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早在1956年，我就知道沈沉。那时，沈沉刚从部队复员回来，被分派在温州市文化馆，搞民间曲艺(戏曲、鼓词、说书、唱道情等)方面的工作。他大概是单身汉一个，才住宿在文化馆的阁楼上。不知是平常晚上熬夜时间太多呢，还是习惯于睡懒觉，当我多次去文化馆时(上午)，常见馆里有人站在楼梯下，抬头喊着：“沈沉……沈沉……，都11点钟了，还不起床呀？”或者
喊：“沈沉呀，快起床嘛，有人找你呐！……”。因而，使我注意到这个叫沈沉的“懒汉”——中等身材，阔额、疏发，凤尾眼、高鼻梁，发音有点“短舌头”(舔口腔)。一看，便让人觉得，这是一个聪明绝顶的知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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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搞美术工作，到文化馆都是找奚立进等人，故同沈沉没有交往。那时，我们这些“小知”都很自负，即便是面对面碰见，亦互相不打招呼的。但是，沈沉这人之所以让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是由于他的乒乓球艺超群。虽然说，我也是乒乓球运动的爱好者，可我，还不是他的对手。
潮落潮诵，风云突变……。谁也没想到，我们竟然都被1957年的政治风暴，席卷而去！并且，一晃就是20余年；当再见之时，沈沉已是耳鬓添霜之人！其实，沈沉此时只有40多岁，不知是他多愁善感所致呢，还是生理遗传基因之故，他的头发已经是黑白掺半——远看去，一团暗灰色，像老头一个。重见之际，我都不敢认他了！……
沈沉所在的劳改中队——缸窑场院队，距离我所在的梨园，大约有10多华里，由于乡间道路弯弯曲曲，步行须一个多小时，才能抵达。他被编在中队的杂务组，搞值班室里的统计、调度之类的事务，故无须参与体力劳动。这说明，此时的沈沉，能得到中队干部的“信任”与“重用”。但尽管如此，他却迟迟摘不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身处外地的温州人，似乎特别注重乡情，即使是刑满留场人员，亦不例外。所以，一般在休息天，他们常有来往走动。同时，也讲究吃吃喝喝——我们去，他们请客；他们来，我们请客。席间，免不了要喝点酒，于是谈兴更浓。但由于，当时极左政治气氛太严重与留场“就业”的环境太恶劣，故而大家在闲聊话语上，因长期养成留有余地的“习惯”，都不会直言无忌，一吐为快的，尤其在3人以上的场合，说话更为谨慎。而沈沉，因星期天要留守在中队值班室，平常很少外出，所以我们往来不是很多。再说他与我，均经历了太相似的严酷磨难——“文革”期间，被打成“反革命集团首要分子 ”，遭受钉脚镣、带手铐、关禁闭……。所以，我们即便谈及政治问题，亦都像打擦边球那样，一点而过。随之，相对微笑着心照不宣地点头……。这种通常无言的沟通，却很能增加相互了解与信赖，也增进了一定程度的友谊。
