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红转自网易新闻
毕诗成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是个扯不清楚的命题。就像在中国，究竟是先有法治途径失效，才导致老百姓热衷信访找领导批示，还是先有领导过多批示，刺激了上访渠道的拥堵这样一个很难辨清的命题。
近日，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指出：如今人们解决纠纷是“信访不信法”，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现在往往是领导的级别越高、批示越明确，解决问题就越快。这使得信访群众“一窝蜂”涌向党委、政府寻求“直通车”。所以，他建议，领导干部要减少批示，这样有利于减少上访。（3月28日《广州日报》）
马怀德的说法绝非偶然，现在的官场和法学界对信访本身的质疑相当普遍，从法理上批评者有之，从道德上否定者有之。
这种纠结，契合了当前中国的现实困境。不过，只有法学家看到了这一点，政府就没看到吗？显然不是。温家宝总理在同中国政法大学学生座谈的时候，有过一个很清醒的认识：“所谓上访，它所体现的不是法律的程序，还是寄托在人，寄托在领导人的批示，应该说在某种意义上还带有人治的封建色彩。在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应该依靠法，应该依据法律来解决这些问题。”
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还不能从上往下彻底取消信访制度，为“法治”让路呢？显然，正是因为总理也看到了“实然”的一面：中国社会正处在经济迅速发展和社会体制转轨过程中，各类社会矛盾与冲突非常突出，可法治建设还常常乏善可陈，如果连这个表达诉求的通道也不给，只能是加剧矛盾，让老百姓更加失望，甚至产生社会动荡。没有人会说领导批示里的“清官意识”好，但当下社会却有着现实的需要。
批评法学家无视现实？被法学家批评背离法治？陷入相互指责是没有意义的，只会搞得鸡同鸭讲，各说各话。破题之道，应该是遵循“转型期建房子理论”———新房子没建好，不要一下子把旧房子完全扒掉，那样会导致大批人无家可归。因为新房子建好了，旧房子里的人自然会选择到新房子里去；法治途径没搞好（大概一半信访是涉及到司法问题的），也不要奢望一下子取消信访，让所有的领导批示都背负上道德压力，因为，作为法治失范的补充，没有它兜底，人民更容易丧失对正义的期望。
当然，法学家的焦虑也可以理解：信访越管用，越能“一纸批示解决问题”，它对人们的吸引力就会越强，“信访不信法”的人就会越多，会不会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倒退呢？化解之道，应该是一边盖新房子，一边“修补旧房子”———对现有信访制度加强完善，先让信访制度步入法治通道。
不过，由于“权”的膨胀无法完全避免，因而，官员的批示有可能有利于正义，也有可能戕害正义。与那些解决问题的“好批示”相比，那些写条子、打招呼、搞暗示的“坏批示”就更可怕。好与坏，靠什么保障？重要的是，信访也好，批示也好，必须要把矛盾“督促”进入到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轨道上来，而不是权代替法、权大于法，直接写几个字就号令天下。
这里有价值观，这里也有方法论。比较可行的建议，一是通过制度设计，将合理的信访问题司法化处理，将属于司法管辖范围内的信访事件转入司法领域（当然不是踢皮球转到被告人手里）；二是将官员在信访问题上的表现、失职、不作为等，也列入信访人可以进行行政诉讼的范畴之内；三是呼吁增加领导批示的自觉性，应像近几年中央领导的批示那样，多做一些督促性、指导性批示，而不是把自己视为可以生杀予夺的“包青天”，动辄吆五喝六，指挥一切。当然，这种“信访法治化”，绝不等于要制造弯路，更不能成为某些地方官员推卸责任、拖访截访的挡箭牌。法治怎么比人治更有效率，则需要仰仗不断的制度创新与监督完善。
完全依法而治的蓝图当然好，但不能是画饼充饥，让老百姓望梅止渴；清官意识当然坏，但只要你管用，老百姓就会当成救命稻草，也不必把它说得太不堪。所以，“信访不信法”是一个纠结性命题，轻易否定哪一边都显得轻飘飘。从现实需求的角度，不管“信”什么，要害是老百姓要有东西可信———法治搞好了，老百姓就会信法；法治搞不好，老百姓就会信访。信访不信法，正是法治失范下的蛋———不要试图在口头上说清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当务之急是管好鸡、看好蛋，避免鸡飞蛋打一场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