸者中的幸运者了。
一个不接受历史教训的民族很难有光明的未来，而一个只顾纠缠历史恩怨、是非，忘了继续前进的国家也决不会前程似锦。事实上我父亲从未对我们谈起过他的这些遭遇，这些事都是我无意中从他的一些老同学、老同事和亲戚那里听来的。有一次偶尔提起“海外关系”这一历史名词，父亲只是说希望这种一损俱损、株连九族，源于封建的“血统论”的所谓“海外关系”的悲剧再也不要在中国大地上重演了。对于他的那位记不清面目的在台湾的大表兄，由于多年在政治上的“牵连”，现在反而觉得比较亲近，甚至产生了想见他一面叙叙亲情的愿望。父亲已于前几年退休，他的大表兄大约也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我衷心地祝愿他们表兄弟俩能早日联系上，在有生之年见上一面。
如果去除那特定历史时期附加的政治意味，“海外关系”这一名词倒也确实有着某种概括力，我想这大概就是为什么现在人们仍然时常使用它的原因吧。当然，过去的贬义词如今已成了褒义词。
最后，十分有趣的是，随着我的小家移民来加拿大，父亲真正地有了一个名符其实的“海外关系”——他的女儿、女婿和小外孙女。我相信，这一“海外关系”除去思念之苦外，再也不会给父亲母亲和弟弟带来任何政治上的不幸了。也许不久的将来，父亲母亲也可凭籍着这一“海外关系”，到加拿大来探亲、旅游一番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