就凭着这种有限的友谊与信任，沈沉一次伴同一位依着考究的中年女子，前来看望我。经沈沉介绍才知道，这位名叫曼丽的女士，是沈沉母亲的干女儿。他们俩早在青少年时代，就曾两情相悦，若不是沈沉后来被判刑劳改，他俩早应成为夫妻。…… 40来岁仍旧漂亮的曼丽，却不幸中年丧夫。但她的这种不幸，反而促使他们俩重萌旧情。现在，两人已是情人关系；这一次，就是为了争取落实沈沉的户籍，她才特地专程前来交涉——请求(暗中送了不少礼品)缸窑队部，同意在他们婚后，让沈沉落实回家。然而队部最终发话说：先让沈沉争取摘帽，然后让其回家。这即是说，收了礼品却不答应。无可奈何，曼丽只能背地里以咒骂出气！……
为了劝慰他们，我亦诉说道：我年迈多病(咯血)的母亲，为了恳求允许让她儿子落实回家侍养她，先后多次于晚间，给派出所户籍警员送了不少的鸡蛋与高档牡丹牌香烟。因此，当地的落实证明是开具出来了，可是农场这里，却一直压着不予批准……。我母亲哪里知道她的儿子，是被浙江省公安厅内定为“终生留场改造”的对象……。 曼丽听了，愁眉不展地瞅着沈沉，深深叹息道：“看来像你们这种人，……开后门是没用的！本来，我还打算回去再想办法……，可是，哪能把钱都打水漂了！”对此，沈沉只是苦笑不语……。
那天午饭之后，我陪着沈沉一起，把曼丽女士送到蒋堂车站……。此后不久，我被调到安吉县南湖林场，这里，人称“浙江北大荒”。于是，我同沈沉他们失去了联系。后来沈沉的户口落实情况，我就一直不得知晓了。但当时的情况，已足够说明，在中共11届3中全会之前，我们这些被内定为戴帽终生留场的“反革命分子”，想要落实回家，几乎比豋天更艰难！
1979年的春节过后，我终于等来了摘帽落实回家的一天。我骑着刚买来不久的杂牌自行车，经宜兴、无锡、苏州、湖州，游山玩水地绕着太湖兜了个大半圈，抵达杭州之后才搭乘运货便车回温州。回家后，我很快打听到了沈沉的信息——他摘了右派帽子之后又获改正，接着又获彻底平反。于是，重新回到温州市文化局的群众艺术馆(即原先的文化馆)，并重操他的老本行，即负责民间曲艺方面的管理工作。此时的曼丽女士，亦早已成为沈沉夫人；而沈沉回温之后，就落户在她家里。如此，沈沉可谓是“官复原职”与“衣锦还乡”啦。
我们归来自见面之后，他夫妻俩多次来我家做客；而我去他们家看望的次数更多。 因为，当时我只要拿到民刊，几乎都要转给沈沉看，而他对于各地民刊，亦颇感兴趣。 有时，他看过之后还急着想看更多的，就抽空送回来，再要去未曾看过的以先读为快。 我们碰面时，自然免不了要谈论西单民主墙与各地民刊等活动情况。我们此时的交谈， 再无原先那种顾忌，可谓是畅所欲言，但争论亦不少……。
由于我的学历太低，又加上长期坐牢而荒废日久，故在与他交谈中，常常是“错别字”连连！这时，沈沉他就会笑着替我纠正。比如，“擅自”，可我会脱口唸成“坛自”；“蜕化”会唸为“脱化”，如此等等。所以，对我语文水准的恢复与提高，当数沈沉的帮助最多。…… 记得1981年4月初，我从广州、重庆等地带回来的一些民刊，如阵尔晋的《叉路口社会主义》、《争鸣》、《童音》等，都及时转给沈沉先看。当然，亦向他畅谈了2个月来在各地的见闻，谈了对王希哲等各地友人的印象，也谈及中共中央9号文件下达之后危急情势，并托付他，出现万一情况下，定要保存好手头的刊物……。
不想，仅一个多星期之后的4月14日，我于上班时间被诱捕，一去4个半月。…… 于当年8月31日，我在杭州米市巷省公安厅看守所那里，被宣布免于处理，并立即被接返温州。过后不久，我急着去了沈沉家里，想看望他并彼此叙一叙数月来的情况。可是让我想不到的是，他们夫妻俩居然闹得分手了！曼丽向我哭诉说：“沈沉……这人现在全变了，不再是落难时候的他了！他嫌我子女多，犯不着替我……”。之后她又告知说，他们现在，还只是分居，但不知他现在住在何处？所以，她想请我去沈沉母亲那里打听一下……。我答应了，可是我却找不到沈沉——他工作单位里的人说，老沈经常下乡蹲点，行踪不定……。而沈母那边，还不知他俩分居的事……。于是，我转着想：事已至此，反正现在没急事，待以后，总有机会见到他的。
