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涛转自博讯网
许家屯是曾任中共港澳工作委员会书记、中顾委委员、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1990年出走美国，遭中共保守派对其卖国的指控。1989年大陆发生六四学潮，许家屯默许当时中国政府的驻港机构支持学运。赵紫阳由于其在六四中的态度遭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元老罢黜，当时还未出走美国的许家屯听到消息后立刻带给赵紫阳两句话。许家屯到底说了什么？本文摘自《许家屯香港回忆录》，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三日，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学生们开始绝食了，连续几天，加上国内外媒体的连续报导、渲染，学生绝食的形势越来越紧张，有的学生甚至宣布开始绝水。
我专门打电话给赵紫阳、杨尚昆，建议处理学生绝食活动，不能再拖延了，是否准备几百辆大客车，腾出医院，动员医生、护士和一部分工作人员，都穿上白大褂，在拂晓时，几个人扶一个或抬一个，把绝食学生强制送往医院，再封锁天安门广场，进行对话活动。我担心如果有学生因绝食而死亡，矛盾就会进一步激化。他们两人在电话中都讲这是好主意。但后来我等来等去，始终没有看到行动。大概他们那时也无能为力了。
五月十五日，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戈巴契夫）访华，十六日上午，邓小平会见戈氏时讲：“今晚你还要同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见面，这将标志着中苏两党关系实现正常化。”但到了晚上，赵紫阳却对戈氏讲：“你今天上午同邓小平同志的高级会晤，是你中国之行的高潮，我想这样说，你同他实行了高级会晤，就意味着我们两党关系的恢复，我们两党关系实现了正常化，所以，我们两党实现正常化不是现在，而是上午。”接着赵紫阳又讲：“十三届一中全会有一个正式决定，就是遇到最重要的问题，仍需要邓小平掌舵。”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条消息，就对几位副社长讲，这个话讲糟了，他讲这个话也许是好意，但这个时候讲这个话，邓小平要起误解的。
果然，北京传来消息，中央常委开会，邓小平不同意改变对学生运动的定性，赵紫阳辞职了。但十九日凌晨，赵紫阳仍去广场看望绝食学生。后来知道，十八日晚上政治局开会，一直开到凌晨，否定了赵紫阳处理学运的意见，赵在会后即去广场看望学生，含着泪讲，希望学生停止绝食，爱惜身体，并讲他去晚了，对不起同学们。
我在香港知道赵紫阳去天安门广场看望学生的消息后，因为新华社大楼门前也有日夜静坐、绝食的香港学生，我就决定也去看望他们。
在现场，有记者问我对学生运动的看法，我讲，我完全同意赵紫阳总书记的看法。
当天晚上（五月十九日），李鹏板着面孔宣布北京市戒严。
五月廿二日，中央来电报，要我立即去北京。我估计是关于中央改组的事，即于廿三日到北京。在机场接我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神色迥异于往常，很紧张。他告诉我，北京市公安警察已不能执行任务，市面上由工人、学生、居民沿途设卡，查询行人车辆，遇到政府、军队车辆，随时有被扣留的可能。因此，现在党、政、军、机关用车，车牌一律都换用一般市用车牌。我们从飞机场去住处，为免麻烦，须绕道而行。这位副主任还告诉我，中央已将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调来，来时为免麻烦，下飞机后伪装称是医生。我问他，中央调江泽民来干什么？他回答说，“不清楚”，只听说已接管胡启立主管的宣传工作。我因赵紫阳没有参加十九日的党政军干部会议，心里已有准备，也就不再询问了。但我没有想到，江泽民会任总书记。
廿五日，杨尚昆在中南海毛泽东的游泳池一间休息房里见我。当时，他们把北京市的情况估计得很严重，许多负责人都搬了家。杨尚昆、李鹏搬进了中南海，他们比邻而居，一个住毛泽东的游泳池，一个住池旁毛泽东逝世时的住宅。在我等待他们召见时，我已经知道，此行是属于中央“打招呼”性质，全国不少省、市负责人大多已来过北京，我属于最后几个人，至于打的什么“招呼”，不用讲，也已猜出八、九分了。
杨尚昆没有和我讲到五月四日两人谈过的话题。一见面，就解释：“常委决定，因为我和你及几个人熟悉（杨尚昆没有讲是哪几个），要我出面谈话。”又说：“经常委决定，赵紫阳已停职。小平同志讲，已经没有路可退了，才采取戒严，动用解放军平息动乱。希望你理解，支持中央的决定。”
