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玉珠转自：博讯网 叶企孙教授（1898年7月16日 — 1977年1月13日），上海人，原名鸿眷，号企孙。他于1918年毕业于专门培养留学美国学生的清华学堂，同年考入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学习。1920年，他以优异成绩获得该校物理学学士学位，转入哈佛大学攻读实验物理学的博士学位；他的导师是后来曾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布里奇曼。1921年，他与导师合作著的专业论文《用射线方法重新测定普朗克常数》，震惊国际科学界，使他成为中国第一个在西方为国争光的学者，时年23岁。1922年，叶企孙的论文《流体精压对铁、钴、镍磁导率的影响》，再次受到注目，当时他的研究已经影响到欧美的物理学界。
叶企孙学成于1924年回国后，怀着“科学救国”的一片热忱，为了培养更多的科学人才，选择了从事高等教育的道路。他先任教于东南大学，翌年应邀北上到母校清华大学执教。不久，受校长梅贻琦之委托，筹建大学的物理系和理学院。他千方百计延揽师资，网罗名士。如熊庆来、张子高、萨本栋、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吴有训等，都是知名有成的学者。 在他教导和栽培下先后从理学院物理系出身的王淦昌、赵九章、彭桓武、钱三强、王大珩、陈芳允、周光召、邓稼先、朱光亚、钱学森、钱伟长、李政道、杨振宁等；以及由其他系科毕业的许宝禄、段学复、陈省身、华罗庚、袁翰青、江德熙、翁文波、杨遵仪等，都是成就卓著的科学家。其中有不少科技专家直接、间接对中国能够制造原子弹、氢弹，发射人造卫星，以及在航太事业等高科技领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然而，一贯“不问政治”，只求以培养人才，发展科技，振兴中国，1949年情愿留下来，不跟随国府撤退到台湾的叶企孙教授，却因为牵连到他的得意门生熊大缜在抗战期间的一宗无辜冤案，他曾多次奔走要求调查“平反”，在“文革”之初的1967年6月间便作为“反革命分子”，被北京大学红卫兵揪斗、抄家、关押、停发工资，送进“黑帮劳改队”，受尽人格侮辱和皮肉之苦的非人遭遇。
1968年4月，“中央军委办公厅”又正式逮捕叶企孙教授，关进监狱进行“逼供信”，要他多次写“笔供”，承认自己是“国民党CC系（按：即陈果夫、陈立夫领导的“中央统计局”，简称“中统”）在清华大学的核心人物；承认当年亲自介绍熊大缜加入CC系，派遣他打入冀中军区开展“敌特活动”。在威逼胁迫之下，他不得不违心地在“交代材料”上写道：“熊大缜到了今天，我对他影响很大，我教了他科学，没有对他进行人格教育，我没有尽到教育责任。”“熊之被镇压，吾认为他是确有应得之罪。”
专政机关虽然实施“逼供信”的狠毒手段，连续八次提审讯问叶教授，逼他自己“屈打成招”，但是经过派出专案人员多次反复“内查外调”，查不出什么真凭实据，连“蛛丝马迹”都找不到。当局只得扣上“中统特务嫌疑”的“莫须有”罪名，在把他老人家折磨监禁一年多以后，便送回北大，名曰“释放”，实际上继续关押在保密的简陋斗室内“隔离审查”，严密封锁，与外面完全隔绝。直到1975年，才解除变相监禁的“隔离审查”，并在1976年的春节，允许他的老同事、老朋友和老学生陈岱孙、吴有训、王竹溪、钱伟长等人士，来北大探望造访。大家看到叶教授经过炼狱岁月的长期摧残，过早衰老憔悴，腰都直不起来，彼此见面，恍如隔世，悲感万千。而此时，北大有关当局对他的结论仍然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1977年农历暮冬一个寒冷的日子，近代中国科学事业的主要奠基人、一代宗师叶企孙教授，终于含冤离开人世。他走得那样凄凉孤苦，头上还戴着一顶“特嫌”的大帽子。公理何在，呜呼痛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