大约是，过了半年之后的一天，我终于在基围山上(公园)偶然见到了沈沉。我高兴地向他打招呼，可他却拉下脸不大理睬的样子，这令我感到诧异不已！起先，还以为他是因同曼丽分居而怄气，接着才知道，原来他在责怪我“出卖了他”。面对沈沉的责备，让我感到一头雾水，不知所已了！于是忙着问他：“那些刊物还在吗？……”不想，他更生气地说：“我早已……交给市委宣传部了！……”这话，令我愕然：“这！……”
原来，在我被捕之后，文化局与公安局人员联手，多次上门找沈沉“谈话”，致使他敏感地知道，是因为同我交往的事情，因而断定是我出卖了他，否则怎么会找他呢？而其实，我却根本没有涉及沈沉一个字，因而还以为，一直把他保卫得好好的。于是我争辩道：“……在审讯中，根本没有提到你……这是怎么搞的？”当然，沈沉是绝顶聪明之人，况且他的经历、经验，都不比我少。故一听，再一看，就知道是错怪我了。可我在心里，却责怪他经不住吓唬，造成了本可避免的损失(丢失民刊)……。
后来我知道也不应该责怪沈沉。因为，在那种隔离状况下，他难免会认为，是我被逮之后“交代”了，不然，怎会……。这是彼此其实交往不深，又在未见到我之前的一时顺理成章的推断。其实，温州民运圈内早有“线人”，而我和此人就曾一起去过沈沉家……。 现在这个线人，不仅早已穿上“官服”，而且步步高升……。
说沈沉是温州才子，是名副其实的。他对于南昆、(据他说，昆曲有南北之分，江、浙两地是南方昆剧的发源地)永嘉瓯剧等颇有研究，以及关于乱弹、婺剧等地方剧种，均有较为深厚的学识，且懂古典诗词、牌曲。所以在温州，老前辈唐堤(王策岳父)、王锦新(王策父亲)等作古之后，大概未见出沈沉之右者？并且，沈沉在退休之前，经常下乡发掘民间传统曲艺，亦曾作出过可贵的努力。
沈沉未有高等学历，他是靠自身的才智与勤奋，自学成才的。他自从被改正、平反之后，常受聘上业余讲座授课；并为《温州日报》等报刊撰写杂文、时评与文艺评论，文字颇显个性。虽然在我看来，他被后极权时期现实政治状况所局限，不敢尽述己见，但几乎每篇论作的开篇，总会强劲如同程千岁之“三劈斧”，锐光闪闪，其言词透辟入里，颇有一仗可夺之势。但可惜的是，这种气势不能贯穿全文，往往是“老虎头，老鼠尾”，故令我读毕，不免丧气不己！这，亦不能太苛责他，不然的话，他的大作，岂能见之于党报乎？！
让我颇感滑稽的是，这沈沉老夫子为了表明心志，显示自己不甘心就此沉沦，后来他取了一个颇为醒目的笔名——沈不沉。这个于他像座右铭式的独特笔名，在外人觉得，颇为志气昂扬，够个性化的了。然而，它却着实令我笑弯了腰，连声曰：“理解，理解！”有一次，我还很含蓄地讥讽过他：“你可漂浮在浪尖上……，怎会沉到底呢？…… ”。他拱手道：“老弟，请多关照！别……”。 想来毫不奇怪，后极权时期的中国，遍地都是生长知识分子犬儒化的肥沃土壤。因此， 这时候在这里，盛产品种繁多的犬儒人物，是时代的必然所致。所以这个责任，主要应 由这个太不理想的时代来承担！请试想，比如若三面挂着机枪……，那么，求活命的人们，除了只能擁挤在一条通道上，还能怎样？……。
但是，沈沉是无辜的大难不死者，他不仅应有后福，他亦还要变着法门抗争。从前，他被打成右派，又被打成反革命，投入劳改营20余年。这期间，他在杭州的武林机械厂， 带镣铐，关禁闭，受够了磨难，可谓“九死一生”……。后来由于时势的变化，他终于熬出了头，终于是否极泰来。就这样一个苦难人，人们难道还有理由苛求他吗？难道还 应该予以理解吗？！做为朋友，我讥讽他，是出于善意的调侃逗乐，而不是为了苛求于他……
