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07年4月6日，任重/铁流/燕遯符诸右派在北京聚会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周年，与会者首先为死难的右派林昭默哀。已死的右派有几十万，饿死的，病死的，折磨死的，自杀死的，还有被枪毙死的。林昭是被枪毙的！这些被枪毙的右派不是因私刑因武斗因群众被煽动的狂热情绪而杀死，而全然是中共党以法律、公理、正义的名义杀死的；是国家用纳税人的钱豢养的刽子手堂而皇之在大庭广众光天化日之下公开地合法地稳妥地杀死的！
被枪毙的右派远不止一个林昭。笔者最近因编撰《中国右派：1957》一书，阅读了较多的右派文章，得知有许多右派被枪毙。兹捋以录之，附以简况，以见前因后果，以示当今青年，以警当世后人，以吁苍天殷鉴！
黄宗羲，北大哲学系调干生，中共党员，1958年被枪毙。
黄宗羲有八年中共党龄，贫雇农出身，根红苗正。反右时是北大哲学系反右领导小组成员。因反对人身攻击，反对批判右派时动手动脚，被认为立场不稳，同情右派，让其在一间屋里反省。黄因细故与监视者口角继而动手互殴。黄立即被捕，由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右派杀人罪”判处死刑，执行枪决。黄赴刑场前，法院让其见了妻儿。黄对老婆说：“我死后你不要守着，早点找一个人家，好好教育孩子跟着党、跟着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黄的这番话被法院作了记录。
1979年，北大落实政策办公室查看了黄的档案，找了当时监视者了解情况，证实了他俩确是因为一件小事口角打起来的，那位同学脸上只是被划破了一道小口子。北大对黄宗羲的平反措施是：给了他的儿子2000元钱。
顾文选，北大西语系学生，1970年3月5日被枪毙。
顾文选原在杭州市公安局工作，1954年反胡风运动时因亲见株连无辜诸残忍内幕而不平，也被打成反革命，并受到严刑拷打。1957年鸣放整风时顾文选在北大对此作了披露控诉，被打成右派，且判刑五年，刑满留场。1970年3月5日被枪毙，罪名是叛国投敌——逃跑到了北朝鲜后引渡回国。
张锡琨，北大化学系学生，1976年底或1977初被枪毙。
张锡琨在1957年鸣放整风时贴出“卫道者逻辑大纲”大字报，被打成右派送北京团河农场劳动教养；1969年被遣送到四川继续劳教；1976年，被以“企图组织逃跑”的罪名判死刑枪毙了；遗体由其妹掩埋在当地。张至今未平反。1980年张妹曾要求为兄平反，劳教队的干部不答应。张遗有一女，随母改嫁改姓。
张锡琨为之送命的大字报附下：
卫道者的逻辑大纲
1.党的错误是个别情况，对它批评就是反对全党；
2. 民主自由是党的恩赐，再要索取就是煽动闹事；
3. 歌颂逢迎是一等品德，揭发错误就是否定一切；
4. 万事保密是警惕性高，揭露神话就是诽谤造谣；
5. 盲目服从是思想单纯，若加思考就是立场不稳；
6. 政治必修是制度原则，若加考虑就是反对马列；
7. 国家制度是早已完善，再加指责就是阴谋造反；
8. 政治等级是统治杠杆，取消等级就是制造混乱；
9. 苏联一切是尽管搬用，谁说教条就是挑拨苏中；
10. "三害思想"是也合人情，谁若过敏就是别有用心。
陆鲁山，北京农机学院学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0年被处以“劳教”，1970年在南京被以“企图偷越国境，煽动知青回城”的罪名枪毙。
中央党校右派杜高如是回忆陆鲁山：
“一九六一年冬天，我们在清河农场的一个叫“584”的分场劳动，每到接待亲人的日子，总可以看见一个戴红围巾的姑娘从远处走来。那年冬天雪下得很大，姑娘的红围巾在雪地里显得格外耀眼。这是陆鲁山的恋人，北京一个工厂的女工。陆鲁山戴上右派帽子后下放到工厂劳动，这位姑娘爱上了他，劳动教养后，陆鲁山多次提出同她断绝来往，姑娘坚决不同意，以身相许，等待他早日自由。每到探视日，她从北京一早坐车赶到茶淀农场，带着自己省下的粮食，辛辛苦苦走几十里路来看他。因为没有人来看我，我只能站在监舍门口远远望着那些从北京来的家属们的身影，也就没有机会看清这位姑娘的面容，但我想她一定是非常美丽的。姑娘的故事强烈地感动着我们这些被社会鄙弃的右派分子们的心。”
姚祖彝，外贸部英文翻译，1957年被打成右派，处以“劳教”，1970年在南京被以“企图偷越国境，煽动知青回城”的罪名枪毙。
中央党校右派杜高如是回忆姚祖彝：
“在当时的右派队里，他算得上是一个衣着最整洁的人。他穿一套工作服，套着一双长统雨靴，每天把粪挑到菜田去。姚祖彝沉默寡言，同组里任何人都不交谈，厕所打扫完了就独自靠在地铺上看书。有一天上午，风和日丽，大队出工了，院子里很安静。我到院子里晒太阳，看见他把粪桶冲洗干净了，靠在墙边上休息，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本很小的书看起来，我走过去问他看什么书，他把书递给我看，是英文袖珍本《傲慢与偏见》。我们愉快地谈起这本小说，我这才知道他是一九四八年燕京大学英语系的毕业生，他的姐妹都在香港。我们同在一个组约半年，交谈仅仅这一次。他因为遵守纪律改造表现好，不久便解除劳教，离开右派队，调到职工队去了。我同他也就再没有见过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