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作者:姚晓衡
1957 年七月我对毛党的干部提升政策（指余XX、杨XX...等党员），一面倒‘倒向苏联’的政策，一面倒‘学俄文’的政策，大干部特权现象：例如当时不少大干部进口美国顺风牌（Plymouth）小轿车驰奔于上海市区...写了提意见的大字报；我又对该年的匈牙利事变在会上表示同情...毛党份子记了帐。后来1958 年我在昆山农村治疗血吸虫病时，毛党对我们进行“反右整风交心补课”，抛出这些搜集好的黑材料，把我打成右派，使亲者痛，仇者快。 (博讯 boxun.com)
这暑假，鉴于我留二医教学医院工作，妻在南大陈嘉教授和复旦杨其琛教授的点头同意下被调回毕业母校复旦大学英文系担任助教。我们以为从此我们就可以不再分居，可以过正常的夫妻生活。
可是十一月毛泽东又翻云覆雨，提出干部下乡劳动锻炼。医院选择了外科主治医师安XX（齐鲁大学医科毕业，在抗日时期曾在内地做过美军翻译）、放射科第一年住院医师黄XX（基督教家庭出身）和我被编入干部下乡劳动锻炼队伍，我不得不与妻分离。动员时党头头答应一个月回家一次，事实上后来治疗血吸虫病时只能二 --- 三月回家一次。共产党的说话会变的，不算数的，这叫“辨（变）证（正）法”。根据共产党的需要而向人民“真正”承诺，继而变来变去，不讲信用，欺人自欺，欺骗人民，欺骗国际。
我们到了浦东洋泾镇住于贫农家中并包伙食，每天在田地中锄地、挑粪、挖沟，推泥车、推粪车...一切学术的知识，医疗技术全部置诸脑后。每夜六时在老农家里吃完一大碗稀饭就回到我们三人睡的一个十平方公尺的、暂时腾空的小仓库，一张大床实际上是堆杂货的平台，占了房间的一半，三个大人挤在一张平台上默默地休息和入睡。一整夜每人都要出门数次，站在孤零零小仓库门口，对着周围空地，顶?西北冷风溺尿。 从来没有出过门的黄XX不住地叫：“吃不消呀！”后来他偷偷地买了一点面包，晚上八时吃几口。那个历史阶段，共党有规定，下乡是锻炼，要与贫下中农三同（同吃、同住和同劳动），绝对不许发怨言，不许说肚子饿，这意味着诬蔑农民不给我们吃饱。黄不断地向我们幽默地解释说：“我们体内水份太多，面包好像吸墨水纸能吸收水份，减少半夜出去喝西北风”。安XX通情达理地同意黄的看法，因此我们都弄来面包解救我们的半夜困难。
次年 1958 年毛泽东搞大跃进（实际是大倒退），同时开展“彻底”消灭日本住血吸虫病运动。华东卫生部于是把我们由浦东调往昆山乡下千墩镇；二医也增加了一大批医生和护士，诸如明XX（1949年以前曾在三民主义青年团担任过职务，又在震旦大学被当选为学生会主席）、陆XX、螘国钧、苏XX、宋XX、匡XX、樊XX、程XX、俞XX、徐XX、周XX、唐XX、李XX、余XX、戎XX、印XX...等。起初大家按照书本规定，对病人负责，动员农民集中在一起，我们脚踏实地用二十天疗法慎重地治疗病人；我与农民张XX、李XX...等还交上朋友。
到了三、四月份，毛泽东假惺惺地说血吸虫病不消灭，他就睡不着觉，要一年全国国内彻底消灭血吸虫病，他就可以向国际上吹牛。我被分配到坞家泾为组长，带领苏XX、蔡X、唐XX，和化验员刘XX等独立展开工作，实际上党员蔡某主管一切。于是几个医疗界负责人跟?吹牛皮，把什么三天疗法、一天疗法、四小时疗法、一小时疗法...等突击治疗全面铺开。我们又分成三 ---- 五人小组到昆山的不同治疗点，如杨湘、陈幕、孤岛金家庄。金家庄是淀山湖中央的一个小岛，在 1949年以前原是水寇盘踞的地方，苏州、吴江、昆山、青浦...都管一部份但也都管不了。这时患血吸虫病的大多是他们的后裔。我们坐在帆船上漂荡在淀山湖搬家或看访病人的时候才有一点乐趣。我独唱着‘我的祖国’：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明媚的阳光。好山好水好地方，条条大路都宽畅。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他的有猎枪。....”