至于言及个人的家庭私生活，沈沉在留场期间，他和曼丽结为夫妻，这既是两人旧情复萌之甘果，亦是患难与共一场的前定姻缘。后来日久，因性格终不相投，经过几度“分了又合，合了又分”，最后协议离婚，理性地各奔前程——曼丽经商有方，终成富婆；沈沉专职文艺，事功有成。所以，这对于他们俩来说，都非憾事。甚为幸运的是，一位在温工作的上海大龄姑娘，芳名——咏梅。她于文艺工作交往中，被沈沉的知识与才气所倾倒，于是两人忘年相爱，有情人终成眷属。由于他俩深谙电脑知识，故而自老沈退休之后，开办了电脑培训班，且越办越红火；从而使家庭在经济上亦“更上一层楼”。
如今早已满头银发的沈沉——老沈、沈不沉，自从他再迁新居之后，屈指已数年未曾相见，故在此祝愿他康健、幸福！与此同时，却不知他老沈，对于今年的反右运动50周年纪念，以及全国性右派索赔签名活动——讨一个合情、合理、合法的正确说法，有何感想？抱何态度？念甚！
2007.3.9-10. 于重庆沙坪坝大公村家中
峨边沙坪劳教农场 铁流 （北京）
由于饥饿，由于折磨，由于人与人之间缺少温暖与关怀，似乎大家都变得很恶，成了一条条以食为目的豺狼。
一、峨边沙坪
峨边沙坪劳改农场位于成都西南300公里，这里一年四季气候恶劣，阴风怒号，霜剑冰刀，野兽横行。它前有波涛汹涌的大渡河，后有800里莽莽的原始森林，一座天造地设的监狱。关押在这里的人，纵有双翅也逃不出这险恶的鬼门关。150多年前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军西征至此，也未逾越此天险，闹过全军覆没，拆戟沉沙，留下累累白骨。
1957年的反右斗争，四川省在毛泽东亲信李井泉的领导下，共揪出右派64724人（見《当代回川省简史》，实际全省不少余12万右派仅“草木篇”一事就高达万人），其中柀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的至少有六七万人之多。怎么解决这些“阶级敌人”的吃饭穿衣问题？重修监狱吧，耗时，耗工，且时间不允许；放在城里工厂吧，难以管理。最好的办法是不花钱，又省事省力，那就是扩充原有的劳改农场。据后来得知的消息，在1957年8月末四川省公安厅召开的一次议事日程会议，省劳改局一位主事的头头说：“ 这还不好解决，四川有的是荒山荒地，办它几个像雷马坪一样的农场，没说四、五万，就是几十万人也能安置得下来。”会议后不几天，省劳改局立即派出局办秘书李志昂、赵功两位干员，去到四川偏远地区的雷波、马边、屏山、峨边等县进行实地勘察，最后选定了这个不足五百多名犯人生养的峨边沙坪劳改农场。这里地广人稀，到处是荒山野坡，前有天堑大渡河，后有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风雪迷漫，道路崎岖，与世隔绝，不通魏晋，四周住户多是彝胞，风俗各异，情感难容。自1957年10月起，源源不断的右派教授.教师、作家、画家、诗人、记者、工程师、律师、技术员、干部、军官，从四川各地（主要是成渝两市）在枪杆子的押解下，送来这里“脱胎换骨，改造思想”。想不到半年后那两位勘察定点广的李、赵先生，也成为右派来到自己精心选定的“宝地”、与众多流放囚徒一起，共同享受这大自然的“美景”，应了中国民间一句俗话：“木匠作枷，自作自受。我是钦点“右派”，自然享此“殊荣”。
二、苞谷汤汤
