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文章摘要: 一个承受了二十年右派批斗改造苦难的人，最后成了不是右派，只是当时定性错误，政府竟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 。如果说中国右派在历经二十年苦难后，政府为了收买人心而作出了平反与工作安排的补救的话，那么象钱广德这种被以右派斗争改造二十年，也是耽误二十年的人，最后居然连起码的补偿都得不到，这种批斗苦难有他，而平反右派安排工作的事却将他排除在外了的政策，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是违背天理道义的，然而这却又是千真万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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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王德邦,
最近我接到一份来自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元宝山区一个叫钱广德先生的材料，记录了他自己一生来遭受“右派”迫害的不幸经历，读来让人觉得荒唐，但却又是真实的存在。钱广德先生的不幸遭遇，对于我们更深层地认识中国社会并没有过去的“右派”时代很有帮助。
钱广德先生并不是“右派”，因为他始终都没有得到过真正“右派”的身份，早在1957年中国“反右”席卷全国时，他正上初中，学校在初中生中并没有划“右派”，按理说他应该跟右派无关，然而他却在之后的政治运动中被作为右派来对待，遭受着右派的批斗与歧视。事情经过是到了1958年时，钱广德因为家里穷，上学困难，于是就休学回家。当时公社书记就将他当成右派，说他是被学校开除回来的，就组织社员们对他开批斗会，把他当成地地道道的右派来斗争。其实就算在当时，要弄清钱广德先生是否是右派并不复杂，只要派人到钱广德所在的学校去查问一下，或者发封信、打个电话到学校领导那问一声，应该就可以将事情弄个明白。可是就是这么简单的事，居然就没有做。这肯定是书记觉得没必要做。
为什么批斗一个人，将他定为专政对象就这么的容易？只要公社书记一念之间，说什么那就是什么。至于事实是否真是那样，那似乎不需要去论证。至于当事人怎么辩白，或者旁观者如何议论、猜疑，竟完全不会作为一个公社书记考虑的对象。在这里公社书记事实就是定罪的裁判，他完全不在于谁有没有罪，而在于他愿意定谁有罪，他觉得谁有罪，谁就肯定有罪。于是钱广德先生就被实实在在地当作了右派来斗争，被当地政府与群众当作右派来改造，可以说右派所承受的一切，他基本上都承受了，后来历次政治运动中，他都无可逃避地承担着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中国右派二十年的炼狱生活，钱广德先生都完整地熬过了。
如果说右派批斗是钱广德的不幸的话，那么更不幸的还在之后。承受了二十年右派苦难的钱广德先生，到右派平反时却又成了“非右派”，因为他没有真正右派的身份啊！1978年，中共落实历史问题的政策时，当时全国面临大平反，当时的公社书记(当然已经不是当年把他当右派批斗的书记了)给他落实了平反的请求，发给他“给予平反，消除影响”的通知书。可是面对给予补偿及安排工作时，这就出现了个问题，当年钱广德被当作右派批斗，并因此被耽误学业，失去可能的工作，这一切的灾难与损失都被归结
为当时错误的定性，也即是在当时错把钱广德当成了右派，事实是钱广德并不是右派，这样一来，因为钱广德没有正式的右派身份，全国性右派平反就只局限在纠正当年误认他是右派上，只给他恢复一下名誉，政府出面承认一句“批斗错了”，而右派的一些补偿，恢复工作等改正措施却变成与他无关了，理由就是他不是真正的右派啊！由于中央出台的那些补偿与安排工作都是针对右派而言的，这就出现荒谬之处，右派批斗与改造有他，右派一切的苦难有他，但右派平反政策落实时，却没有了他。面对如此情况，钱广德怎么也想不通，于是他被迫走上了上访之路，经过十几年的上访，直到1990年，当地政府给他的批语还是：“中学生没有右派，钱广德按右派对待是无中生有，文革被批斗的做法是错误的，属冤案。”钱广德不服，至今亦然走在上访的路上，期间多次被抓、被关、被打，但他始终不能接受这个只有一句“冤案”，却毁灭他一生的事实，他誓将冤案追问到底！
其实冤案早就是冤案了，问题是对冤案造成的后果谁该来承担责任？当钱广德要求政府给予右派落实政策的待遇时，各级政府却众口一词：“中央没有政策规定”！也就是说没有对不是右派安排工作的规定。一个承受了二十年右派批斗改造苦难的人，最后成了不是右派，只是当时定性错误，政府竟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 。如果说中国右派在历经二十年苦难后，政府为了收买人心而作出了平反与工作安排的补救的话，那么象钱广德这种被以右派斗争改造二十年，也是耽误二十年的人，最后居然连起码的补偿都得不到，这种批斗苦难有他，而平反右派安排工作的事却将他排除在外了的政策，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是违背天理道义的，然而这却又是千真万确的。面对各级政府的官员们的“义正词严”--政策是针对右派的，而他就不是右派啊，只是被错误地当作了右派来批斗，所以落实右派的政策，当然与他就不相称了。从表面来看，那些官僚的确也不全是推诿，初听似乎也是个理，然而问题是钱广德先生所遭受的不幸究竟是由什么造成的？谁应该对此承担责任？这个产生问题的实质却变得无人去追问。
从钱广德先生不幸的命运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制度的罪恶：在迫害钱广德先生时，一个公社书记就可以随意定他的右派，并且将他批斗改造二十年，这期间不管钱广德如何申辩，如何说明，都没有人会听，而平反时却只是说明当年批错了，要补偿却要中央的文件，要中央有政策。可见这个制度提供给在其中有哪怕丁点权力者足够置人于死地的机会，然而要想纠正一点错误，却需要这个权力的最高层出面。这就说明这个政权具有极端的为恶性，却不具有基本的从善性。一切在这个体制中利用权力为恶的人，都可以肆无忌惮，最后罪恶都可以归结到政治上，而个人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对于被迫害者，最后面对需要讨回的公正时，却根本找不到申诉的地方。这种为恶无处不在，为善却无处可寻的机制，是人类历史上最罪恶的机制。半个多世纪来，这种机制给中华民族造成的灾难可谓罄竹难书！
钱广德是一个承受右派灾难，却得不到右派补偿的人，真是一个比右派更不幸的人！那么中国大地有多少个钱广德这种比右派苦难更苦难，比右派不幸更不幸的人呢？在目前的国情下显然没法统计，但我相信钱广德绝不是唯一，并且以后来保守统计的五十五万右派来论，我虽不能说每个真正的右派就有一个对应的与他一样苦难的假右派，但根据极权政体政治运动扩大化的特点，全国上万的假右派是完全可能存在的。那么对于这些无辜受难的家庭与个人，今天在“反右”五十年之际，作为制造这些不幸与苦难的政府，是否该应该考虑对此作出赔偿呢？
当然对极权政体下的赔偿，我是从来也不寄予希望的，就是万不得已下极权政体做出所谓的平反时，那肯定也是想以一分的付出来换取极权统治十万的利益，否则它是万不会做出一点悔改的。通过钱广德先生的不幸遭遇，使我再一次真切地感到我们所面对的这个体制的罪恶，它完全不负责任的对公民的侵害，实在应该引起任何一个有点良知人士的警惕，并设法将它改变！
2007-5-10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