我们每组由管一个村庄发展为管数个村庄，农民于白天剧烈劳动后再在黄昏或晚间走来治疗点接受打针。我们于三到五天内突击打完有毒的静脉锑剂(酒石酸锑钾)，然后就立刻转移到另一治疗点。我们在炎热的天气下，日日夜夜为农民静脉注射有毒的、有刺激性的锑剂。为了完成数字任务我们睡觉很少，我们一面听心脏、一面推药水入血管，一面打瞌睡。病人的锑剂严重反应有突然心跳停止死亡，中毒性肝炎全身黄疸神志昏迷而死亡的可能...但是我们治疗小组转移了，把这些有不良反应病人 交给村子里的血防卫生员(大都是有小学程度的青年农民，稍加训练)去处理，严重者再转镇卫生院或再转县医院。共产党的作风就是这样：只要完成数量的指标，就能向上级汇报成绩，就是“胜利”，就算是百分之百的“治疗了”血吸虫病，（而不是“治好了”病人）。为的是让毛泽东睡好觉，而不是真正地、彻底地消灭血吸虫病为广大农民造福。所以，没有过上几年，血吸虫病人又多起来了，又要住医院，我们又被派往乡下去治疗血吸虫病。毛泽东也就这样训练广大党员和干部，包括医疗人员，不实事求是，而好大喜功，谎报成绩，争取入党以升官升薪。
恶毒的是毛泽东不顾历史背景、地理环境、物资条件...等客观因素，他同时疯狂地煽动人民进行大跃进和农村合并，美其名为人民公社化，到处都贴满了我国十五年赶上英国，苏联二十年赶上美国的大标语；全农村免费放开肚皮吃（败家子行为，导致三年“自然灾害”----- 实际上是毛一手造成的灾害）；而且全民大炼钢铁，把一切含有钢或铁的建筑、家具、设备...都毁坏、拆除、以“炼”钢铁，为的是达到一年生产一千万吨钢，而向国际上吹牛屁。他怕有反对者，又进行整风反右的交心补课。在昆山乡下人人自危，于是二医下乡党领导李XX借代表二医党委之名，策划阴计阳谋把矛头指向我。善良、无知和坦率的我，在交心时像宗教的忏悔似的在几张小稿纸上写出了我心中经常想的必然真理，交给他们：
1．我希望毛泽东早点离世，那么周总理就会领导中国走上南斯拉夫铁托的国际中间路线道路，不至于走极端。 2. ? 突击治疗血吸虫病时，不顾农民死活，搞虚报成绩说大话，向国际上吹牛，这是不正确的。这两点尖锐地刺中了毛泽东及其狂热跟随者的痛处，他们叫我在大组会上向大家读出我的交代.他们气急败坏，疯狂地到处贴满了大字报和小字报批判我、嘲笑我 ...；又颠倒黑白和气势汹汹地开大会小会威吓我、辱骂我，斗争我...。欲加以罪， 何患无词。他们最后无路可走，而把我打成右派以凑满右派的百分数，再向上级交帐表功；他们就这样踏?我的脊背升官加薪。
鲁迅当年在世没有预见到，在他逝世后，毛贼东领导的一些极左的共产党员们借所谓反右运动，疯狂地坑害知识份子；但这正应验了他的一句名言：“说必然的反遭毒打，说虚谎的反得好报。”
是年 1958 年十月在他门给我加封补戴右派冠冕后，匡XX有功立即入了党，他们的疯狂行为总算平静下来。他们无法无天地剥夺我的医生工作天职，我只能在化验小组洗刷做虫卵化验的粪便瓶。我没有疯狂，我不会灭亡，我忍受?一切。只有化验师闻XX才敢和我说些知心话，给我一些安慰、劝勉和鼓励。明XX悄悄地对我说：“姚，你太老实了，你不应该对他们这样说。”不过他在十月份就提前回了上海。
十二月，大批突击治疗血吸虫运动暂时结束，我们被调回上海。我回到二医后再赴新建造的新华医院报到。 1959 年元旦，史泽亭院长和曲靖开总支书记欢迎血防医疗队回医院工作。内科党支部书记钱贻简告诉我说，我的右派性质属于敌我矛盾，但做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因此仍可以做医生工作，但要在每次内科开会前后整理会议室，每天我下班前要打扫会议室，要人们看见我在劳动改造的羞辱，并且每月要写一份思想汇报上交。
既然回到上海，慧玲和我为了独立，带上两个孩子由她父母家中搬家到淮海西路淮海别墅居住，我们这个小家庭开始独立生活。那时我每月 68 元，她每月 63 元，（当时的汇率官价大约是一美元兑人民币一元七角）物价还稳定，房租每月九元，我们生活还算中上等。我们还能有一个全日保姆一月十三元管吃管住和带两个孩子，我们二人可安心工作。谁料道过了两个月晴天霹雳，人事科党员科长曹禄洪通知我说上海市委决定取消我的工资待遇，只给我每月 28 元生活费。我们几乎发了疯，共产党太毒辣、太欺侮人了，太没有人道了。我们只能紧缩开支，慧玲不时地要变卖她的一些银器嫁妆和较值钱的衣物以维持生活，她开始偷偷地流眼泪。当我们心中充满快乐没有悲伤时，由1952到1958年我们却一直过分居生活；当我们工作稳定，居住在一起过正常夫妻生活时，心中却受到悲伤的重压，经济受到挫折，我们是多么无辜的不幸啊。这是谁带给我们的灾祸昵？是毛泽东、毛的错误疯狂的反历史的政策和他的丧心病狂的追随者们。
我没有写信告诉父母以免他们心碎。我知道他们为了兄长被打成反革命而送往川西高原劳动改造之事已伤心透顶了。他们也为此与丁玲和杨尚昆(他们是父亲在抗日战争中认识的朋友)联系,但杨和丁均是彭德怀司令的部下；彭大元帅自己因为向毛法西斯大独裁者上了为民请愿的著名的“万言书”已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而被关进冷宫软禁。他的忠心耿耿的老下属丁、杨等人日子也不好过。“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何况丁玲已被打成右派，杨尚昆下落不明，当然更谈不上帮父亲什么忙。我由圣约翰大学做学生时开始即给培衡兄每月寄五元，到我有工资收入后每月增加到寄给他十五元，此时此刻我也竟不得不中断支援在川西高原受苦受难的兄长。 【未完】
－－原载：《右派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