记得1956年我读过印度作家钱拉•菲德甫写的1942年孟加拉大荒的小说《饥饿》。结尾时有这么一段震憾心灵的话：“饥饿，可怕的饥饿。1942年孟加拉的大饥饿，不仅夺去几万条孟加拉人的生命，还改变了孟加拉人固有的传统与性格，母亲不再爱儿子，子女不再孝敬父母。饥饿，可怕的饥饿，它把孟加拉人变成了没有良知的野兽……”当时，我以为作家夸大其辞，故弄玄虚，现在面临饥饿才深深明白它的真实所在。全国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是指的1959年至1961年，而我们所面临的饥饿却早在此一年的1958年。多少年来我都在思考，到底为什么共产党不给我们饱饭吃，要活活拆腾我们？最后的答案是：毛泽东天生的性格就是仇恨有头脑有思想的知识分子，仇恨有才华而又敢于说真话的右派，容不得任何人对他的政策有歧义和说三道四，如有，非得想尽一切办法来杀灭。怎样来杀灭？推上刑场抛尸旷野太扎眼，最好的办法是杀人不见血归罪于自然界的新陈代谢，就是饥锇！这是一种非常巧妙的看不见血的消灭，故不愧为一代“伟人”，不然何以称为人类社会几千年几万年才出现的“天才”。
沙坪农场的饥饿来得太突然。一天，事务长“赵边花”（据说他的左眼是玩枪走火迸瞎的）突然向我们宣布说：“粮食吃超了标准，从明天起要按国家定量执行。”其实这之前的“超标”也不过是维持生命的半饱，现在按“定量”吃又是吃多少呢？大家没有闹明白，到了第二天早晨一看，才发现摆在坝子里的四个盛包谷糊糊的大黄桶全变成了包谷汤汤。它清澈见底，映树照天，盛在碗里上可见“四海翻腾云水怒”，下可观“五洲震荡风雷激”，倒在石板上狗也追不上，真是名符其实的“快餐”啊！
有个不怕死敢说真话的陈某，原是重庆空压厂的一个技术工人，因对工资不满，常去纠缠厂长书记，“反右”中打成“反社会主义分子”，开除公职送来劳教。现过上这种非人生活更为不满，由不得叫喊出：“这哪是改造人，是活活折腾人，喝這样的水水汤汤怎么去干活？”当场埃了事务长一耳光，晚上全中队立即召开批判斗争大会，说他诬蔑攻击国家粮食政策，继续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是严重的重新犯罪行为。好在那时批判斗争会还讲点文明礼貌，不轻易动手打人捆人，陈也就没吃什么大亏，只要认个错便草草收兵。
批判了批判，斗争了斗争。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天不吃饿得慌。”每天到开饭（应该叫“开水”）时间，盛满苞谷汤的四个大木黄桶，在坝子里一字儿排开，四个大组每组一个黄桶，同学们拿着臉盆（惟怕包谷汤外泄，都将饭碗换成脸盆）依次排成长龙，走到掌勺的大组长面前像乞丐似的举起脸盆，接上一瓢便仓惶离去。但你若要接第二瓢，必须清空碗里的残汤剩水，否则白瞪眼。生命有惊人的适应能力，大家很快训练出一种特殊的吃饭（应叫喝饭）技巧，一不用筷，二不怕烫，三是边走边吹冷气边喝。由此一来，饭场变成战场，四处一遍“呼哧呼哧”吹气声，喝饭声，应了“伟人”千古绝唱：“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当大组長手上鉄勺再舀不上苞谷汤汤时，人们蜂涌而上围着黄桶争抢，有的用手抠，有的用勺刮，有的用指头醮，有的用舌根舔，你挤我我推你，不停地往嘴里送。只见帽子与围脖齐飞，嘴唇共包谷一色，胸襟上汤汤一遍，两只眼不停搜索残粒。谁还有尊严？谁有斯文？餐毕省了洗碗工序，那灵巧的舌头比擦布好用，莫说不会溜掉一颗粮食，就连尘灰般的星点粮沫也逃不过舌尖的搜查席卷。此时，我们才真正懂得了斯大林说过的一句话：“粮食是宝中之宝。”吃这样一点点吊命的粮食，每天却要去完成75平方米的开荒任务，75平方米是多大一遍啊！挖不上几锄头就是一把尿，几把尿一冲肚皮就空空了。这两瓢包谷汤汤怎能支撑热能的付出，填饱肚皮成了每天首要问题。