我当时十分难受，一时讲不出话来。半晌才讲：“动用解放军，千万不要流血啊！”杨尚昆当即表示：“不会的，不会的。”并说：“几位老帅，徐帅聂帅，也是这样意见。他们也向中央提了这样的意见。”又重复了一句：“不会的。”我便问：“谁当总书记？”杨尚昆回答：“还没有决定。”随即又补充说：“中央还没有来得及考虑。”我立即郑重地向杨尚昆说：“不能让李鹏当啊！”杨也肯定地回答：“不会的。”
在这样的问答过程中，我激动地流泪了。
杨尚昆又问了一些香港支援北京学运，以及驻港中方机构的情况，会见约二十分钟后，他说还有事要处理，要我去见李鹏：“你去和他谈谈香港经济方面的情况。”我想，是不是我刚才提过对李鹏的意见，他让我去见李鹏，缓和我和李鹏的关系？
我辞别杨尚昆即去见李鹏。李的秘书说李去国务院开会，要我坐一会，他通知李鹏马上回来。我在会客室方坐下，李鹏的老婆朱琳出现，和我打招呼，说：“你们在香港辛苦了。”摆出一副大首长架式，我反感地苦笑以答。坐下后，朱琳立即夸耀起她的丈夫：“我家老李，坚持正气，不怕人家反对，这阵子很不容易啊！”又说：“学生闹得那么凶，赵紫阳还去打他的高尔夫······。”唠唠叨叨，不可一世的乞丐。我百感交集，和她一句话也没有说，沉默以对，她只好没趣而退。
李鹏一出现，还未坐下，便责问：“《文汇》、《大公》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我直接回答：“这是受天安门影响。”没有再作解答。他大概也有所感觉，当时也不好对我怎么样，转而以缓和语气询问香港情况，我便叙述了香港市民激烈支援天安门学生运动的情况。李鹏听后，要我与港英政府交涉，让港英政府出面，对运动进行限制。他又提出，要查明《文汇报》、《大公报》事件，严肃处理。我当即向李鹏表示，“香港情况同内地不一样，处理方法也要有所不同。”又顶回去了。李鹏听后，怏怏不快，再也没有表示意见。我没有再按照杨尚昆的要求，向他谈香港的经济情况，我只是再一次向他提了关于海南洋浦特区的开发问题。前文已述，我这是受海南省委书记许士杰之托，再一次希望说服李鹏能尽快批准海南省委的报告，李鹏也重复了他按项目批土地的一套，推托过去。这是我和李鹏最后一次单独谈话，话不投机，不足半小时，我就告辞了。
在北京宣布学生运动为动乱以后，姬鹏飞两次让秘书打电话给我，向我“建议”（他大概知道我对运动的倾向），处理香港有关学运的事务按李鹏决定的三条指示：一、北京的学生运动是一次动乱；二、对机关干部和工人要进行正面教育，不参加支持学生的街头活动，一发现情况，就要严格说服和制止；三、要坚持工作，坚持生产。
我们港澳工委讨论后决定：李鹏三条照传达，但是，如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自己的看法，但还要按照三条执行。事实上，这是对这三条有保留的做法。与杨尚昆谈话后，我回到香港，在工委会上传达了杨尚昆的讲话，并在机关重申了李鹏的三条意见。但大家并未因此对北京学生运动和香港群众运动，改变看法。
六月三日晚上十一点多钟，《文汇报》副社长陈伯坚打电话告诉我：“北京开枪了！”因为他家就住在北京木樨地，那里是北京首先开枪的地点。
从六月三日晚上起，三、四、五，连续三天三夜，我没有睡觉，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困了就躺在沙发上。这些时日来，我面前放了两台电视机、一台收音机。电视每半小时播一次北京情况，电台每十五分钟播一次北京新闻，实际上是连续二十四小时在播送北京的情况，以及香港和外界的反应。没有言语能够叙述我当时心情的矛盾和激愤。我想，共产党变了，北京那些所谓的共产党人变了，他们怎么能够站到人民群众的对立面去呢？我下决心要退休了，不干了。我想，我在香港还有一个善后的问题，不能因我走，使香港一些机关干部受连累；另外，我想做些安排，以便退休前后，尽可能为香港的一国两制做些实际的和研究的工作。我相信，某些共产党员不行了，并不等于共产党就垮了，将来共产主义还是会实现的。
中共中央宣布撤销赵紫阳的职务，由江泽民继任总书记之后，我立即请人带给赵紫阳两句话，一句是“公道自在人心”，第二句是“保持身体健康”。带信的人回复我，赵听后讲了两个字：“谢谢！”我想，历史上坚持真理的人，往往要受些委屈；但是，是非曲直，历史终会还予他们公道，人民不会忘记他们，真理是不会被泯灭的。
来源：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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