三、大作家刘盛亚
我们天天盼，夜夜想，何时何日能吃上一顿饱饭？距到了195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还有五六天了，以为到了节日能吃上两碗稠稠的包谷羹羹，以解难熬的肚饿。但没有盼到包谷羹羹，却盼来大批和我们一样饥饿的名人，他们是重庆著名作家刘盛亚、西南美协副主席汪子美、中共重庆宣传部副部长王匡时、西南师范大学讲师、归国学子董时光。其中刘盛亚、董时光竟编入我们一大组。他们是从三根桥中队调来的，据说那里比我们白夹林中队冷，气候更恶劣。
其中刘盛亚先生早在1953年就知其大名，因重庆作协主办的刊物《西南文艺》常发表我的短篇小说，作为作者每期有惠赠刊物。他写的小说《再生记》正猛遭棍子们的狂打，说它是一篇有害的小说，全书充满小资产阶级情调，模糊敌我界限，歪曲阶级斗争，丑化了人民群众形象，违背了毛主席的《气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方针。相关历史资料对他有如下介绍：19岁时留学德国，尔后成为作家。在法西斯猖獗欧洲，中国人还不知什么是法西斯时，他就以一部《在万字旗下》的记实散文向国人叙述善良的人民在法西斯极权专制下的悲惨命运。刚20出头就跻身于罗曼罗兰与斯蒂芬，茨威格等反纳粹作家行列，而且还是中国第一部反法西斯的文学作品。刘盛亚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末登上中国文坛，不仅高举人道主义旗帜，还以襟怀人类文化前景的高起点，有别于那些吟风咏月的文人。他也是当年的海归派人物了，与今日归来的留学生不同，他是在民族危亡的七七事变后，放弃欧洲的优裕生活，同许多爱国的热血青年一起共赴国难。当时欧战尚未开始，抗日烽火刚刚燃遍华北华东。他回国后即被聘为四川大学教授，时年不足二十六岁。迫于战争形势，川大迁往峨眉山，武汉大学迁乐山，他又受聘于武大。中国教育史中年轻教授不少，著名的如梁宗岱先生，他执教西南联大也是27岁，散文家梁遇春先生也是27岁即任北京大学教授。相比之下刘盛亚更属少年俊彦，他既授文学又授德语，还以专长的戏剧授教于省立四川剧校。华北平原失守后，京沪与欧美的精英汇集于四川，留美归来的戏剧家余上沅先生在江安主办国立剧专，今日还健在的电影名导演谢晋即出自此校。五四运动以来即从事话剧运动的熊佛西先生又在郫县主办省立剧校，刘盛亚在此校教授戏剧，与肖锡荃、侯枫这些活跃四川剧坛数十年的名导演共事。后来脱颖而出的青年剧作家刘沧浪就是他的学生。那时，在江安国立剧专执教的吴祖光也很年轻，与刘盛亚共誉为少年天才，吴祖光称北方神童，刘盛亚赞为南方神童。
八年抗战，在重庆也留下刘盛亚的文学与文化活动历史。他的家就在重庆，那时郭沫若在重庆办群益出版社，虽然郭的夫人于立群巳在社里工作，郭沫若却聘刘盛亚任总编辑。后来，中国最著名的民营报纸《新民报》迁重庆，主编此报副刊均是大手笔，如夏衍、聂绀弩、吴祖光等，毛泽东那首《沁园春-雪》便是吴祖光从手抄稿寻来发表的，刘盛亚也有一段时间主编过这家报纸的副刊。1950年以后刘盛亚进了单位，从西南文联再到重庆文联，他的教授、作家、总编辑、主编等职务都没有了，成了专业创作员。凭他不凡的资历、学识修养、业绩与声望，应是重庆文联的招牌作家了，却受到一些自诩为革命作家的歧视与排挤，虽然这类人不过是中学生，他们认为你刘盛亚只不过就是仅仅出国留了一下学，喝了一点海水而已，这岂能和我喝过延水的相比。喝的海水是资产阶级的，喝的延水才是无产阶级的，这就是刘盛亚被这类人打成右派最早的思想定性了（此段材料文字引自曾伯炎先生文章，作者稍作修饰）。
刘盛亚先生和我曽有一面之交，那是1957年5月，他受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之邀，以高级知识分子身份来成都参加“整风鸣放”座谈会。他身着呢料制服，脚蹬发亮皮鞋，满脸红光，风度翩翩，行事矝持，一副大作家派头。想不到十个月后相聚沙坪白夹林中队时，竟一脸晦气，满嘴胡碴，两眼无神，显得有点呆滞。他穿着一身旧棉制服，腰上系着一条皮带，头上戴着一顶毛线帽，胸襟上全是包谷汤汤的残迹。他大约年长我十多岁，是个大块头人，易于激动和坦露感情，但没有什么力气，不能承受担粪施肥等重活。他所在的大组长还算有点良心，专门安排他去守看播种在地里的包谷。他每天戴着斗笠，披着簑衣，手拿一根系有布条的长竿，在地埂上走去走来赶麻雀驱老鸹，嘴里总是不停地吆吼着“鸣鸣——鸣鸣……”远看去就像草扎的稻草人。谁能相信他就是当年反法西斯名震华夏的大作家？
一天，四下无人，他悄声问我：“晓枫，你饿不饿？”我苦苦一笑道：“刘老师，谁不饿啊！可有什么办法呢！”他低低地叹口气，抹去流在嘴上长长的清鼻涕，极其悲观绝望地说：“你年轻扛得出来，我看来会死在这里。晓枫呀！又冷又餓日子真的难过啊！”我道：“你怎么不写信向家里要点吃的东西？”他摇着头，无可明状地说：“这信该怎么写呀？我能说农场吃不饱，这不是又在攻击党和政府吗！”我听后几乎叫起来：“刘老师呀，这是什么时候了，你还顾虑这么多，快向家里写信吧。” 但他没有写，一直没有写，每天就样抱着肚子承受饥饿的煞煎。
我出于同类相怜，一次偷偷将家里寄来的丁点猪油分了一些给他，开初他说什么也不要，在我再三强送下他才收受。他接过猪油，两手激动得发颤，声音近似在哭地说：“晓枫，你送我的不是猪油是救命的血呀！我一辈子不会忘记你。”我不好意思道：“刘老师，我们现在是同经患难的难友，今后回到单位在写作上求你多指教指教。”他一脸迷茫，没一点信心，喃喃道：“不知有没有那一天？”我发现饥饿已夺走了他的人生希望，那颗心已经死了。后来他家里得知一点情况，寄来的两大瓶酵母片，他竟一次把它全部（1000片）吞下，后果可想而知。不久，他一身肿得发亮，快死前急送到农场医院急救，半路上就“脱胎换骨”提前解教“摘帽”了。死后没棺材敛收遗体，也没有属于自已单个儿的坟场，几十个几百个合葬在一起。1979年获得“改正”，生者为他举办追悼会时，多次去沙坪觅寻遗骸，面对大片白骨，难辩谁是亲人？为此，骨灰盒里只好放下他生前写文章所用的那只派克钢笔，伴着他灵魂的安息。
四、比美国面包还好吃
董时光是西南师范学院的讲师，有弟兄三个，大哥董时恒、二哥董时进，他居三，1948年大学毕业后去美国西海岸深造。新中国在北京宣布成立，他受到极大鼓舞热泪盈眶，对共产党顶礼谟拜，经常在学校宣传马列主义和新中国的巨大发展变化，成为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注意对象，视为共产主义狂热分子，1955年被驱除出境。在他和一大批学子取道香港回到北京那天，周恩来总理还亲自到机场迎接，并一一与他们握手言欢。周恩来见着他的第一句话：“董先生，祖国人民欢迎您！我们共产党欢迎您！欢迎您们回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后来他被分配到西师教育系任教。由于所接受不同的教育和理念的不一致，在工作上常和院长党委书记等领导人发生矛盾。1957年“整风鸣放”中，院党委多次邀请他向党提意见，就如何改进教育事业希望他建言。他怀着热爱共产党的激情，把美国先进的教育制度毫无保留地提了出来。接着，《重庆日报》又邀请他将发言写成文章，他毫无顾地写了一大版，中心意思是“教育应由专家学者管理，党委不要干预太多”。为此被定为“极右”分子，学院斗，报上批，但他坚不承认自已有错有罪，甚至说：“我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就不会万里迢迢离开美国回到中国来，美国联邦调查局就不会说我是亲共的危险分子。你们请我提意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现在有罪了，共产党不是出尔反尔吗？要说我有罪，首先是你们有罪！你们西师党委是教唆犯！”他正义直言，铿锵有力的辩解并未逃脱“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的处理，1958年1月和我一来到了沙坪农场。在严酷的饥饿面前，他和许多老右一样也成了一条觅食的“野兽”。
他个子精瘦矮小，鼻梁上架副深度的近视眼镜，身上还穿着质地很好的美式服装，走路老低着头，沉默少言，好像在思考着什么。他也比我长七八岁，劳动上体力不支，但胃口特好。据说他送来劳教时带有不少钱，可很少见他买东西吃，不知是出于节俭还是怕露富，但在抢饭上却又一马当先。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每次吃完饭，他都用指头去刮黄桶里残留下来的星点米浆，要不把洗碗缸里的清水倒去，留下少许带糊状的泔水取来喝下。有一次干警嘲弄地问他：“董时光，仓谷糊糊好吃不？”他冷冷地回答：“好吃极了！比美国面包还好吃。”干警不知这是有力的回击与控诉，反视为取乐的趣头。可耻！可痛！
由于饥饿，由于折磨，由于人与人之间缺少温暖与关怀，似乎大家都变得很恶，成了一条条以食为目的豺狼。在这残酷恶劣的境况下，一些难友竟去偷窃别人随身携带的钱和粮票，或家里寄来的吃食，真叫防不胜防。于是，有钱粮的人将它缝制在衣服中，有吃食的人出工背在身上。董时光也是将所带来的钱缝制在贴身的棉背心里，一夜也被窃去几十元，害得大家相互怀疑了好几天。自此，睡觉时他也把背心穿在身上，免去失窃的危险，但并未免去死亡的厄运。由于饥餓时间太长，肠子变得越来越细。有一天他遇上一位老乡，便将一件上等呢料衣物拿去换了三斤干牛肉，竟一口气吃完，造成肠梗阻致死。悲哉！中国的知识精英啊！谁叫你们要离开“水深火热”的资本主义国家，来到社会主义的“人间天堂”，享受共产特有的“幸福”，不死你死谁？还有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两位兄长董时恒、董时进均是右派，仅比他庆幸一点的是没有死在劳改队而已。我没有饿死在这里，是因为调到“415”劳教筑路支队修铁路去了。
转载于：《人与人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